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笔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虑了能源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影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技术的创新与进步离不开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日益丰富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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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3669.7亿元，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创造了“中国奇迹”，并且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高速增长的经济状态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经济（Krugman,1994[1]；Arayama,Miyoshi,2004[2];靳涛,踪家峰,2005[3]）,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直至今日这种状态仍在持续，然而这种不计后果的能源损耗与全球现阶段资源短缺、人口不断增长的现实矛盾日益凸显。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过度的耗费以及生态的不断恶化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阻力。2021年6月，耶鲁大学等研究单位联合发布了《2020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全球统一尺度开展的环境绩效评估中，我国的综合得分是37.3，在参评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20名，名次落后，说明了我国的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面临着严峻的生态资源问题。2021年5月，我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了《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中显示在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35.7%；在456个监测降水量的城市（区、县）中酸雨的平均频率为8.5%，有大约31%的城市会出现酸雨；对210个重要湖泊（水库）开展了水质监测，发现有5.2%的湖泊（水库）属于劣V类，最主要的污染来源是总磷、化学需氧量以及高锰酸盐等；在监测的10345个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断面（点位）中，有2273个监测点均未达标，占比22%；此外，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359美元，全球排名中位居第60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出于全球环境和我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国亟需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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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而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经济成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人们开始寻求一种绿色发展途径。金融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息息相关。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就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2.1理论意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alProductivity）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但是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往往会忽视资源与环境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无法客观准确的反映经济增长问题。为了迎合当前资源损耗与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加入了资源与环境的制约要素，生成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Green TotalFactal Productivity）。我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而金融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休戚相关，基于此，在社会经济新形势下，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成为了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众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逐渐完善，但是就空间地理位置而言，相关研究还有待改善，尤其是针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本文采用西区地区12个省份15年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2006-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深入研究各省份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的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空缺。
1.2.2实践意义
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是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破坏，为了更好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人们开始将目光着眼于绿色发展，以期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均考虑进去，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要素投入效率的改善等方面为基础，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发展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过程的作用，有助于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的转型，促进绿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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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对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至今为止金融发展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最早是由Goldsmith（1969）在自己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定义，书中指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即“金融结构论”，该理论选用金融结构特征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强调金融发展的规模[4]。基于此，Mckinnon（1973）[5]和Shaw（1973）[6]提出了“金融深化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中发现政府对金融体系过多的管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深化论”又称为“金融抑制论”。紧接着，Levine（1993）在“金融抑制论”中强调政府的间接控制。随后，Merton&Bodie（1995）[7]认为与金融结构相比，金融功能的稳定性更好，即著名的“金融功能论”。因此，本文将金融发展概括为金融规模快速发展扩张，金融效率不断提高，金融深化不断加深的的过程。
2.1.2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最早是由Tinbergen（1942）提出，他将时间因素加入到资本和劳动投入函数中来衡量“效率水平”[75]。后来Solow（1957）基于完全竞争、希克斯中性技术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构建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C-D生产函数，并且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剔除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之后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称之为索洛余值[18]。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狭义上，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广义上指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无法用投入要素来解释的部分。因此，本文将在经济增长中剔除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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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2.2.1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理论之一，是由经济学家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正式提出，他认为金融发展归根究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发展历程，而金融结构就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Goldsmith基于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所有的金融现象都可以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结构三个方面，其中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就是金融结构，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研究一国的金融结构可以了解到该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和金融未来发展趋势。Goldsmith提出金融工具的数量增减和金融机构的种类变化可以很好地反映一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现状。第二，金融相关率（FIR）可以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表现为一国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值，体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金融相关率反映了直接储蓄和间接储蓄与金融总资产额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对金融发展的量化研究。第三，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过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规模和金融工具的数量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
2.2.2金融深化理论
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发现强调“量”的金融结构理论无法准确反映金融发展，于是就有学者将金融结构理论所忽视的价格、利率等“质”相关的因素考虑到金融发展理论中，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状，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Mckinnon（1973）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书中提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抑制现象，诸如利率管制、本币高估、汇率管制以及金融业垄断等[5]。为了能够消除金融抑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学者提出鼓励贸易自由化、降低对利率的管制、进行货币深化以及政府减少对金融活动的干预等建议。Shaw（1973）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深化就是由市场的供需状况来决定市场价格，实施浮动利率，解除对金融市场的限制[6]。具体表现为：第一，金融体系可以将闲散的资金聚集起来；第二，金融体系可以将资金投入到有需求的公司并收取一定的利益回报，从而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率。此外，Shaw认为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息息相关，在健全的金融体制下可以将储蓄资金向实体经济部分调动，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同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上升，从而促进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深化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分析，发现金融抑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张政府放开金融管制，实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突出利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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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21
3.1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21
3.2金融规模的测度与分析..........................21
3.3金融效率的测度与分析.............................22
第四章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24
4.1模型设定........................24
4.1.1生产可能性集........................24
4.1.2 EBM模型............................25
第五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34
5.1模型设定...............................34
5.2数据来源...........................34
5.3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34
第五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5.3.1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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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解释变量
由第四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测算过程可以看出，基于E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出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tfp）、绿色技术效率指数（gec）以及绿色技术进步指数（gtc）是一个相对值，属于环比增长指数。因此，本文将200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设定为1，之后每年的gtfp都由前一年的gtfp和当年的gtfp相乘得出，即2007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等于2006年的gtfp乘以2006-2007年的gtfp，200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等于2007年的gtfp乘以2007-2008年的gtfp，其他年份的gtfp也均以此方法得出。gec指数和gtc指数也进行同样的运算。
（2）解释变量
根据本文第三章有关测算金融发展的论述，本文从金融规模（fs）、金融效率（fe）以及金融深化（fd）三个维度对金融发展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is）：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却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不利于绿色发展，而第二产业本身对资源的需求和给环境造成的破坏都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和GDP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
环境规制（egi）：有关环境规制主要有“遵循成本说”和“波特假说”两种理论。“遵循成本说”主要环境规制会加大企业环保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资，减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抑制了生产性的投资，从而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波特假说”则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的创新，环保技术能够减少污染排放，也可以抵消掉部分甚至全部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最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本文选取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由于所得比重较小，将其化为千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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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概念，阐述了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等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深化三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然后选取了西部地区2006-2020年的12个省份的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深化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接着利用MaxDEA软件，运用E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了我国西部地区12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并分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最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两个分解因子的影响。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而言，在2006-2020年期间，我国西部地区12省的金融规模整体上属于持续递增的状态，金融规模水平在0.03-0.08之间变化，年均增长率达到5.36%；金融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92%；金融深化水平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2.49%。说明近些年来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阶段。
第二，就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在2006-2020年期间，我国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而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同时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其中绿色技术效率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绿色技术进步呈现下降趋势。同时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其中除西藏以外的11个省份的绿色技术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绿色技术进步只有西藏得到了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