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献综述，本研究通过对一个中部散杂居社区——友谊街回族社区的回汉族际互动与边界演变历程的分析与探讨，尝试对于族群认同与边界进行再阐释。
第一章友谊街牛羊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襄阳回族人口溯源
回族在襄阳地区的聚合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来源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蒙元时期驻派中原的探马赤军，这一部分是襄阳回族可追溯的最早来源，并为后期聚居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明清之际基于商业传统的回族迁移人群，这部分人扩充了襄阳市回族的人口规模。此外还存有因天灾人祸等原因流转至襄阳的回族民众，下文予以详述。
一、蒙元时期被派驻中原的探马赤军
蒙元时期，西域及中亚一带的大量色目人被蒙古统治者派驻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族际交往与融合，形成了各个区域的回族。有学者认为，回族先民进入襄阳始于宋元之际。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蒙古为争夺长江天险，在襄阳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宋元之战，又称襄阳之战。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调集数十万大军围攻襄阳，令“赛典赤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南郑县），转给军粮”1，因襄阳受围久未下，又有“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2。赛典赤·赡思丁、亦思马因均系回族先民，其部属当有不少回族将士。另外，据答振益考证襄阳市区、谷城县均有撒拉坟遗址，“襄阳撒拉坟位于樊城清真寺旁，原占地四五亩左右，谷城撒拉坟位于谷城县西门外的牛玉庙附近，立有阿拉伯文字的墓碑，汉人称为‘回子坟’，当地回族父老相传，古时回回来襄樊、谷城作战，因水土不服而大批死亡，多安葬于此地。”3以上系元初随战争到谷城、樊城一代的探马赤军。回族先民作为探马赤军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战争中起着冲锋陷阵作用，其第二职能在于镇戍监控各地。史料显示有大量的官兵屯田在襄阳一带，《元史新编·兵志》记载“元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如川东、襄阳等处，则必屯田以守之”，有如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佥民、兵二万赴襄阳”1，又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从枢密院臣暗伯等请，就襄阳给曲先塔林合剌鲁六百三十七户田器种粟，俾耕而食”2,可见襄阳已经形成了回族先民屯田较为集中的区域。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回族先民上层充任地方官员，如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克襄阳后，首任襄阳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即回族先民阿刺罕，阿刺罕死后由其子“葬襄阳城西万山之原”。元至顺元年（1330年）谙都剌迁襄阳路达鲁花赤，其后裔当有留居襄阳者。又有如“马合木，从征襄阳，以劳擢浚州达鲁赤花，因家大名”3。上述迁入上层官员也是襄阳回族先民来源之一。
文献综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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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牛羊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回族人群集聚产生了对牛羊肉的需求，由此友谊街牛羊肉市场所形成的历史语境、时代变迁成为线索，市场的形成既为回族民众提供了生存与发展所需，也为回汉族际交往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场域。
一、市场溯源
一般来说，散杂居地区的回族以农耕与商业为传统，兼营养殖业，以饲养牛羊居多。明代起才派生出两个新兴行业即牛羊屠宰业和清真餐饮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回族人口大量增加，扩大了对牛羊肉的需求，这就必然促进回族商业经营内容向加工、经销牛羊肉方面转化”1，于是回族的牛羊屠宰业逐渐由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转变为满足市场需要。在北京，“明末万历年间‘以牛为命’，以屠牛为业的回民有上万家”2；在河南，明末开封羊肉店日宰数只；江苏南京“牛羊屠宰业，几乎为回民垄断”3。可见，牛羊屠宰业逐渐成为散杂居地区回族重要的生计方式之一，明政府发给回族经营者专门凭证以保证回族对于该行业的垄断权。4尽管这一时期没有相关湖北的记载，但湖北从事此行业的回族应不在少数。
