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研究发现，在TFI综合指数对出口三元边际影响均显著的情况下，四项一级指标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迥异。其中制度环境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海关环境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基础设施仅对价格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1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世界所有产品加权平均适用税率已由1994年的8.6%降至2022的2.6%。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世界出口规模的逐年增加。但长远来看，仅依靠关税减让来大力促进各国间经贸合作的可行性不大。作为“后关税时代”世界贸易组织（WTO）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贸易便利化（TFI）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TFI可以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提升出口多样性，带来贸易福利的提升（Wilson et al., 2003,2005; Evdokia Moïsé et al., 2013）。一方面能降低交易成本，主要通过简化海关程序、提高贸易效率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实现；另一方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通过政策透明度、司法独立性和法律效来解决。尤其自2017年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以来，贸易便利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成本可降低约13%，中低收入国家可降低14%，中高收入国家可降低13%。在贸易流量方面，世界贸易组织预测贸易流量2023年将达1.17%，并推动国际贸易额增加2310亿美元，且农业贸易额增长较多。
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不仅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更关乎出口贸易的结构。尤其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由不足 200亿美元达到创记录的982.6亿美元，年均增速达8.2%，农产品贸易整体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其中，东盟国家在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农业领域的合作更是不断深化。新冠疫情期间，当全球农产品出口普遍面临挑战时，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却逆势增长，东盟不仅成为中国农产品的首要出口目的地，还成为了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尤其随着2022年RECP的生效，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贸易总额高达610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东盟作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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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贸易便利化相关研究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选取
为了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量化评估，早期的学者多倾向于采取单一指标来衡量。Moenius（1999）选用规范的标准化水平作为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研究发现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对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发现对于一国或地区仅采用一个指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失偏颇，很难如实反映。此后的学者们开始考虑用多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研究。Wilson、Mann 和 Otsuki（2003）为多指标贸易便利化研究开了先例，通过选取港口效率、服务部门基础设施、规制环境、海关环境在内的四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此来构建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自此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研究，大多学者常用多指标测度贸易便利化。有些学者用多个指标并赋予权重的方法测算。如Shepherd（2009）选取四个指标、孙林等（2011）选取三个指标，均通过给这些指标赋予权重来测算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另外一些学者则是采取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综合体系的方法。沈铭辉（2009）同样在借鉴Wilson方法的基础上，基于东亚国家相关数据，通过从基础设施、海关环境的四项一级指标对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进行衡量。崔日明、黄英婉（2016）则构建5项一级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评分，除规制环境、基础设施和海关环境外，加入市场准入、营商环境、两项一级指标，通过以上指标的构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与此同时，张毓卿（2019）等人在对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上，除了参考以往的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外，又新加入电子商务和文化环境2项一级指标，除此之外，这5项一级指标中又包含航空设施质量、政府透明度等20个二级指标，通过以上指标的构建，对进行综合评分，以便更全面、更科学研究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所研究内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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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三元边际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贸易便利化
在“后关税”时代，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尤其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单边主义的盛行，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贸易便利化可通过简化贸易程序、减少贸易壁垒、提高通关效率等措施，推动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为国际贸易提供一个更加稳定、透明的环境，从而促进贸易持续发展。然而，在对贸易便利化定义上，不同国际组织和机构尚未有统一的标准（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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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贸易便利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理论基础
2.2.1自由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自亚当·斯密创立以来，先后又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学说等，虽然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创新和新观点，但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取消对贸易的限制和对本国贸易商品的特权，能使商品自由地进出任何国家，以实现自由竞争。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于，当各国专注于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时，能实现生产成本的最优化，从而通过自由贸易使各国以最经济的成本获取所需产品。然而，对于一国所有产品均处于绝对优势或劣势的情况下，该理论存在局限性。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对此进行了完善，认为即使一国并非在所有产品上都具备绝对优势，但只要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仍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共赢。其核心思想在于“权衡轻重，择其优者”。此后，赫克歇尔·俄林注重生产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各国之间贸易禀赋不一，各国应重点关注自身的优势，并基于自身优势要素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和贸易。
自由贸易理论致力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以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在此基础上各国可发挥自身优势，从而能提升效率，促进资源优化。而TFI侧重于消除双边贸易中的“非效率因素”，通过优化不利于贸易便利化的制度、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尽管两者在贸易形式上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促进贸易的增长。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由贸易理论进一步夯实了TFI的理论基础。
2.2.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在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对于零交易成本假定的基础上，最早由科斯提出，认为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价格机制协调下的生产活动伴随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企业通过减少交易数量、降低发现成本以及减少价格谈判和合同签订行为，能有效降低这些成本。这为我们当前强调TFI的重要性提供了两个重要视角。首先，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市场并非万能，存在“失灵”的可能。当价格机制无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时，经济组织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凸显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性。其次，交易成本理论也强调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即便是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也受限于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运行中，如何消除交易成本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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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现状及特征 ............................. 17
3.1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总体特征 ................................ 17
3.2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分析 .................................. 18
4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结果分析 ................... 26
4.1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 ......................... 26
4.1.1 指标的选择 ................................... 26
4.1.2 数据处理及测算方法 ................................. 28
5 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 34
5.1 模型设计 ............................. 34
5.1.1 模型选择 ............................... 34
5.1.2 变量说明 ................................... 36
5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5.1模型设计
5.1.1模型选择
本文在3.3节中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进行了三元边际分解，借此从扩展、价格和数量三元边际维度对农产品出口东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接下来的4.1节中，主要运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贸易便利化指标进行构建，并以此对东盟8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分级。本章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基础上，将贸易便利化与三元边际结合起来，分析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四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
贸易引力模型，常被大多数学者用来分析贸易流量，该经典模型通过将被解释变量设为贸易流量，解释变量设为待测定的因素，由此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机制。由于三元边际是通过对农产品出口额分解所得，本质上同属于贸易流量，同时考虑到东盟TFI是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来构建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分析模型。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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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6.1主要结论
（1）农产品出口增长方面。基于HS编码对农产品进行分类，从产品类别角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东盟的种类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仍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加工农产品为辅，其中第8章、第7章和第3章贡献了对东盟初级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4.81%。为了进一步分析农产品出口总额增长的动因，对出口额进行三元边际分解，发现我国对东盟各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的动因不一，对新加坡出口额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展边际来实现，而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越南农则主要依靠数量边际驱动。
（2）贸易便利化提升方面。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综合衡量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对4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东盟各国TFI差距悬殊，除新加坡非常便利外，仅有马来西亚比较便利，其余东盟国家均处于不便利等级。在所有东盟国家中制度环境得分在TFI综合得分中最高，说明东盟各国应普遍将改善制度环境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此外各国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注重改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也应“因地制宜”，如印度尼西亚需要在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方面加大投入和建设；菲律宾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