本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本文将井冈山大道、吉州大道沿线区域作为吉安市城区代表，樟山镇及其下辖的行政村作为吉安市农村代表，以调查区域内的各类语言标志、语言标志制作者和阅读者为研究对象，结合场所符号学理论、语言景观的社会学构建原则和语言景观的三维分析模型对吉安市城乡语言景观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吉安市位于江西省中西部，古称庐陵、吉州。历史上的吉安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民风淳朴，素有“江南望郡”之称。近代，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吉安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锻造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革命老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局面。截止到2022年，作为革命老区的吉安，城镇化率为54.07%，低于同年全国65.22%的城镇化率，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目前吉安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城乡之间联系还不够紧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空间格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城市不断地扩张、乡镇地区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城乡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语言问题也在不断地凸显。
城市与村镇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语言等方式表现出来。在语言这类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的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 Bourhis，1997）”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语言景观研究是了解一个地区语言生态的有效途径（尚国文、赵守辉，2014b）。《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指出要“研究当前社会各领域、各地域、各群体地语言文字状况和特点，推动语言应用和语言规划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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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语言景观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语言景观被正式确定为社会语言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始于国外，随后被国内学者引入。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已成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热门话题，在语言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与符号学、地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相结合，取得了很多成果。
1.2.1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现状
徐茗（2017）提到，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早期萌芽阶段（1997年之前）、中期理论探索阶段（1997-2007年）和近期迅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国外语言景观的研究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比如 Rosenbaum 等人（1977）报告了最早的语言景观研究之一，他们分析了西耶路撒冷的Keren Kayemet街上的语言符号，主要研究了英语的传播，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罗马文字在私人标志中比在公共标志中更常见。Monnier（1989）发现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地政府法律对公共领域语言标志的使用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语言景观的概念还没有被提出，研究的对象大多为语言标牌本体，研究理论和方法也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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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吉安市城乡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比较分析
2.1 吉安市城乡语言景观概况
语言标牌一般可分成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前者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 top-down signs) ，是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牌、楼牌等，而后者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 bottom-up signs) ，是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牌、广告牌、海报等（尚国文、赵守辉，2014b）。这两类标牌分别构成一个地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
2022年8月期间，我们使用数码相机分五次对调查区域的语言景观进行拍摄，在城乡地区共拍摄了照片近两千二百张。在对语言景观语料进行统计时，我们采用Backhaus（2006）的分析方法，即每一个语言实体无论其大小，在统计时都应算作一个标牌。这个区分标准是从物理范畴界定的，而不是语义范畴。一个地区的语言景观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标志构成的，尽管它们所处的位置、尺寸大小、材料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例如横置于店铺上方的招牌和竖立在草坪上的公益标牌，但它们都是存在于真实公共空间当中的语言标志。除去样式单一的垃圾桶、门牌和难以分辨的店铺橱窗上的各种信息外，我们将调查区域可视范围内的所有标牌、标语都统计在内，包括内容重复但位于不同载体上的语言标牌、标语，没有文字内容的标牌不在统计范围内，共得到有效语言标志31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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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乡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类型和置放比较
