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在职硕士论文，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厘清各省在数字经济关联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并找出可能影响省域进行数字经济合作的因素，是弥合数字鸿沟，助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5G互联网、智能制造等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逐渐与生产生活发生跨界融合，由此诞生了数字经济。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规模超过45.5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与“十三五”初期相比，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提升了9.6个百分点，已达到 39.8%。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逆势上扬，发展数字经济既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新机遇[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系列战略部署。2017年10月，数字经济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201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壮大数字经济；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2021年政府报告中，“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同时出现，强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发展”；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我国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到做大做优数字经济，体现出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最活跃的资源，依靠其强渗透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3]。
然而，我国数字经济起步晚，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失衡问题严峻 [4]，数字经济红利分配格局呈现出东多、中西少的不均等局面。据2021年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第26期《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显示，东部地区用户使用移动网络访问互联网时下载速率最高；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2021年东部地区5G基站数量达101.7万个，而中、西、东北部地区5G基站数分别为44.4万、51.1万和13万个。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处于成熟期，凭借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发达的数字产业对地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数字红利不但没有产生溢出效应，还倒吸欠发达省份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利用先进资源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利影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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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1.2.1 研究内容
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演变—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特征分析—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成因研究”为主线，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接着介绍了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并归纳总结出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外研究进展，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我国各地区信息化程度和经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数字鸿沟显著。本文以弥合数字鸿沟作为研究目的，通过建立多维衡量指标体系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省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和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因而，本文分别从数字经济内涵、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数字经济关联网络相关研究和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形成机理四个角度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包括流空间理论、增长极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在“流空间”视角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各省数字经济发生联系，从而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增长极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可为分析数字经济网络结构特征提供指导，从而指导资源有序流动，以此完善数字经济关联网络。
第三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空间演变。本章首先选取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软件对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引入Kernel密度估计法，通过密度曲线的分布位置、波峰数目和波峰高度等的变化揭示了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最后，引入Moran指数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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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1 数字经济内涵研究进展
“数字经济”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Don Tapscott于1996年提出，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11]。美国作为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商务部先后发布了系列相关报告，重点关注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发展对数字经济的作用。随后，美国人口普查局指出数字经济的界定可从基础设施、电子业务和电子商务三部分入手，美国统计局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计算机网络。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与美国官方定义类似[12,13]，如Brent（1999）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电子商务和信息通信技术[14]；Kling等（1999）在此基础上，将基础设施、数字传输纳入数字经济范畴中[15]。可见，早期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局限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16]，忽视了数字经济对生产效率提升、生产运营模式革新、生活方式改变 [17]的影响，难以对数字经济做出全面的诠释。随着互联网普及，国内外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愈发重视，数字经济的内涵边界也愈发广泛。广义的数字经济指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外，还包括国民经济中与数字技术结合的部分[18]，数字经济的影响已扩展到生产生活各方面[19,20]，如逄健等（2013）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技术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所塑造的新生产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包括娱乐业、物流业、工业等可以被数字化的全部产业和领域[21]；Bukht等（2017）创新性地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核心层、窄口径层和宽口径层[22]。我国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该观点对数字经济的阐述较为全面，在国内认可度较高，也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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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流空间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打破地域界限，促使生产要素不依靠物理的聚拢也能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自由流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信息技术所具有的重塑空间格局的能力引发了学术界热议，“流空间”理论应用而生。该理论最早由Castells提出，Castells（1996）详细阐述了美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受区位因素影响外，还受到高新技术无形流动要素的影响，流空间成为空间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并将流空间定义为“不需物理邻近即可实现时间共享和要素交换的物质组织” [63]。Castells还强调流空间和场所空间紧密关联，互不排斥，流空间中流要素流动离不开场所空间的条件支持，场所空间是流空间运行的基本保障。
