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时代主题催生了郑振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郑振铎在发现“儿童”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的同时，还发掘了“儿童”的社会意义。郑振铎将儿童作为朝向现代文明的先锋话语来反抗腐朽的封建文化，由此儿童便成为了家国未来的想象性叙事对象。
第一章郑振铎儿童文学观中的“父爱型”审美倾向表征
1.1“儿童本位”：郑振铎儿童文学观的逻辑起点
1921年9月22日，郑振铎为其主编的中国现代第一个儿童文学专刊《儿童世界》写作了发刊词《<儿童世界>宣言》，并于1921年12月28日发表于《时事新报（上海）》。郑振铎在这篇发刊词中引用了美国作家麦克·林东对儿童文学的要求以阐明《儿童世界》的宗旨：“麦克·林东以为儿童文学及其他学问都要：（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①在郑振铎1922年暑假期间与茅盾应邀去宁波讲学时所演讲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他同样援引了麦克·林东的这三条儿童文学规范，以此生发出教授儿童文学的几个重要原则。由此可见，郑振铎对于麦克·林东关于儿童文学的看法是深以为然的。
无独有偶，周作人于1920年10月在北平孔德学校演讲的文章《儿童的文学》中同样引证了麦克·林东的这段文字：“所以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
“从‘影响’的角度来看，作家之所以接纳外来的东西，往往是因为‘心有戚戚焉’，这些外来的事物能符合、激发、或引导出他内心原来就有的想法——也许原先只是一些模糊的观感”②。郑振铎与周作人对待麦克·林东这三条儿童文学规范如出一辙的推崇态度，恰可以说明两人的儿童文学观念存在着根本立场与逻辑起点的一致性，即“儿童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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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注重工具性：与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同源异流
在上文的论述中笔者明晰了周作人与郑振铎儿童文学观念的“儿童本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为理论渊源的，但两者的“儿童本位”内涵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之处，即郑振铎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成人发挥的筛选作用的重视。除此之外，周作人与郑振铎儿童文学观的“儿童本位”立场还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原则性龃龉，即两人对于儿童文学功利主义看法的背道而驰，而这恰好是郑振铎儿童文学观念中“父爱型”审美倾向的具体表征之一。
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开篇论及小学校为什么要教儿童文学时，给出了三点原因。首先是因为“儿童需要儿童文学”。这一点原因非常明显地是基于笔者上文所论述的郑振铎与周作人都尊崇的“儿童本位”理念。而其后两点原因，则完完全全与周作人反对儿童文学功利主义的观念背道而驰——“二、儿童文学为传达道德训条和儿童期必要智识的最好的工具；三、儿童读故事、诗歌时，可以附带的得到文字上的进步。”①由此便可看出，在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念中，对儿童文学所内含的“教育功用”是非常肯定及推崇的。郑振铎认为儿童文学和普通文学相区别的地方有三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的格式上文句多重复，风格多平衍；二是儿童文学的意义上常有超越常理、成人不能共情之处；三便是儿童文学的工具主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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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郑振铎儿童文学观中内隐的“母爱型”审美倾向
2.1“美满团圆结局”的创作取向
笔者在前文论述郑振铎儿童文学观念中的“父爱型”儿童文学审美倾向时，基本上是以郑振铎儿童文学文论中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的，同时兼有一些郑振铎译述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郑振铎翻译与重述的儿童文学作品要远远大于他自己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世界》上，郑振铎发表了三十多篇童话及寓言故事。其中能确认和大致肯定是他自己创作的只有四、五篇；其他二十多篇，除了一篇显系根据中国古代寓言改写的以外，都是根据外国作品而作的译述与改写。”
这不禁令人困惑，郑振铎对于儿童文学的热情之高涨从他编辑儿童文学刊物与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勤勉中都可见一斑，那么为何不以自身的儿童文学观念为指导投入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对此郑振铎也给出了相应的解释：“我们对于童话的兴趣都很高，但在现在的工作环境里，创作的欲望是任怎样也引不起，所以只好向译述这条路走去。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贡献给中国的最可爱最有望的第二代的了。”
由郑振铎的自白我们可以得知他并非对于创作童话与儿童文学作品毫无艺术冲动，反而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被外在的客观环境所“压抑”。1920年代的中国给文艺工作者们提供的并不是一个稳定和谐的艺术创作环境，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处于时代漩涡之中的郑振铎深知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都无法仅仅囿于一片狭小的童心世界中。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所点明的叶圣陶的心境，恰恰也是言明了自己的心境：“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①由此，笔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是否郑振铎的儿童文学创作欲望之所以无法得到完全的释放，恰恰是因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念中潜藏着“书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的创作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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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亲切温馨”慈母氛围的呈现
