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本文选题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义 Armington 替代弹性模型的拓展构造与中国贸易发展的预期应用研究”（71773042）。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使每个人的生活达到基本标准，拥有发展权，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为落实这一目标，中国在专项规划中予以细化，并进行了全面部署。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共计减少 0.5 亿人，平均每年减少 0.1 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5.1%。这份成绩足以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上的贡献。今年作为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截至 2019 年末，依然还剩 551 万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是艰难，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为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需探索新的减贫路径。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积极寻找深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全球逐步进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对外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是日显迫切重要。东盟是中国相邻的一个政治经济合作组织，拥有众多人口，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资源优势及产业结构方面，与中国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两边为了扩大共同效益，顺利达成一致意见，于 2010 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双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到 2019 年，双边贸易额 4.43 万亿元，增长 14.1%，东盟几乎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最高增幅，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1.2.1 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度量
（1）对外贸易比率法。最早的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由Brown(1940)提出，表示一国经济变动与外部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小岛清(1950)利用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对该国 GDP 来表示。但 Kuznets(1960)指出对外贸易比率与该国 GDP 之间存在相反的关系。Chenery(1975)指出在人口数量较大的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偏低。因此，学者们认为该法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一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度。于是学者提出各种观点：一是须对该方法进行局部修改，比如可以用出口额与 GDP 的比值进行替代 (乔超，1997)；二是认为度量贸易自由化应考虑贸易政策，如 Anderson and Neary(1994)就是从贸易政策角度来考虑，他们将非关税壁垒政策纳入考量范围，结合关税指标，将其量化成一个单一指标，根据这个单一指标反推出贸易自由化程度。
第 2 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贸易自由化的内涵
贸易自由化，是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参与贸易中的一种体现。贸易自由化是指国与国之间逐步减少贸易壁垒，对商品、技术等产品的进出口限制放松，采取减低关税及其他有效促进国际市场开放的有限措施，消除国际上的歧视性待遇，最终形成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自由化经济体制。 从国家层面上，衡量贸易自由化的标志主要包含以下 3 种：
（1）调整贸易政策，实现自由转换货币及减低进口壁垒。
（2）对成员国或缔约国大幅度减少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3）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逐步消除贸易保护，推动贸易的发展。 以上主要是对贸易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根据本文 1.2.1 节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度量可知，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很多指标，但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对比当年国内的生产总值，即 GDP，与当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反映国际市场的自由化程度。
2.1.2 贫困及减贫的概念界定
（１）贫困
贫困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学术界还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精确或明确的定义。它身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很好的感知它，却无法对它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究其原因是衡量标准及其发展程度不一致。
贫困是每一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存在的问题。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的一般理论，贫困在经济、文化、社会上均有不同的定义。经济范畴更多的是在反映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就是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标准达不到社会所能认同的最低限制。由于贫困的衡量标准没有统一，学者们引进西方学说，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及社会实际情况的不同，贫困线在理论上可以分为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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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贸易自由化理论
英国学者罗布森在《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以规模经济和市场经济扭曲为条件，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发现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各个成员国如果没有制定统一的关税政策和贸易规则，则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从非成员国购买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转移带来的损失。这便是贸易自由理论。
接下来本文将从两个国家的角度来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影响。首先，假设两个国家：A 国和 B 国，自由贸易区形成前，A 国排除任何进口，且 A 国生产效率偏低，而 B 国供给富有弹性，且其价格要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OW，定为 TB。其各国的供给曲线如下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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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本文选题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义 Armington 替代弹性模型的拓展构造与中国贸易发展的预期应用研究”（71773042）。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使每个人的生活达到基本标准，拥有发展权，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为落实这一目标，中国在专项规划中予以细化，并进行了全面部署。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共计减少 0.5 亿人，平均每年减少 0.1 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5.1%。这份成绩足以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上的贡献。今年作为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截至 2019 年末，依然还剩 551 万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是艰难，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为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需探索新的减贫路径。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积极寻找深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全球逐步进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对外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是日显迫切重要。东盟是中国相邻的一个政治经济合作组织，拥有众多人口，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资源优势及产业结构方面，与中国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两边为了扩大共同效益，顺利达成一致意见，于 2010 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双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到 2019 年，双边贸易额 4.43 万亿元，增长 14.1%，东盟几乎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最高增幅，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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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1.2.1 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度量