流空间作为空间组织结构的一种新业态[64]，一般包括流、节点、网络和空间四个核心概念。流要素反映的是区域交流相互关系，包括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多元流；网络节点是多元流流转的物质媒介，节点可以是微观的个人和企业、中观的产业、也可以是宏观的城市、省份、区域和国家；而网络是由系列节点通过流要素流动发生连接而构成的复杂结构，流空间网络并不等同于现实网络或虚拟网络，而是两种网络相互融合形成的混合网络；流空间是现实和虚拟网络相互影响、融合形成的新的生产空间，流空间彻底打破了“场所空间”、“位空间”，在流空间内，所有生产要素均以流形式存在，并随时可以加入到生产空间中，传统意义上的“冰河时间”和“钟表时间”被“无时间之时间”代替。
我国学者基于流空间理论，形成了网络研究范式，认为流空间理论对流动网络建构，流要素的流量、流向、规模等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本文中，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省份间存在互补需求市场和发展差异性，促进了资源要素流动在省份间流动，在此过程中，各省扮演着节点角色，负责资源要素的集聚、共享和物化，从而形成了数字经济关联网络，是信息化社会中一种新型空间形式。因此，基于“流空间”理论构建数字经济关联网络是逻辑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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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与空间演变 ................23
3.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 23
3.1.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23
3.1.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24
4 数字经济关联网络演化特征分析...................33
4.1 数字经济关联网络构建 ........................33
4.2 整体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分析 ....................................... 34
5 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形成机理分析...................... 49
5.1 ERGM模型变量选择 .......................... 49
5.1.1 网络内生结构变量 ...................... 49
5.1.2 节点属性变量 ................................ 50
5 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形成机理分析
5.1 ERGM模型变量选择
5.1.1 网络内生结构变量
网络内生结构源于复杂系统的内部化过程[80]，网络关系的建立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影响因素没有关系，仅来源于网络自组织过程。网络内生结构变量是网络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其估计系数的符号代表了观测网络结构出现的概率高于或者稍低于随机预期[81]。
边在网络中属于控制变量，该统计量是基于网络同质性假设提出的，相当于回归模型中的截距项，若检验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此网络不是完全随机形成的 [82]。另外，为了降低简单统计量带来的模型退化问题，引入加权和形式的高阶统计量。其中，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Gwdsp）反映了形成开放三角形结构的倾向，即当网络中某两个节点与同一个节点连接时，二者倾向建立关联关系 [83]。新进入网络中的省份会优先与已存在关系的省份建立连接 [84]，几何加权度分布项（Gwdegree）即表示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省份与其余节点建立关联关系，致使网络倾向形成星型结构。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Gwesp）表示闭合三角形构型。鉴于Gwdegree参数不适用于有向网络，而且该模型的算法估计时间小时级增长，因而不考虑在模型中加入Gwdegree参数。Gwesp同样适用于无向网络，因而本文仅将几何加权共享伙伴变量引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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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研究结论
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可知，“数字鸿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区域协调、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阻碍，探析省域数字经济关联网络的演化特征和形成机理是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利用ArcG IS空间可视化、Kernel密度估计和Moran指数分别刻画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分布动态演进和空间集聚特征，接着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建立了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块模型，从整体网络和节点网络演化视角探究网络特征，最后，使用ERGM模型检验数字经济空间网络形成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研究期间，广东、江苏、北京和浙江等东部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高值区，虽然西部和东北部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但呈现出较快的增长率，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贵州省，青海、江西、广西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增速也取得好成绩，发展潜力巨大，有希望成为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处于0.070-0.122之间，发展水平低，研究期间高于均值的省份不足10个，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内部不均衡现象严峻。Kernel密度估计显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提升态势，波峰数量增多，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发展态势，主波峰位于低值区且内部差距逐渐增大，次波峰位于高值区且高值区发展不稳定。分区域来看，东、中、西和东北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在逐年提升。除中部地区外，东、西和东北部Kernel密度函数均为双峰或三峰。四个区域主波峰均位于低值区，东部、西部主集团内部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增大，中部和东北部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变小。全局Moran指数和Moran散点图分析结果表明省域间普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2）数字经济发展已经突破地理毗邻效应，经历了“点状—线状—网状”的发展历程。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看，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呈现“东部密集、中部分散、西部和东北部稀疏”的结构特征。关联密集区以东部省份为主，尤其是浙江、江苏、山东、北京、广东，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其余区域数字经济关联数也在逐渐增加，但多是与相邻省份发展关系。研究期间，数字经济关联网络密度围绕0.2水平波动增长，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呈下降趋势，反映出省域数字经济关联关系数逐渐增多，等级严格的空间结构逐渐破除，关联渠道增多且互通可达，空间网络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