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服务外包起步晚，但是整体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其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表现最为突出。截至 2017 年承接规模已扩大到 795.3 亿美元，相比于 2006 年的起步时期已经扩大了约 55.2 倍，同时业务承接内容逐渐向高附加值发展，知识流程外包（KPO）增长到 407.2 亿美元，增速超过同期 BPO 和 ITO 业务。2018 年 1-7 月，我国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 384 亿美元，在新兴服务出口中占比大于 70%，有力带动了新兴服务的出口。国际服务外包日益成为我国服务外包乃至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新兴经济发展的新龙头，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的新方式，高技术高知识优秀人才集聚的新领域。从 2006 年“千百十工程”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建立的提出，到2009 年相继成立了 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再到 2013 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都在积极拓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国内国际市场，2017 年开展的“十三五”规划更是带领国际服务外包迈入黄金发展期。但是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过程中仍然存在企业实力不强、中高端人才不足、产业附加值不高等突出问题。面对我国就业市场中一直伴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城镇就业消化能力不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带来的就业总量压力，以及就业人员结构调整落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就业结构矛盾三大尖锐问题，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否发挥其对于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于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的重点关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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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1.2.1 研究思路
本文以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为命题出发，首先通过介绍该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阐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研究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明确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和就业现状并初步对二者影响关系进行判断。然后进一步探讨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继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通过构建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模型，验证所提研究假设，并分别从产业、就业两个视角出发对本文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对如何发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的积极效应提出政策建议。

研究思路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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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2.1 相关概念界定
外包：最早由 C.K. Prahalad 和 Gary Hamel 于 1990 年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正式提出，认为外包指企业将一些次要的、非核心的业务环节转移给外部更具有专长和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专注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来提高竞争力[16]。根据业务属性，外包被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服务外包是继制造业外包于 20 世纪初兴起以后，始于 20 世纪 80 年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本文主要选取服务外包作为研究对象。
服务外包：全球著名咨询企业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定义服务外包为，企业为了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核心竞争力，将部分服务环节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交给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来完成，以减少投入资金，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应变能力[4]。在我国该概念最早于 2006 年被中国商务部提出，认为企业将应用管理业务和有待优化的流程业务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提供商，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46]。2007 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中提出，服务外包指将价值链中原本由企业自己完成的非核心的 IT 业务和基于 IT 的业务流程分离出来，交由其他厂商完成[45]。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服务外包定义为：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和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的目的，将生产活动中的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非核心的服务相关环节，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团队，从而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服务外包按照地域分布，可分为离岸（国际）服务外包和在岸服务外包，本文重点研究国际服务外包产业。

2.2 文献综述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始终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最为关注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因此其对一国就业的影响成为各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2.2.1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2.2.1.1 替代效应
Amiti & Wei（2009）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认为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受到制造业产业分类的影响，若笼统的进行分类，那么服务外包不会对美国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把制造业细分为较多类别时，美国的就业率会随着外包的增加而下降[2]。Jooyoun Park（2012）构建了异质性企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以主要发包国美国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包对就业产生强烈的消极影响，美国大部分的失业者都是外包公司的裁员所导致的，并对文献综述中的学者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他们低估了国际服务外包对一国就业的负面影响[12]。
孟雪（2012）以中国作为发包国的视角搜集 2004-2009 年行业数据研究了反向服务外包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较为创新的切入反向服务外包，结果认为反向服务外包通过影响劳动需求降低就业人数，随着产业发展不会带来一国的就业总量增加，但会对一国的熟练劳动力比重产生较大影响[30]。魏浩、黄皓骥（2012）利用世界 15 个发包国的 25 个行业服务外包率，实证结果显示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增加 1 个百分点，国内就业就会下降0.05 个百分点，是一国就业增长的弱因素[39]。洪鑫、尹晓波（2014）测算了 14 个行业国际服务外包率分析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全行业的就业效应，构建关于三次产业的面板模型来讨论就业的产业结构效应，结果显示国际服务外包的开展对我国的就业市场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26]。卫瑞、庄宗明（2015）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中国总就业和分技能就业情况，利用结构分析法的结果表明，出口才是就业扩张的主要动力，而外包的净效应即从总体上看不利于我国的就业量增加，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冲击作用最大，而高技能的劳动力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38]。陈启斐、唐保庆、张为付（2016）利用联合国贸发数据库和我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服务外包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两方面影响，其中一重影响为随着服务外包的增加，行业总就业量在下降，但对人才就业需求增加，具体为制造业服务外包提高 1%，就业量就下降 0.0115%[22]。张志明（2016）由 WIOD 数据整理相关数据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整体就业的角度：认为总离岸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规模每提高 1个百分点，制造业就业时间就减少 0.058 个百分点，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性，加大了产业挤出效应[44]。于诚、蒋中煜、黄益新（2016）通过研究制造业国际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影响，发现国际服务外包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了制造业总体劳动需求[12]。杨慧梅、李平、刘利利（2018）基于区域差异视角，运用面板数据对国际外包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国际外包对就业数量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国际外包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减少了劳动力总量，并且服务外包的抑制作用远远大于制造外包[41]。

2．解释变量
关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测量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即外包水平测算法、垂直专业化指数法、贸易额近似量化法。本文分别列举了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于上述方法的运用，并综合分析得到本文指标数据的选取方法。
Feentra & Hanson（1996）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品占总投入品的比例代替服务外包，但是指标的测算主要应用于制造外包领域[8]。Amit & Wei（2005a）的第一种指标构建也基于上述测算方法表示国际服务外包，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服务外包测量方法，但也是基于发包方的角度[3]。Hummels & Ishii（2001）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法，但也集中在制造外包领域[11]。我国学者在垂直专业化测量指标的方法基础上，结合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对服务外包进行测算替代，但是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不连续只是一种估算，而且计算过程中做了一些必要的假定，使得测量结果的解释力度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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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本结论
本文主要从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我国就业两方面进行总结概括。首先，总结了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优势和不足。
1.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有力带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产业业务模式不断向“智能化”转变，业务内容向高附加值方向上迈进，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利支撑。同时国际市场不断拓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带动下，为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的国际化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基于上述发展优势，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就业的产业结构和技能结构起到积极的优化作用。
2.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中小企业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不高；ITO 业务仍占主导地位，整体产业处于中低端价值链水平，缺乏整体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和集成能力，难以迎合市场的多样化和高端化需求；同时目前业务市场仍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对于该地区市场的依赖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抑制，且发展易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导向影响。基于上述产业发展问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创造能力被弱化，同时抑制了其对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升效应。

然后，总结了我国就业市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