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通过现状和理论分析、实证模型回归与演绎得出了如上三点重要结论，这对提升一国或地区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值率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惊人的“爆炸式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代名词“只赚数字不赚钱”、“大而不强”等将中国贸易标签化，不难看出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和备受诟病的。OECD发布的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的研究报告指出，以生产国际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型特点。因过去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传统的货物贸易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是高端产业也只能被动参与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粗放型、低附加值特征明显。受该历史渊源的影响，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贴牌代工、加工贸易、制造装配等工业“微笑曲线”底端的低附加值环节，被处于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所牢牢控制。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不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域优势正逐渐朝着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东南亚等国进行转移。加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不足等其他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因素制约，原有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曾一时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面临着长期价值链被低端锁定和传统比较优势不再的双重压力，亟待转型以谋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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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点居高不下，尤其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对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一探究竟。然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源于比较优势，更多基于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虽经过漫长的研究发展，制度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但在对全球价值链的的影响机制方面还相对比较匮乏。多数文献集中于制度质量对国别间比较优势或是贸易“数量”方面的研究，鲜有文献直接聚焦于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质量”方面的研究，比如如何提升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样，对于全球价值链，虽其概念诞生已久，但学者们对于其测度的方法仍是莫衷一是，且数据的来源多种多样，如世界投入产出表、海关贸易数据库等。因此本文研究着力于解决上述两块研究空白，首先本文将系统性地梳理历年来有关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对比分析和整理；其次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利用国家面板数据来探索制度质量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为后续相关学者的拓展性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2.2 现实意义
倘若制度质量存在着动态变化，那么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势必对于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参与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相关学者研究表明，相比传统的比较优势影响因素，如存在一定滞后性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制度质量影响作用可能更具灵敏性，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边际提升效应要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若搞清楚并利用好制度质量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机制，便能够为加速推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多一种可能和切实有效的提升措施，也能够为诸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后发国家为提升其全球经济分工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新的研究视角。其次，通过对比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现状，能够清楚地展现我国制度质量水平近年来在全球世界范围内的水平、制造业及其各细分行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趋势变化。对比发达国家，发现行业差距所在，找寻进步空间。通过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细分行业的分析，结合我国自身的禀赋优势，针对性地进行扬长避短，谋求我国新时代下追求“质”的全球分工合作体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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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制度质量概念及测度相关研究
在国内学术界研究双边贸易的相关文献中，“制度质量”一词最先出现在潘镇（2006）的文章中，他将“制度质量”等同于在国际贸易中衡量“制度”因素优劣的标度。后来学者也相继使用“制度质量”来量化“制度”因素和进行国与国之间制度差异的比较，由此引申出“制度距离”等概念。与产品质量、工作质量类似，“制度质量”可以作为衡量制度好与坏的一种标准（杨弋，2020）。制度作为规则的统称，是指约束和规范个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个定义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中被广泛接受。也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会使用“制度”、“制度环境”的字眼，这与“制度质量”无异，测度方法也一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将制度分化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这两者在属性和功能上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与区别。正式制度通常是指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的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则更多的是指习惯、道德等不成文的规定。“制度质量”的测度具有灵活性，会随着研究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般非正式制度质量由于难以测量、受主观性因素影响比较大等而被忽视，多数文献以指标客观、明确的正式制度质量开展研究，本文也将以正式制度质量展开研究。
在对制度质量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世界银行WGI指标体系，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下称“WGI”），由Kaufman等（2007）构建测算，该指标由六项综合指标构成，基于数十个不同数据源获得数百个独立的基础变量，再通过综合聚类的方法形成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主客观性指标、专家评分和个体调查。这六项综合指标，一是话语权和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指公民的言论、结社和新闻等自由，以及在选举和被选举等政府组织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二是政治稳定性与反恐非暴乱（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Terrorism/ Violence），指当地政府反恐反暴力和维护政治稳定的程度；三是政府有效性（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指当地政府对于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执行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质量等；四是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指当地政府促进和保障私人部门发展的政策法规能力，政策法规实施有效性和可信度的监管能力；五是法治程度（Rule of Law），指人们对于当地法律法规认可和遵守的程度，如司法、知识产权保护等；六是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指当地政府控制各种腐败行为的能力，如以公谋私的程度等。第二种是由PRS集团提供的世界各国风险指数（ICRG指数），主要从一国的金融、经济和政治风险三个维度来衡量，该指标也常被学者们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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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价值链概念及测度相关研究
全球化专业分工催生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兴起，相关研究与文献日益丰富与成熟，对于其概念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含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三大方向：一是对全球价值链的量化测度；二是关于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研究；三是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类型、机制与路径对策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甚至有些学者混淆并错用了相关概念。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虽看似概念彼此相关，实则并非可一概而论。相关学者在选取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指标时，标准并不统一，甚至存在误区，如直接用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来测度全球价值链地指标位等（伍先福，2019）。“位置”高低和“地位”高低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侧重于物理位置；后者则更多是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地位。王岚等（2015）指出，分工位置（Position）和分工地位（Status）是相关但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一种客观描述，反映的是特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环节；后者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反映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处于上游位置并不完全意味着处于高端环节，一些作为产业链前端的原材料贸易商，虽处于生产工序物理位置的上游地带，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却属于低端环节，相反一些在生产工序物理位置上并非位于上游地带，却依靠着高技术的核心竞争能力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张艳萍等，2022）。因此，本文对于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地位（status）的测度，试图全面体现其价值获利能力的经济地位，而不是简单地研究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生产位置。伍先福（2019）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出了三大类目前主流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status）的量化指标：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改善的全球价值链出口复杂度指数和改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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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制度质量的现状分析 .................... 18
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与分析 ..................... 18
3.1.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测算....................... 18
3.1.2 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行业间比较 .......................... 19
第4章 制度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分析 ................ 29
4.1 引言 ............................... 29
4.2 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直接影响 ........................ 29
4.3 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间接影响 ........................ 31
第5章 实证分析与检验 ....................... 36
5.1 模型构建 .................................... 36
5.1.1 基准模型构建 ............................. 36
5.1.2 间接影响机理模型构建 ............................... 37
第 5 章 实证分析与检验
5.1 模型构建
5.1.1 基准模型构建
通过第三章的理论机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国的制度质量水平与该国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一国的制度质量水平越高，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使用了行业层面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基础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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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其他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了ADB数据库中43个国家2009--2019年11年间的数据作为考察对象。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个体，t代表时间。GVC表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水平，????????????????????则表示第t年i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水平，IQ表示一国制度质量的水平，X代表一系列其他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干扰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借鉴张艳萍等（2022）的测度方法，将一国某产业的位置属性和增值属性一同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采用Wang Z等（2017）前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来表征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数，采用出口增加值率来表征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能力，将两者相乘以表征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初始数据均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UIB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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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和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理论机制。首先，本文梳理了制度质量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总结出制度质量是通过创新效率和人力资本影响了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对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产生影响，且各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异质性。其次本文用改善的制造业全球位置指数测算了43个国家的数据，将我国和重点国家进行对比，ADB数据库基于2009-2019年11年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全面印证了理论假说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一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升对该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发挥中介效应。在全球价值链链中，制度质量对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起到正向作用，进而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起到正向的间接促进作用，即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在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第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对制度质量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制度质量对收入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边际效用更大，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不同国家间的制度质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收入国家的制度质量往往比较高，而低收入国家的制度质量却相对比较低，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施执行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文对43个国家样本按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法，分成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分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等收入国家的制度质量的系数要明显大于高收入国家，即制度质量对收入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边际效用相对更大，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