清代，由于经商、逃避自然灾害及战乱等原因，“从河南、陕西、甘肃、江苏等省份流往襄阳州县的回族甚多，使得全市的回族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并最终使襄阳成为湖北四大回族聚居区之一”5。在回族民众的经济生活上，清代直到民国时期也基本沿袭了元明时期的传统行业。关于牛羊屠宰业，湖北各地广泛流传着相关俗语，如“回民没有钱，牛羊身上缠，出外挣活钱，胜似种骏田”，又有“回民无事干，挑副牛肉担”，意味着牛羊屠宰业在湖北回族经济生活中的存在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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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市场空间格局下回汉族群边界的维系
第一节族际空间格局的演化
马戎指出：“居住格局可以反映一个族群所有成员在居住地点与另一个族群成员相互接触的机会。这是从社区的族群结构来分析成员个体层面的相互接触条件。”1对友谊街社区回、汉民众居住格局进行分析，有助于整体把握社区的族际关系概况。就友谊街而言，族群居住空间分布与市场摊位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鲜明的族群边界。
一、居住格局：大杂居与小聚居
（一）由聚居到杂居
关于湖北回族先民的分布情形，史籍记载罕有。答振益认为明初进入中南地区的回族，是该地区回族来源的主体2，原因在于“元代流官制决定了回回官员在湖北地区任职的不稳定性，并且屯田形成的暂时居住点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受到冲击，因此回回在战乱中大批迁移。至明初，这些回回群体随着朱元璋政权地位的确立逐步重新安定下来。明政府曾将人口稠密之地‘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之户’迁移至各地。”3《明实录》记载，明朝中期襄阳、樊城一带“外郡安置回回、达达，结合成群”4，“樊城清真寺，永乐年间规模完整，不断改造，焕然一新，而年深已久，正殿楼阁颓败，于是重修石基，围墙，大殿。布告过往宦商以即本坊……”5，说明当时已经形成聚居区。清代教门街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樊城清真寺碑文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修该寺当地捐款的回族已达222户，及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樊城清真寺，“樊城清真寺，我教亲礼拜之福地也。建自明，至国初乾隆年，规模宏大，殿宇辉煌”。综上，回族先民及群体在襄阳的分布流变，自元代发端，明代已现聚居之势，历经明、清各朝的流徙、变动，至清代中后期已然显现为稳定的聚居分布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樊城已形成最负盛名的九街十八巷2，教门街便是九街之一，意为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有教门的。1964年，为标志回、汉两族人民团结，教门街更名为友谊街。虽有汉族杂居其间，但友谊街居民以回族为主，围寺而居，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典型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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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回汉族群边界的维持与情境化
由于族际空间分布界限明晰，混杂程度不高，族际交往频次与互相了解程度相应受限，回汉之间在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呈现一定差异性。围绕友谊街社区及牛羊肉市场，族际差异性所显现的回汉族群边界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回族饮食禁忌的维系
回族的饮食禁忌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分析了《旧约·利未记》中的饮食禁忌，“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猪的不洁源自无法分类，因此成为禁忌食物。1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猪之所以成为闪米特人之禁忌有两个原因：“首先猪的身体调温系统不能适应阿拉伯半岛，它需要借助在泥中打滚以降温，因此猪污染了人的水源；其次猪不反刍，且与人类争夺食物，生存冲突使得猪最终成为闪米特人的禁忌。”2这一分类标准以某种形式被界定下来后，就以一种严格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认知与行为，进而内化为一整套原则被遵从。
杜磊认为中国多数都市回族与汉族两个群体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猪肉避讳，换言之，不食猪肉是多数散杂居地区回族唯一坚持的“清真”原则，亦是两大群体之间最突出的边界。结合友谊街实际，基于回族清真饮食以及宗教生活需要，围寺而居的聚居形态得以形成，为了满足回族饮食需求（最后发展为满足周围回汉民众的牛羊肉食需求），牛羊肉市场出现并不断扩大。聚居形态与市场出现再次作用于回族民众清真饮食习惯的践行。由此，猪肉禁忌作为回族重要的认同标识进而影响到回汉族际关系与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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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市场互动下族群边界的跨越...............................43
第一节回汉族群边界的模糊化.....................................43
一、双向适应：族群饮食文化的变迁与互动....................43
二、婚姻缔结与婚俗的变迁................................48
