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进步推动着世界各国商贸往来不断发展。伴随着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服务贸易由低附加值的传统行业向高附加值的现代行业转型。以计算机、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等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贸易已成为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服务贸易发展内生动力强劲，现已成为全球贸易竞争的焦点领域?当前中国进入深层次全方位开放新阶段，从供给侧来看，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为远洋运输、物流仓储、保险等服务带来发展空间与机遇；从需求侧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发展催生跨境电商、云服务平台等业态，对服务贸易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服务贸易成为中国扩大开放、实现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新目标新任务。
从当下的形势来看，中国服务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逐年增长，出口增速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占据主流，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并不多，从而导致出口增加值较少，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弱。为了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捕获先机赢得主动，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发展规模更要注重结构和质量。目前服务贸易出口质量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通过结构转型提升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都参与到全球分工网络当中，服务贸易也通过服务外包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基于传统的总值统计口径已无法准确衡量和反映一国服务贸易的真实水平和实际价值创造。因此通过采用贸易增加值的计算方法,能够避免重复计算,重新认识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中的真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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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最早源于 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Trade Specialization Indicator，TSI）。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一个国家倾向于出口由其丰富的要素生产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也更高，因此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要素禀赋的不同，更偏向于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因此，该指标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专业化生产的能力与水平联系起来，以一种产品的出口占全球这种产品总出口的比例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加权，进而衡量该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Rodrik（2006），Hausman et al.(2007)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该指标，衡量的角度由单一的国家层面扩展至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能够较全面地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测度，在实证分析中被广泛应用。随后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一些学者进一步对测度指标进行了发展和改进，Xu and Lu（2009）在对中国国内制造业出口结构进行分析时，用于衡量不同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Wang Zhi（2010）在 Hausman et al.(2007)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一个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与 G3 经济体产品结构的差异，得到该地区缺乏技术复杂度的程度，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发展成为出口非相似指标或者出口差异性指标（ExportDissimilarity Index）。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已从出口规模转向出口结构和技术含量。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程度的测算，邱斌、叶龙凤（2012），赵红、彭鑫（2014）认为整体上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是水平低，差距大的现象依旧严峻。文东伟（2011）同样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不仅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而且显著低于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郭晶、杨艳（2010）认为高精尖制造业发展落后，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长期处于落后水平的重要原因。此外，对于如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戴翔、金碚(2014)认为有效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政治制度环境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动力和催化剂。俊妍、王永进等（2011)主张通过发展金融，增加投资等方式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进而提高出口的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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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最早源于 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Trade Specialization Indicator，TSI）。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一个国家倾向于出口由其丰富的要素生产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也更高，因此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要素禀赋的不同，更偏向于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因此，该指标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专业化生产的能力与水平联系起来，以一种产品的出口占全球这种产品总出口的比例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加权，进而衡量该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Rodrik（2006），Hausman et al.(2007)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该指标，衡量的角度由单一的国家层面扩展至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能够较全面地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测度，在实证分析中被广泛应用。随后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一些学者进一步对测度指标进行了发展和改进，Xu and Lu（2009）在对中国国内制造业出口结构进行分析时，用于衡量不同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Wang Zhi（2010）在 Hausman et al.(2007)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一个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与 G3 经济体产品结构的差异，得到该地区缺乏技术复杂度的程度，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发展成为出口非相似指标或者出口差异性指标（ExportDissimilarity Index）。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已从出口规模转向出口结构和技术含量。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程度的测算，邱斌、叶龙凤（2012），赵红、彭鑫（2014）认为整体上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是水平低，差距大的现象依旧严峻。文东伟（2011）同样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不仅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而且显著低于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郭晶、杨艳（2010）认为高精尖制造业发展落后，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长期处于落后水平的重要原因。此外，对于如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戴翔、金碚(2014)认为有效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政治制度环境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动力和催化剂。俊妍、王永进等（2011)主张通过发展金融，增加投资等方式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进而提高出口的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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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2.1 总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2.1.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随着现代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在一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图 2.1，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呈增长态势，2005 年至 2017 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翻了将近两翻。但是自 2011 年实现飞跃式上升以来，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直维持在 2000 亿美元左右，并且 2015年以后出现小幅下降现象，说明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遇到了瓶颈。