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通过对扶贫小说的文本进行文学艺术层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作家们积极参与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审美创造，通过非虚构写作、语言艺术和叙事视角的实践，把文学的精神观照植入作品血脉，塑造出了文学长廊的新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对于艺术创作的无限追求。
第一章扶贫小说的社会学视野
一、从扶贫角度：奋斗在农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农业大国，建党初期，我国80%的人口都是农民，中国的贫困主体也以农民为主。因此，中国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农村的贫困，脱贫工作的重点是农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按时脱贫，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农村扶贫取得的显著成果。而中国脱贫事业的稳步推进为扶贫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具有时代性的创作基础，在中国脱贫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坚守着奋斗底色。
（一）扶贫事业的一脉相承
贫穷不仅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关注人民贫困问题，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指出：“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①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采用平民式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方针。1930年2月党中央召开“二七会议”，通过《二七土地法》。根据农民的真实诉求，及时调整政策，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分到土地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为此后新中国的脱贫减贫事业拉开了序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脱贫的制度性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双减双交”政策。1938年，党中央进一步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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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农村角度：文化在农村
摆脱贫困不只是国家政策的部署安排，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期盼。东汉王符感慨“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杜甫也梦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上种种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摆脱贫困的真切渴望。所以把脱贫置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中来把握，就会发现作为创作场域的“农村”本身就带有文化根性特点。这一文化根性正是有学者指出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即“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②这一文化的稳定形态不会随着时代风云的演变消失、消散，它是脱离于政治文化而存在的文化结构。
（一）异地搬迁中的土地依赖
易地扶贫搬迁是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探索实行一种新的扶贫方式。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原有的资源约束、道阻不畅、生态脆弱等发展难题，是一种很好的创新帮扶方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乡土本色”时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从而进一步认为：“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①这一封闭的自给自足特点就给了村民对于土地固守的合理性。在扶贫小说中通过异地搬迁政策呈现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表现出农民对与土地的依赖与眷恋。
《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中就借村民提问，林修回答的方式解释了关于异地搬迁的诸多疑问：曲别拉根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习惯了屋前的树，屋后的山，搬迁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问：“每个村民都符合易地搬迁吗？”惹革儿说：“刚才听林书记读文件，好像安置方式有几种，我们有选择权吧？”王太因说：“这个安置就是给大家修房子，国家不是要拿出很多钱来吗？”一直不信任干部的鬼针草问：“这是国家政策，我想问，这搬迁费用大吧，谁来建房，谁来监管？”“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上面拨了多少钱？”“我们又怎么相信你们公示的是真的？”②扶贫干部们针对每个问题一一作答。小说中这样的安排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赋予政策生活性、日常性，用文学记录着扶贫政策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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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扶贫小说的时代内涵
一、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说到：“在文艺创作上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②再到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深化与进一步拓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拓展到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拓展到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使“人民群众”的内涵更加丰富，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到了文艺工作的中心位置。
（一）扶贫艺术创作需要人民
《讲话》中提到：“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③这一论述揭示了人民与文艺关系的实质：人民是文学艺术的材料储藏室，带给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提供各种艺术情节、人物原型和独具特色的话语风格。如何塑造深刻真实的文艺作品，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④“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引用了柳青的例子：当年在皇甫村定居的陕西作家柳青，经过14年的扎根，才终于创作出了《创业史》这部佳作，他大量的写作素材都是来源于此。“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刚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就能立即判断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①当前扶贫小说的创作，正是由于作家深入不同贫困地区的农村生活，在亲近泥土的过程中才创作出了带温度、有生活气息、有情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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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扶贫：扶贫叙事的表象呈现