2.2.1 类型分布比较
根据语言标志用途和功能的不同，Spolsky & Cooper（1991）认为可以将标牌分为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建筑名、信息牌、纪念牌、物品名牌以及涂鸦等类型。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将搜集到的城乡官方语言标志按其图文内容及其功能作用分为指称类、指示类、警示类、公告公示类、宣传类、公益类等六种类型。
从具体的用途和功能来看，指称类语言标志主要是陈述某个地点或事物的名称，包括各市政机构办公地点、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等。
指示类语言标志是对交通道路、市政机构位置、各类公共设施、建筑等所在的方位和地点进行指示和引导。
警示类语言标志在城乡地区出现的都比较少，但是村镇地区的警示类语言标志出现的频率要明显高于城市地区。根据调查，城市地区的警示类标志大多和交通有关，例如：“禁止逆行，违者抓拍”“园区内禁止机动车入内”等，少部分和生活安全相关，如“施工围栏，严禁攀爬，违者后果自负”。而村镇地区的警示类语言标志大都涉及到农业生产和人身安全问题，例如：“禁止焚烧秸秆，加强综合利用”“高压危险 禁止钓鱼”等。这表明城区和村镇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方式存在差异，村镇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有较多的水体、农田、森林，需要较多的警示标志提醒村镇居民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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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吉安市城乡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比较分析......................... 34
3.1 城乡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类型和置放比较.................... 34
3.1.1 类型分布比较......................... 34
3.1.2 置放情况比较............................... 38
第四章 城乡语言景观制作者、阅读者与语言景观的互动比较.................... 54
4.1城乡语言景观制作者与语言景观的互动比较......................... 54
4.1.1 城乡官方语言标志制作者与语言景观互动比较.................... 54
4.1.2 城乡私人语言标志制作者与语言景观互动比较.................... 57
第五章 改善吉安市城乡地区语言景观的对策与建议............................ 68
5.1 完善并落实与语言景观相关的规划................................. 68
5.1.1 加强语言景观中语言文字使用的相关规划............................ 68
5.1.2 完善与语言景观相关内容的规划............................................ 69
第五章 改善吉安市城乡地区语言景观的对策与建议
5.1 完善并落实与语言景观相关的规划
语言景观是语言现象与景观现象的复合，具有“语言”和“景观”两种属性。（关英明、乐明叶，2022）。根据语言景观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与语言景观相关的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到语言景观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划，另一类是涉及到语言景观的材质、置放、外观等非语言文字内容的规划。合理的规划可以使语言景观充分发挥其相关功能，塑造良好的城乡文化风韵。
5.1.1 加强语言景观中语言文字使用的相关规划
语言规划是有关机构、社会团体、学术部门等群体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陈章太，2015）。语言景观实际上就是语言规划活动实施情况的具体体现。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入行业管理、城乡管理和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内容。处于城市公共空间中，包含大量语言文字内容的各类语言标志也应被包括在内，接受相关的规范和管理。
语言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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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6.1 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将井冈山大道、吉州大道沿线区域作为吉安市城区代表，樟山镇及其下辖的行政村作为吉安市农村代表，以调查区域内的各类语言标志、语言标志制作者和阅读者为研究对象，结合场所符号学理论、语言景观的社会学构建原则和语言景观的三维分析模型对吉安市城乡语言景观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尝试了解吉安市城乡语言景观在内容和形式上异同，并探究城乡语言景观制作者和阅读者与语言景观之间的互动差异，从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为当地语言景观的建设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从语言景观的内容和形式上来看，我们通过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的语言景观进行比较，发现城乡语言景观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城乡语言景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码，语言景观多语化的水平和组合类型的数量呈现出从城区向外围村镇的中心—边缘趋势，显示了城乡语言使用的国际化程度及社会经济文化差异，城市化程度和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语言景观多语化的特征越凸显；二是字刻，城乡语言景观在材料载体的选择上有不同的偏好，且繁体字出现的频率不高，农村地区具有状态变化和使用印刷字体的语言标志比例均低于城市地区；三是多模态，与农村相比，城区语言景观使用多模态的频率更高，图像模态的呈现方式也更为丰富多样。
其次，从城乡语言景观制作者和阅读者与语言景观的互动情况来看，我们通过访谈调查了解了城乡官方语言标志制作者和城乡私人语言标志制作者在制作语言标志时的差异，访谈结果表明：与农村相比，城区官方语言标志的制作者拥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与阅读者之间的互动更显著，而城区私人语言标志制作者受官方的限制影响较大，他们对语言标志中语言的使用持更开放的态度。同时，我们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城乡语言景观阅读者与居住地语言景观的互动情况，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城区居民在对语言景观的关注度、评价和满意度等方面均高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农村地区的语言景观建设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