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笔者认为从“双轨”反腐败制度模式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具有相同的反腐败职权且双方之间并未建立起反腐败协调与合作机制，反腐败主体双方在制度运行中形成了“权力竞争”的权力结构模式。
第一章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第一节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与制度变迁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制度的起源与变迁都有各自不同的阐释方式。16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对一项制度的变迁往往表现为“功能主义”，强调一项制度的作用和利益，并将其视为一项具有强烈目的性、高度受制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往往无法解释制度所表现出的低效率，而且可能会夸大一些制度所表现出的效率，并且将制度变迁的意图归咎于历史参与者，而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参与者可能会出于更复杂的动机；并且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这种方法低估了权力不对称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一些行为者比其他行为者对制度变迁过程更大的影响力。17这就表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度起源的解释可能只适用于有限的制度环境，比如明确存在竞争的规定具体效率组织形式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
对于制度是怎样产生与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两种学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了现有制度框架限制制度变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治制度中存在的许多明显的低效率现象。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可能忽略了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利益冲突的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冲突。一个组织当中的许多参与者都与该组织是否采用新的制度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变迁的过程往往会引发这些参与者之间的权力斗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过于关注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过程，以至于变迁过程的参与者似乎从视线中消失，制度变迁结果似乎是“没有代理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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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键节点引发制度变迁
一、关键节点如何引发制度变迁
李普塞特和罗坎是最早在比较历史的研究中使用关键节点这一概念的研究者。类似的概念名称还包括：历史关节点、关键时刻和危机点等。随后在政治变迁的研究中，露丝·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和戴维·科利尔夫妇（David Collier）通过强调关键节点的因果关系，对历史制度主义中关键节点的研究做出了早期贡献。以之前的比较政治研究为基础，科利尔夫妇将关键节点定义为“一个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通常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并对制度的变迁产生不同的遗产”。22而在不同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关键节点的展开变化是解释不同制度变迁结果的关键。他们强调了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以及影响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并认为关键节点的时间安排与其他发展相关，对随后的政治产生了影响。因而，关键节点侧重于关注引起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和结构性因素，这些外部环境和结构性因素一般发生在战争、革命、经济危机或者重大政策颁布的标志性事件之后。23这些标志性事件会使旧制度所处的外部结构发生松懈，进而使旧制度的合法性被弱化，同时也为旧制度提供了压力与机会，新的制度就是以不同政治力量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为基础，而冲突结果的逐渐稳定则逐渐形成了制度变迁。
在关注外部结构的松动因素之外，何俊志还关注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对比，他认为新的制度就建立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结果的基础上，这种冲突结果的凝固就逐步产生了制度变迁。24由于参与政治冲突的各方力量之间的悬殊，再加之许多其他“干扰”的因素，使得新制度的生成具有了多重的可能性。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honey）更加强调关键节点时期行为体的能动性因素。他认为关键节点指的是行为主体在两个或更多选项中采纳某一特定选项时的选择点，关键节点的标志就是选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键节点都是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和变化的时期，关键节点时期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能够比渐变时期对制度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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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反腐败能力：从“单轨”到“双轨”
第一节“双轨”反腐败制度
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局合署办公
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的，也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理性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此党的工作有两个很大的改变：一个是党和国家的双重领导体制。1980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地方党委纪委之间的领导关系的要求，安徽省纪检委实行了由省委领导为主的中纪委和省委双重领导体制，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反腐败组织的领导与控制倾向。二是提高了地方纪律委员会的级别。1983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字之差，由省委工作机构升格为省级领导机构，这预示着反腐败机构在整个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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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单轨”反腐败制度
一、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的转隶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自此监察体制改革工作正式全面启动，在这次改革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部门，即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在监察体制改革中被整体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之中，这一国家机构的重大调整标志着过去反腐败的核心机构检察机关的反腐败侦查权基本转移。
在监察体制改革开始之后，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职能转隶至监察委员会，这些职能转化为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的一部分，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置决定。这就意味着，检察院反腐败的核心职能全部被转移至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不再具有对腐败案件的侦查职能，监察委是唯一有权力对腐败案件展开调查工作的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的职能分工更加明确，监察机关在调查腐败案件事实的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之后检察机关就监察机关侦查的腐败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也即，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就腐败案件来说，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并不再对腐败案件进行协作配合，而是各司其职。检察机关只能从监察机关那里承接腐败案件，之后对该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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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轨”反腐败制度运行中的缺陷 ...................... 42
第一节 非正式案件分配机制 .................................. 42
一、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案件具有优先调查权 ............................ 42
二、速度之争:谁先获得案件信息,谁有权获得调查权 .................. 43
第四章 制度变迁后的“单轨”反腐败制度 ........................... 51
第一节 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十八届六中全会 .................... 51
一、新时代反腐败的现实需要 ............................ 51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 51
第五章 历史制度主义下的反腐败制度变迁 ..................... 66
第一节 反腐败制度为何变迁? ................................... 66
第二节 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中的继承与创新 ................................. 68
第五章历史制度主义下的反腐败制度变迁
第一节反腐败制度为何变迁？历史制度主义在修正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并不是单一因素变化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56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动力是指制度内部的各种因素互相干预，或者说不能满足制度的要求，随之产生了制度变化的需要然后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外生性动力是指制度本身所面临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动力。
一、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创设了反腐败监察制度，这是我国反腐败监察制度的第一阶段。在初创时期，为了维护新的国家机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设置了人民监察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国家机构的调整整顿，在这期间设置了人民监察部，但是在1959年之后出现一些错误观念和右派斗争导致监察部被撤销，我国陷入对反腐败工作的错误认识，国家监察工作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新审视反腐败制度建设，我国的反腐败监察制度进入了第二阶段——重启阶段。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纠正了过去对监察部的错误批判，决定重启国家行政监察制度，重新设立监察部。第三阶段是我国反腐败制度的发展期，1993年开始全国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的监察机关进行合署办公，与检察机关的反腐败部门共同履行反腐败的职能，在这一期间形成了权力竞争模式的“双轨”反腐败制度，虽然合署办公的调整对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进行反腐败监督有重大推动意义，然而在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势下，“双轨”反腐败制度暴露出了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即内生性动力要求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反腐败制度变迁，以解决当前急迫的反腐败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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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国家反腐制度的重建和监察体制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反腐败改革的结束，而是意味着反腐败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对反腐败制度进行改革后的制度运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的原则，重视制度变迁和制度完善，及时发现和解决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适时调整，完善制度，以实现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持续发展和有效运行，更好地发挥国家监察机关在打击腐败中的功能。
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后，以监察委员会为主导的国家反腐败治理体系变革了过去的反腐败权力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了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的工作中互为竞争者而产生的权力内耗问题，使我国的反腐败能力相比较于“双轨”反腐败制度下更加的权威高效。为了使我国的反腐败制度绩效进一步转变为反腐败治理绩效，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对反腐败制度进行均衡构建。监察体制改革中监察机关内部反腐败职能部门向监察委转隶，则监察委需要妥善处置转隶人员的人事安排；反腐败制度是镶嵌在一套更加宏观的政治体系内的，为了防止制度变迁之后国家各机关之间出现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应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监察委职能的监督作用，同时国家的反腐败能力提升不仅取决于高效独立的反腐败机关，一个健全的国家廉政体系更是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