再从出口增速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05 至 2008 年出口增速超过世界水平，随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增速放缓，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发展，在 2011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高于世界增速 5 倍的速度实现飞速增长，之后出口增速恢复并保持在世界水平，而近几年来出口增速逐渐放缓，也体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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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2.1.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随着现代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在一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图 2.1，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呈增长态势，2005 年至 2017 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翻了将近两翻。但是自 2011 年实现飞跃式上升以来，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直维持在 2000 亿美元左右，并且 2015年以后出现小幅下降现象，说明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遇到了瓶颈。再从出口增速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05 至 2008 年出口增速超过世界水平，随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增速放缓，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发展，在 2011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高于世界增速 5 倍的速度实现飞速增长，之后出口增速恢复并保持在世界水平，而近几年来出口增速逐渐放缓，也体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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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2.2.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由于数据库的限制，只能够获取 2005 至 2015 年的增加值数据。从图 2.4中，增加值数据为中国服务业（包括建筑）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值的含量。从出口额方面来看，以总值数据计算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明显高于增加值数据计算下的出口额，在中国服务不断参与世界分工的背景之下，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也包含着部分来自国外所创造的价值，那么仅仅以总值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和分析存在偏差。从出口增速方面来看，增加值的增速与总值增速趋势大体一致，并且近几年正以超过总值的速度迅速发展。可见虽然以总值数据核算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较高，但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更多地参与世界分工，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创造的增加值含量不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正向高质量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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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由于数据库的限制，只能够获取 2005 至 2015 年的增加值数据。从图 2.4中，增加值数据为中国服务业（包括建筑）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值的含量。从出口额方面来看，以总值数据计算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明显高于增加值数据计算下的出口额，在中国服务不断参与世界分工的背景之下，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也包含着部分来自国外所创造的价值，那么仅仅以总值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和分析存在偏差。从出口增速方面来看，增加值的增速与总值增速趋势大体一致，并且近几年正以超过总值的速度迅速发展。可见虽然以总值数据核算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较高，但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更多地参与世界分工，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创造的增加值含量不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正向高质量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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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与分析…………18
3.1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18
3.2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与分析……………… 20
4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比较……………24
4.1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际地位…………………24
4.1.1 国家层面………………24
4.1.2 行业层面………………………25
5 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35
5.1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35
5.1.1 理论模型…………………………35
5.1.2 影响因素的选择与模型的建立……………………37
5 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
5.1 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5.1.1 理论模型
Hausman & Rodrik（2003）认为良好的制度和国外技术开放很可能不足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通过构建“成本发现”模型，发现在生产中学习他人所擅长的，是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关键。并且这种学习的社会回报远大于私人回报，因为成功的“发现”能够以低成本进行生产并且很容易被他人模仿。Hausman（2007）进一步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引入成本发现模型，发现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溢出，通过成本发现过程提高一国专业化生产的能力，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是由于成本信息的溢出而不是技术外部性所致。随后国内学者，例如陈俊聪（2015），于诚、黄繁华、孟凡峰（2015），刘洪铎、陈和（2016），朱福林（2018）等将该模型运用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在“成本发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分析，进而探讨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5.1 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5.1.1 理论模型
Hausman & Rodrik（2003）认为良好的制度和国外技术开放很可能不足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通过构建“成本发现”模型，发现在生产中学习他人所擅长的，是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关键。并且这种学习的社会回报远大于私人回报，因为成功的“发现”能够以低成本进行生产并且很容易被他人模仿。Hausman（2007）进一步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引入成本发现模型，发现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溢出，通过成本发现过程提高一国专业化生产的能力，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是由于成本信息的溢出而不是技术外部性所致。随后国内学者，例如陈俊聪（2015），于诚、黄繁华、孟凡峰（2015），刘洪铎、陈和（2016），朱福林（2018）等将该模型运用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在“成本发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分析，进而探讨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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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政策建议6.1 结论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增加值，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国际比较三个方面。首先通过不同数据口径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的比较来突出增加值视角的重要性，进而运用增加值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发现了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存在的质量与结构问题，最后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及影响因素比较，为解决发展质量低，发展结构不合理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就服务贸易出口现状来说，总值核算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保持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增加值出口水平较低，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结构不合理；第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技术复杂度低端化；第三，就国际比较的情况来说，世界排名较低，尤其在以建筑、金融等为主的现代服务行业出口中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第四，就影响因素而言，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国际 R&D 溢出、人力资本、人均资本、经济发展、服务贸易增加值占比以及制度质量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考虑到存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继而运用灰色关联法找到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依赖因素，包括货物贸易和国际 R&D溢出，这个和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主要依靠货物贸易和模仿创新相关，因此中国应当加强对于服务贸易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完善相关制度优化治理能力与水平，进而逐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从而提升本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