（1）对外贸易比率法。最早的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由Brown(1940)提出，表示一国经济变动与外部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小岛清(1950)利用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对该国 GDP 来表示。但 Kuznets(1960)指出对外贸易比率与该国 GDP 之间存在相反的关系。Chenery(1975)指出在人口数量较大的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偏低。因此，学者们认为该法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一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度。于是学者提出各种观点：一是须对该方法进行局部修改，比如可以用出口额与 GDP 的比值进行替代 (乔超，1997)；二是认为度量贸易自由化应考虑贸易政策，如 Anderson and Neary(1994)就是从贸易政策角度来考虑，他们将非关税壁垒政策纳入考量范围，结合关税指标，将其量化成一个单一指标，根据这个单一指标反推出贸易自由化程度。
（2）指标体系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构造合理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成为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围绕贸易自由化的度量方法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其中指标体系法就包含了两类。①单一指标法。Dollars(1992)利用价格偏差度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即商品贸易前后的价格比值。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使用平均关税率(Anderson and Neary，1994)、集成关税率(Pritchett and Sethi,1994) 、非关税壁垒(NTBs)(Rodriguez and Rodrik,1999)等作为贸易自由化程度度量指标。②综合指标法。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Warner and Sachs(1995)综合运用了五种指标，具体为该国的平均关税率、非贸易壁垒、黑市交易费用、是否是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垄断企业是否参与外贸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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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贸易自由化的内涵
贸易自由化，是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参与贸易中的一种体现。贸易自由化是指国与国之间逐步减少贸易壁垒，对商品、技术等产品的进出口限制放松，采取减低关税及其他有效促进国际市场开放的有限措施，消除国际上的歧视性待遇，最终形成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自由化经济体制。 从国家层面上，衡量贸易自由化的标志主要包含以下 3 种：
（1）调整贸易政策，实现自由转换货币及减低进口壁垒。
（2）对成员国或缔约国大幅度减少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3）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逐步消除贸易保护，推动贸易的发展。 以上主要是对贸易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根据本文 1.2.1 节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度量可知，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很多指标，但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对比当年国内的生产总值，即 GDP，与当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反映国际市场的自由化程度。
2.1.2 贫困及减贫的概念界定
（１）贫困
贫困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学术界还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精确或明确的定义。它身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很好的感知它，却无法对它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究其原因是衡量标准及其发展程度不一致。
贫困是每一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存在的问题。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的一般理论，贫困在经济、文化、社会上均有不同的定义。经济范畴更多的是在反映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就是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标准达不到社会所能认同的最低限制。由于贫困的衡量标准没有统一，学者们引进西方学说，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及社会实际情况的不同，贫困线在理论上可以分为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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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贸易自由化理论
英国学者罗布森在《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以规模经济和市场经济扭曲为条件，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发现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各个成员国如果没有制定统一的关税政策和贸易规则，则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从非成员国购买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转移带来的损失。这便是贸易自由理论。
接下来本文将从两个国家的角度来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影响。首先，假设两个国家：A 国和 B 国，自由贸易区形成前，A 国排除任何进口，且 A 国生产效率偏低，而 B 国供给富有弹性，且其价格要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OW，定为 TB。其各国的供给曲线如下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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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贸易自由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分析................................. 17
3.1 减贫的影响因素 ........................................ 17
3.1.1 基础设施....................................... 17
3.1.2 教育水平.............. 17
第 4 章 中国的减贫现状及与贸易自由化进程....................... 23
4.1 中国的减贫现状 ................................. 23
4.1.1 中国整体减贫现状............................... 23
4.1.2 沿海与内陆省份减贫现状.............................. 24
第 5 章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28
5.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29
5.1.1 变量说明.............................. 29
5.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1
第 5 章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5.1.1 变量说明
考虑到统计数据有限，为保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选用 2006 年—2017年各省的年度数据来进行研究。在研究地区的选取上，鉴于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数据缺失严重的省份剔除。最终根据我国的国情，除去中国港澳台和直辖市，将剩下的省份分为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其中，沿海省份有：江苏、福建、辽宁、广西、广东和海南，共计 6 个沿海省份，其中包含了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江苏、福建，也包含了较低的辽宁、广西；内陆省份有：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西、宁夏、新疆、四川和贵州，共计9 个内陆省份，其中包含了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江西和河南，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贵州、宁夏和新疆。因此本文最终所选的 15 个省份基本上涵盖了全国的整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全国整体情况。故本文总计样本为 180个。