刘绪源在阐释“母爱型”儿童文学作品时指出，在这一类作品中作家不必真的去书写母爱，“母爱”在这里只是一种富于象征性的名称，它象征着与此相近的气氛，这种气氛便是渗透着“慈爱”与“母性”的“亲切温馨”的气氛①。叙述和接受这些故事的氛围一定是一种充满童心和母爱的氛围，这种氛围和“母爱”的感受就是这一类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②。
这种“亲切温馨”的氛围在郑振铎对两则印度民间故事的改编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呈现。1922年连载于《儿童世界》第1卷第8期至第10期的《聪明审判官》中包含七个小故事，是郑振铎取材于印度有关于聪明的审判官拉孟的传说后改写的。发表于《儿童世界》第3卷第1期的《花架之下》则是将四个印度寓言集结成篇。在这两篇儿童文学作品中，郑振铎并非只是将故事译述后简单地连缀成篇，而是使用了一种“在故事中讲故事”的叙事形式。这种形式让独立的传说故事与寓言故事的阅读体验感不再单薄，同时在“讲故事者”温暖安详的家庭环境与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中，现实中的小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个“亲切温馨”的氛围里，这可谓是郑振铎匠心独运的儿童文学创作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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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郑振铎儿童文学观中的双重审美倾向探源 ............................ 33
3.1 郑振铎自身儿童观与文学观的相互映照 .................................... 33
3.2 郑振铎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别求新声于异邦” ............................. 38
3.3 文研会“儿童文学运动”的多元底色 ....................... 43
结语 .............................. 50
第三章郑振铎儿童文学观中的双重审美倾向探源
3.1郑振铎自身儿童观与文学观的相互映照
郑振铎儿童文学观中的审美倾向并非是独立于他整体文学观念之外的特殊产物，而是与其“儿童观”、“文学观”互相渗透，互为指涉的。郑振铎在“五四”这一现代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对具有鲜明“启蒙”象征意义的儿童群体所抱有的殷殷关切，以及他对以反映社会现实苦痛为宗旨的“血和泪的文学”观念的深入践行，共同完成了他对于“父爱型”儿童文学所内含的教育性与现实性的深刻认同。
3.1.1对“生理儿童”与“社会儿童”的发现
儿童观是成年人对于儿童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从而延伸出成年人在各个层面上对待儿童的不同方式，它是儿童文学的根本支点。“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命运、地位、待遇，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艺术精神和美学品性。”①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被发现，“儿童”也被置于了“人”这一五四核心词汇的想象框架之中。正如日本的儿童文学学者上笙一郎所说，产生儿童文学这种为儿童的文学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具有承认儿童作为一个完整人的资格并且保障他们作人的诸项权利的儿童观的社会②。而在中国，正是在人的个性得到张扬、思想得到解放的“五四”时期，“儿童”独立于成人的社会文化身份才得以被发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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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将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文论与译述、创作进行全面的观照，会发现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之下，具有着极为丰富、多元的审美倾向。一方面，郑振铎看重儿童文学的实际功用，在自己的文论中大力推崇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与社会现实价值，提倡将“成人的悲哀”展示给儿童，形成了以“教育性”与“理性”为主要内涵的“父爱型”儿童文学审美倾向；另一方面，郑振铎在自己的译述与创作中显露出了与功利主义相背离的“母爱型”儿童文学审美倾向，他注重于以美满的结局、温馨的气氛、慈母的情怀来感染儿童，让儿童的心绪在审美的体验中获得爱抚与满足。儿童文学的“启蒙理性”与“审美趣味”两种特质共存于郑振铎“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之中，共同指导着郑振铎的儿童文学实践活动。
“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时代主题催生了郑振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郑振铎在发现“儿童”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的同时，还发掘了“儿童”的社会意义。郑振铎将儿童作为朝向现代文明的先锋话语来反抗腐朽的封建文化，由此儿童便成为了家国未来的想象性叙事对象。强烈的社会承担意识使郑振铎生发出了直面现实人生苦痛的“血和泪”的文学观念，这种儿童观与文学观合力促生了郑振铎的“父爱型”儿童文学审美倾向。同时，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创作氛围与问题意识价值导向也是郑振铎儿童文学观念中“父爱型”审美倾向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