从文学潮流的发展来看：不论在哪个时期，文学艺术都是对现实的反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写到：“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③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④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如今的扶贫早已不是单向度的输出过程，而是涉及到产业发展、科技支持、城乡一体化等宏观命题。在“脱贫攻坚”的宏大背景下，一些扶贫小说创作者对于农村脱贫之路的描写已不再基于过去对乡村的文学想象和驾轻就熟的写作套路，而是选择紧跟农村扶贫的发展实际，在小说创作中融入经济、生态、教育等复杂过程。
（一）富裕乡村之路：网络发展
扶贫不是慈善救难，不是按照人头分配，而是要引导和扶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在互联网应用普及的今天，互联网的加入是新时代的扶贫方式中最具时代特色的表象呈现。
一方面，这是一个机遇。通过网络途径开发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将乡村开发的产品与项目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推广销售，这样的电商平台更有利于推进乡村特色产品进入市场。《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用自己敏锐的时代眼光，将自己曾经的城市生活经验与家乡农村发展现状结合，把“互联网＋电商”模式带到了白羊峪，从而促进了乡村农业的转型。白羊峪从只有一部余来锁的电话：“全村唯一的手机，还缺俩按键。”①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办了“中国白羊峪”网页，利用电商渠道更快速便捷地售卖金谷子、金苹果。雷小军开发了适合农民需求的手机软件，实现了“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技术”“互联网＋销售”。农民足不出户，就能解决之前无法判断的生态园技术问题，将农产品上传到互联网平台远销各地。电商网络的加入改变了白羊峪传统的种植模式，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范少山用科技为白羊峪带来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经山海》中吴小蒿积极协助万大姐开办鳃岛网店，售卖岛内的鱿鱼干、扇贝丁、海参等等。还开办电子商务服务店，既卖又买，通过这样的电商服务平台，为村民进一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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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扶贫小说的文学艺术特征 ......................... 45
一、扶贫小说中的“非虚构” .......................................... 45
(一)文学景观:“非虚构”与扶贫主题 ............................. 45
(二)叙事姿态:脱贫攻坚的在场实录 .................................. 46
第四章 扶贫小说的得失与反思 ..................................... 71
一、镜子或轨迹:反映时代的扶贫小说 .......................... 71
(一)反映时代发展轨迹的扶贫小说 ............................... 71
(二)留下人物画廊新形象的扶贫小说 ........................... 73
结语...........................81
第四章扶贫小说的得失与反思
一、镜子或轨迹：反映时代的扶贫小说
（一）反映时代发展轨迹的扶贫小说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①文学反映时代，扶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不断变化。国家对农村扶贫的政策不断发展完善。扶贫小说反映农村扶贫进程，对农村扶贫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它以发展的姿态反映着时代变迁的轨迹，丰富着扶贫小说的文学表达。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扶贫小说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是叙述姿态，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如何叙述“贫困”。以《上庄记》、《驻村干部扶贫笔记》为例，这两部扶贫小说记录扶贫人的所见所感以“展示贫困、讲解政策”。《上庄记》里对破败乡村进行详细的记录，体现出贫困的苦难，同时写出农村精神的落后性，比如村里由于贫困，只能“用两家妹妹换老婆”的方法结成新的家庭；留守儿童朱小文父母离婚，“离婚”这一行为被村民评价为“两个狗日的进城好的没学下，瞎的学了一大堆。”②顾家梁顾二家，因为家里一直没有孙子，以自己生病为借口骗宝子两口子回来，用非法拘禁的方法逼生：“两口子一回来就锁在窑里，绝不让进城了……”③在反映乡土生活下描写农民的落后性与农村的萧条，对于贫困表现出无奈与感慨。《驻村干部扶贫笔记》中也是一个苦寒、贫穷与落后的村庄。“熊组长说：‘那你说说上庄的出路在哪里？’老村长长长叹一声说：‘没有出路了。’”④可以看出在文本深处透露出的是一种深沉的忧惧与无奈的迷茫，作家很少在作品中以乐观的姿态去描绘现实中的乡村世界。如果说前期的扶贫作品重点在“展示贫困”以确认扶贫的重要性，那随着农村扶贫的深入，后期的扶贫小说则在整体基调上体现充满希望的“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了精准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的书写方向。比如《海边春秋》对于岚岛的建设、《安农记》对安农县的建设、《金谷银山》中对白羊峪的建设等等。表现出的是一幅全社会在脱贫攻坚背景下，齐心协力奔向共同富裕的农村建设图景。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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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20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农村扶贫政策的有序推进，使得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窘境，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在新时代被终结。在中国农村扶贫进程的大背景下，文学界不断进行着以“农村扶贫”为主题的创作实践。扶贫小说就是指在国家扶贫背景下，以农村脱贫为主题，描写农民与农村经历脱贫而产生重要发展变化的小说文本。本文从社会学视野、时代内涵、艺术特征与得失反思四个方面，对扶贫小说进行了全面考察。
从扶贫小说的社会学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扶贫事业的一脉相承、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文化根性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人地关系、文化传统等涉及方方面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为扶贫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合力推动了扶贫小说的出场。
从文学的时代内涵角度来说，扶贫小说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崭新的时代素材记录着日新月异的农村脱贫进程，表达了对新人诞生与回归的期冀以及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传递着文学对扶贫事业寄予的希望。通过对扶贫小说的文本进行文学艺术层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作家们积极参与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审美创造，通过非虚构写作、语言艺术和叙事视角的实践，把文学的精神观照植入作品血脉，塑造出了文学长廊的新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对于艺术创作的无限追求。这些扶贫小说的文本充分展示了地域民风民俗，积累并丰富了“脱贫攻坚”的文学经验，让我们看到脱贫攻坚的深层文化底蕴如何进入到文学叙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