本文在变量的选择上，主要有以下几个。
被解释变量 ：表示 i 省 t 年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本文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利用国家将收入进行了等级分类的数据，在贫困的度量中，大多数学者将最低收入 10%或者 20%的低收入人群及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50%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本文也将沿用此度量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最低收入 10%的人口定义为最低收入贫困人口。考虑到“返贫现象”，本文又选取了低收入 10%的人口，将其定为低收入贫困人口。因此，本文将选取这两种来度量贫困人口的收入。由于农村地区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城镇贫困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
5.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5.1.1 变量说明
考虑到统计数据有限，为保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选用 2006 年—2017年各省的年度数据来进行研究。在研究地区的选取上，鉴于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数据缺失严重的省份剔除。最终根据我国的国情，除去中国港澳台和直辖市，将剩下的省份分为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其中，沿海省份有：江苏、福建、辽宁、广西、广东和海南，共计 6 个沿海省份，其中包含了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江苏、福建，也包含了较低的辽宁、广西；内陆省份有：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西、宁夏、新疆、四川和贵州，共计9 个内陆省份，其中包含了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江西和河南，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贵州、宁夏和新疆。因此本文最终所选的 15 个省份基本上涵盖了全国的整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全国整体情况。故本文总计样本为 180个。
本文在变量的选择上，主要有以下几个。
被解释变量 ：表示 i 省 t 年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本文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利用国家将收入进行了等级分类的数据，在贫困的度量中，大多数学者将最低收入 10%或者 20%的低收入人群及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50%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本文也将沿用此度量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最低收入 10%的人口定义为最低收入贫困人口。考虑到“返贫现象”，本文又选取了低收入 10%的人口，将其定为低收入贫困人口。因此，本文将选取这两种来度量贫困人口的收入。由于农村地区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城镇贫困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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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 2006 年～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的年鉴统计数据，选取了 6 个沿海省份、9 个内陆省份，共计 15 个省份为样本，以最低收入 10%人口及低收入 1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本文通过引入 FTA 虚拟变量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交互项，首先考察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两组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紧接着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化对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得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基于中国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贸易自由化差异大，本文还考虑了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内陆与沿海两地区减贫的影响。根据第五章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6.1 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 2006 年～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的年鉴统计数据，选取了 6 个沿海省份、9 个内陆省份，共计 15 个省份为样本，以最低收入 10%人口及低收入 1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本文通过引入 FTA 虚拟变量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交互项，首先考察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两组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紧接着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化对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得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基于中国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贸易自由化差异大，本文还考虑了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内陆与沿海两地区减贫的影响。根据第五章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6.1.1 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的结论
（1）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能显著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起到减贫的效果，且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低收入贫困人群的减贫效果更好。同时教育水平、政府支出、公路里程的增加显著地减轻了贫困，其中政府支出及公路里程的增加明显更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这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用于贫困人口的资金将会更多，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均能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的效果。
（2）从分区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沿海省份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更好地提高作用，对内陆省份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内陆省份最低收入贫困人口更多地依靠教育水平、政府支出及公路里程数的增加。对与内陆低收入贫困人口而言，则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教育水平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的修建，这样才能有效防止低收入贫困人口回到更贫困的状态，有效阻止返贫。
参考文献（略）
（1）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能显著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起到减贫的效果，且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低收入贫困人群的减贫效果更好。同时教育水平、政府支出、公路里程的增加显著地减轻了贫困，其中政府支出及公路里程的增加明显更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这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用于贫困人口的资金将会更多，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均能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的效果。
（2）从分区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对沿海省份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更好地提高作用，对内陆省份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内陆省份最低收入贫困人口更多地依靠教育水平、政府支出及公路里程数的增加。对与内陆低收入贫困人口而言，则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教育水平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的修建，这样才能有效防止低收入贫困人口回到更贫困的状态，有效阻止返贫。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