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以技术治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技术-治理”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对成都市N社区智慧治理实践展开深入分析。
1.绪论
1.1研究问题
自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由此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整体架构的基础，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①。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基层治理智慧化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国家从顶层制定和规划了基层智慧治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参见表1-1），提出了“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②的建设要求。城市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场域，率先开展“互联网+治理”、“网格化+数字化”、“智慧服务”、“一网同办”等智慧治理实践，涌现了北京“接诉即办”、杭州“城市大脑”、成都“党建引领智慧化治理”等创新案例。2021年9月，为进一步探索智能社会治理运行模式，国家遴选七大特色领域作为探索方向，社区治理正是其中重要的实验点。实际上，我国自2001年提出社区建设以来，一直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用好技术这一问题贯穿始终。特别是随着技术影响力的提升，数字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亟需回应一个议题：如何将技术优势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智慧治理的学理蕴含理解这一问题，社区智慧治理是技术与治理的结合，研究技术优势和治理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就是研究技术与治理如何融合的问题。进一步说，是技术主体与治理主体协作的问题。循此理路，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技术与治理如何实现融合？其融合背后蕴含怎样的社区智慧治理运行机制？
MPA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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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1）学术目的。一方面与既有技术治理、社区智慧治理研究形成对话，另一方面推动中国本土智慧治理理论构建的知识累积。基于文献和实践考察，剖析出社区智慧治理中新兴技术融入治理的障碍与策略。明确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技术治理思路，将研究聚焦于技术与治理如何实现融合上。从微观的行动者视角切入，赋予技术行动者属性，探讨技术在现有党政统合治理模式下与其他社区人类行动者实现协同治理的策略，以及新兴技术与权力技术、行政技术的关系。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立足于我国社区智慧治理实践，整体性分析智慧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
（2）实践目的。社区智慧治理是具有很强实践性的研究主题，本文围绕社区智慧治理运行机制展开研究，旨在挖掘出智慧治理的底层逻辑，为社区治理智慧化、智能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在技术治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结构化的资料分析，抽象出社区智慧治理的行动策略组合和实践经验，对技术与治理的互动融合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通过探究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运行机制，揭示技术优势与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为解决社区智慧治理实践中常见的“技术依赖”、“治理技术化”、“技术悬浮”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为推动社区治理智慧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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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核心概念
2.1.1技术
技术作为高度流行的日常用语，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并非不言而喻，对技术的使用胜过对技术的理解。为了讨论技术对社区治理的影响，首先需要达成对技术的基本共识。“技术”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被当作是技艺的总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技术种类日渐繁多，技术的含义也变的深刻，法国思想家德尼·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首次指明技术的定义，即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完整体系①。然而，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得对技术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变化，难以对其作出一个简约、统一的定义。总的来看，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技术。狭义的技术通常指人类为实现目标而使用的一切工具和手段，侧重技术的工具性。而广义的技术则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②，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在其著作《技术社会》所解读的那样，“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具有绝对有效性的各种方法的总和”③。
技术的基本属性与特征。技术本质上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过程中所掌握的活动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这决定了技术具有自然、社会双重属性。其中，自然属性指任何技术的产生与使用都受到自然因素的约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社会属性指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④。此外，技术还具有多样性、中介性、自主性等特征。多样性体现在技术丰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意指具体形态的工具，又可以是无形态的知识经验。中介性指的是把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中介手段，而不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自主性则强调技术的“准主体”性质，即技术不再局限于被动的工具地位，它同样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甚至会摆脱人类的控制塑造出一个遵从技术规律的世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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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技术治理理论
技术治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叶，随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治理领域，关于技术治理的讨论逐渐深厚。本文将技术治理作为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技术治理理论有利于从本源上加深对智慧治理的认识。这是因为智慧治理具有技术治理属性，本质上是技术治理最新的表现形式。二是，梳理技术治理理论能帮助廓清本文的研究范式。这是因为多个学科关于技术治理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考，有必要通过认识技术治理理论明确和规范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技术治理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体现研究思考的整体性，本文用“技术治理理论”代表系列关于技术治理的探讨。