第四章经济交往下回汉族群边界动态机制探索........................64
第一节回汉族群边界维系或变动的特征...............................64
一、居住格局的边界维系...............................64
二、饮食边界的调适、包容与共享...........................64
结论...........................76
第四章经济交往下回汉族群边界动态机制探索
第一节回汉族群边界维系或变动的特征
要厘清散杂居地区回汉族群边界动态机制，需先对族群边界演变特征进行梳理，历史延续与工具性表达造成回汉两个群体在居住格局、饮食习惯以及生计方式等方面的族群边界延续，而长期的族际互动实践又作用于族群边界而使其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
一、居住格局的边界维系
居住格局往往被视为民族交往的一个场景，同时也是衡量族际关系的一个变量。今天友谊街居住模式仍可见历史的影子，即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聚居格局对今日社区民族空间分布构成影响，如前文所述寺坊结构的变体以及回族人口的垂直空间集中分布。虽存有聚居人口逐步外迁而导致社区回族所占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小范围的民族聚居依然延续，无疑这种“相对隔离”的居住模式还将继续作为衡量族际关系的一大指标，“相对隔离”是历史遗留下的“回族多聚族而居”的族群性体现，也是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博弈的结果。总体而言，清真寺这一标识性建筑和牛羊肉经营生计方式两大凸显特征使友谊街社区成为襄阳市与众不同的“民族社区”，在不曾深入社区的外界汉族印象中依旧存在对回族整体形象的想象，基于此的外界他者认知也无形中形塑了族群边界。基于此，居住格局中的“聚族而居”体现了友谊街回汉之间族群地理边界的延续。
二、饮食边界的调适、包容与共享
在包括友谊街在内的大部分回族散杂居地区，猪肉禁忌实为回汉之间最突出的差异，因此也是彰显族群边界最明显特征之一。不论是婚丧嫁娶的仪式宴请还是日常友人小聚的社会场景，回族民众需要表明自己对清真饮食习惯的遵循。虽有一些年轻人存在禁忌突破行为，但当他们返回家庭或群体生活时，其“越轨”行为不自觉受到群体规约。由此，以猪肉禁忌为中心的饮食习惯是回汉群体区分的明确标识，其衍生自伊斯兰教并经由代代传承得以延续。不过，不同于聚居区的是，关于猪肉的禁忌态度并没有延伸至回族民众其他生活领域当中，也没有像聚居区那样在日常交往中避免被提及。这同散杂居地区回族人口较少、空间分布较为分散等特征相关，更重要在于长期以来回汉民众彼此调适与包容的族际交往实践。友谊街回族在不违背其禁忌内核基础之上寻求对于周边环境的适应，前述“清真”体验的多元化就是其结果，尽管一些老人抱怨年轻人不再同他们那般讲究，不过也能理解身处散杂居区域环境的限制以及社会变迁下传统延续的困难。与此同时，周边一些汉族也接受了回族部分饮食文化及习惯，使得族际差异在民众交往实践中并不凸显，其中襄阳牛肉面的开发与挖掘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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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一个中部散杂居社区——友谊街回族社区的回汉族际互动与边界演变历程的分析与探讨，尝试对于族群认同与边界进行再阐释。
在地方叙事中，文化差异是友谊街回汉商户维系族群归属的前提，牛羊肉市场的产生正是建立在族群差异基础之上，表现为回族牛羊肉传统生计延续及差异的行业分工，这是回汉之间的基本边界。随着行业发展垄断局面被打破，基于经济利益的竞争局面促使回族商户强调族群身份以获取竞争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边界，由此市场成为回汉边界维系的场域与根源。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繁荣又推动着族际前所未有的互助、合作，因行业、职业及收入差别所造成的显著族群差异相应缩小，使得族群边界日渐模糊；经济交往奠定了族际生活互动的基础，生活互动又加深了彼此情感基础，进而族际通婚增进，以上循序渐进地推动着族际互动与交融，作用于族际认同的深化。市场之外的日常相处中，无论是回族民众还是汉族民众都倾向于消除“差异”，淡化族群性以寻求更为融洽的相处环境，族群边界淡化。
友谊街牛羊肉市场的回汉族群边界表达与跨越，以个案展示了散杂居地区回汉族际交往互动历程的一个面向，从不同层面回应着族群认同理论研究的各种思辩。进而引发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散杂居地区的回族认同？回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可。回族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又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归属感，对于回族民众而言，从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到围寺而居的传统社区环境，无形中塑造着族群认同。当走出社区，遭遇与他者之间文化差异对其冲击时，更易在无形中强化其群体归属感。就如哈罗德所言，人们期望能够在所属群体中找到支撑，群体认同及其所产生的自我接纳是一种天性，1即为“根基论”的表现。但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景论在实践上并非截然分开，族群特质有时被当作获取利益的工具，文化表征经常被轻易操纵，一如本研究个案中族群性的表达或掩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