自20世纪30、40年代的技术治理运动(Techocracy Movement)以来，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围绕技术治理的的内涵和定位展开了蔚为精彩的研究。技术治理的探讨始于哲学，这一学科领域内的技术治理（Techocracy）与“技术统治”、“技治主义”、“专家政治”等思想一脉相承，主要有两方面的主张：首先倡导运用科学管理原理治理社会，其次强调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专家来治国①，这也体现了技术治理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另外，从国家视角看技术治理，技术被认为是国家看清社会的简化工具，技术治理的本质是简化社会的复杂性。然而，技术治理效率至上、理性主义、简化思维的特性并不适配复杂的治理实践，这引起了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批判与反思。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认为对效率的偏执和价值理性的忽略会使技术治理陷入治理困境。具体来看，技术治理遵循的是追逐高效和工具理性的事本主义逻辑，这使得治理的精细化与成效的长期化难以实现②，同时事本主义强化了各部门的自我意识，不利于治理单元之间的协作，不符合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理念③。这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也有体现，比如在贫困治理中，技术治的技术主义倾向使得扶贫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即原本应该技术服务于贫困治理，而在实践中技术却被不断强化，呈现出扶贫围绕技术的迷思④。二是认为简约思维与复杂现实之间存在悖论。应用技术本是将问题清晰地展现在治理主体面前，然而技术将复杂问题化繁为简的思路，存在信息失真、偏离真相的风险，可能会适得其反，使问题变得更模糊。如吕德文发现，正是技术治理简化特性与事实全面性之间的矛盾致使技术在治理场景中产生的偏差。李宜钊等在探究精准扶贫失效原因时指出，导致扶贫信息失准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治理对复杂贫困问题的过分简化①。彭亚平也指出，技术化简社会的方式为技术使用者预留了指引化简方向的空间，进而国家在使用技术照看社会时，可能会产生“国家看到的是自己倒影”的技术治理悖论②。三是认为技术治理的开展受制于制度和组织安排，并非是技术对组织的单向影响，而是技术与治理的融合需要凭借组织机制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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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31
3.1案例选择与案例概况................................31
3.1.1案例选择......................................31
3.1.2 N社区智慧治理概况......................................32
4.技术推动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实证分析..........................37
4.1 N社区智慧治理中的多元行动者...........................37
4.1.1党组织：引领社区智慧治理的核心力量.........................38
4.1.2其他人类行动者：参与社区智慧治理的行动力量................39
5.技术助推多元共治：社区智慧治理的机制研究.............................52
5.1直接助推机制：多维赋能社区治理............................52
5.1.1技术助推资源内外整合.................................53
5.1.2技术助推社区服务全过程连接......................53
5.技术助推多元共治：社区智慧治理的机制研究
5.1直接助推机制：多维赋能社区治理
关于新兴技术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多是围绕“赋能政府”和“赋权社会”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实际上，在社区智慧治理实践中，新兴技术遵循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治理逻辑，其赋能作用更多叠加在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上。分析N社区智慧治理案例发现，新兴技术主要在资源整合、服务供给、社区信任构建三个方面发挥了助推作用，通过助推资源内外整合、社区服务全过程连接、社区信任构建释放技术优势，进而增益治理效能。
5.1.1技术助推资源内外整合
资源是社区开展的智慧自治理的物质基础，然而作为基础治理单元的社区存在治理资源分散、匮乏、闲置等问题，难以对复杂问题和多元需求作出有效回应。这促使社区转向社会、驻区单位、企业等外部主体要资源，整合、利用源自社区内外的资源已经成为社区开展治理的必然选择。①实际上，社会力量一直被视为推进社区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作为国家代表的党政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也把激活社会力量、促进多元主体共治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但是，各个社会行动者和社会资源的的运行方式不相同，如何将分散、差异化的资源整合到社区智慧治理是基层单位面临的重大课题。概言之，社区不缺资源来源，缺少的是整合和盘活资源的手段。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搭建的各类平台具有明显的集成性，能有效解决资源分散问题。信息技术、互联网是搭建平台的基础架构，包含资源、数据、信息、资本等核心要素，依托数字技术优化平台功能、提高价值增量，旨在吸纳多元主体入驻平台，为各类用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在平台这一智慧空间实现信息、资源、价值的共享和利用②。比如，“文明兴蓉”平台将全市志愿服务资源集中于一体，并匹配了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面向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可获得面向全市范围的资源投入，有效地将外部资源整合到社区中。平台的而集成性和便捷性，一方面助力社区资源扩容，另一方面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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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讨论
6.1研究发现与启示
社区治理智慧化成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社区治理也是国家智能社会试验的重要领域。本文从行动者视角切入，将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围绕技术与治理如何实现融合？其融合背后蕴含怎样的社区智慧治理运行逻辑？两个研究问题，着重从技术主体与治理主体互动层面，发掘技术优势与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以技术治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技术-治理”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对成都市N社区智慧治理实践展开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研究发现和研究启示：
6.1.1研究发现
第一，技术与治理凭借多策略组合的转译机制实现融合。随着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推进，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日趋丰富，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党政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模式不在适配当前的社区治理需求，党政主体转而征召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等主体加入社区治理联盟。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使用，新兴技术已然成为社区党政组织的治理技术选择。但是，新兴技术携带的工具理性与治理所需的价值理性存在偏差，由此便产生了技术与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协同共治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相异的利益需求和行动目标是技术主体和人类主体实现联结的难点。进而构建协作共治的行动者网络需要通过转译，消解行动者之间的分歧和异议。在关键行动者党组织的引领下，经由问题辨识、利益联结、征召吸纳与持续激励最终构建“技术-多元行动者”协作共治网络，实现技术与治理融合。其中，问题辨识是关键行动者识别社区智慧治理实施障碍、提出解决策略的过程；利益联结则是关键行动者凭借制度调试、资源整合行动策略牵引外部行动者加入共治网络的过程；征召吸纳是关键行动者运用政策试验、党建动员、平台连接行动策略吸引社区内行动者参与智慧治理的过程；持续激励则是对行动者网络稳定性的为此，通过数字素养培育、数字赋信增强多元行动者对社区智慧治理的理念认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