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截取2013年之后的乡村叙事作为研究对象，意在以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对这一时期进行反贫困叙事的作家群体的创作进行总体性观照，来考察文学是怎样在当下用它特殊的方式反映贫困，并以此去观照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作家内在的心理结构。
第一章 精准扶贫政策的出台与反贫困叙事的开启
第一节 文艺政策的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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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如何对反贫困叙事形成了一种精神规约，本文认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关于文艺工作作了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与其他涉及文艺、文化、人文社科领域的众多讲话、批示相比，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是其根源，讲话内容具有当下性、延续性。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作家和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次座谈会清晰的表明文学的接受主体、文艺创作的对象主体都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文艺不能脱离大众和现实，这对文艺创作者的写作内容、选题对象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可以说，这次座谈会是对文学要回归、立足现实的再次强调。在谈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提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注重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以及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提出文艺组织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贫困由来已久，截止到2013年我国贫困人口贫困程度之深，若要完全的消除绝对贫困，势必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策略。2015年底，习近平提出“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八年来，在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下，反贫困迎来了新阶段，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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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艺生产机制与反贫困叙事的组织与生产
当下文化生产机制与90年代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充当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变化，都首先通过它而影响文学；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来实现的。[1]2021年2月，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描写、记录这一决战成为近些年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全面脱贫是社会多方合力达成的，涉及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与文艺生产机制有很大的关联，中国作协与地方各级作协第一时间给予关注并以各种方式积极回应，出版机构的策划、跟踪服务为反贫困叙事提供重要支撑。
一、作协的介入
作协组织是党联系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全国各级作协对反贫困叙事的写作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组织生产，作家群体进一步实践“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了这场文学生产活动，一时间关于这场精准扶贫运动的文学创作氛围十分浓烈，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同时因为写作内容刚刚“发生”、正在“发生”，整体表现出一种自觉程度极高且反应十分迅速的整体化文学出版实践行为。
2018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进一步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在关于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申报的通知中第六条明确提出为加强重大现实题材创作设立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题”，对于深入生活的时间也指出为4至6个月。[1]同一年，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专项基金，对于扶持的重点作品采取多种支持方式，如“对创作所需的基本费用提供补贴、对确有价值但出版面临困难的作品提供出版资助、对优秀作品组织研讨推介活动”等[2]。这些举措有效地整合并发挥了作协、文学界的资源力量。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推动反贫困的文学生产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调动了全国各地方作家协会共同参与这一历史时期反贫困文学创作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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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传统的“重拾”
第一节 从书斋到大地：“在地式”写作姿态的复现
周作人曾在《地方与文艺》中指出：“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1]并强调乡土小说“忠于地”的创作姿态。作家的反贫困叙事写作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地”的叙事：写作者亲自来到扶贫一线，葆有拥抱现实的热情，以亲历获得内部视点，在书写“事件”的过程力图展现出扶贫工作与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无限贴近现实、同生活直接发生联系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复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强调的“深入生活”、“介入现实”的写作姿态。
一、“深入生活”的赓续
我们发现这种在动员下、有一定的组织的文学生产方式并不陌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便有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先例。周立波、丁玲等作家带着土改的体验创作出《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反贫困叙事的作品从选题、研讨到最后的出版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多重因素的合力下迎来蓬勃发展。毛泽东与习近平在两次谈话中对于文艺的创作都肯定了文学应该介入现实、为社会改造服务，这一观点与萨特“介入文学”的主张十分相似。循着“深入生活、深入实践”的倡导之路，“采风”是作家“介入”生活的手段之一。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组织作家到贫困地区采风以获取现场资源，对重点项目予以扶持，助力这类作品的发表，以一系列措施为作家进行反贫困行动的书写铺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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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的书写乡土的方式
作家承担历史责任，重新成为社会事件的“推动者”，这是新的时代一种新的现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反贫困叙事的方式并不是新的，所谓新，是在与新时期以来乡村书写的文学发展脉络中来说的，是就文学创作对乡村的关照视角来看的，反贫困叙事是作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对过去的精神传统的“重拾”。
一、史传传统的接续
“‘史传’一词，较早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一文中。史传传统的核心是实录，即要求作家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史传传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点：一为求真精神；二为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三为编年体、纪传体的结构方式”。[1]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求真精神”、延安文学的“大事件”书写都是史传传统在文学中的显现。而反贫困是国家在新时代的一种新的召唤，反贫困叙事的文学创作方式恰恰呼应了这种召唤，它带着一种国家意识，追求“写真实”的精神，延续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延安文学介入现实传统的深入。
“五四”时期的小说在审美追求上显露出的是写实主义，这种写实主义还带着历史意识，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社会生活中蕴含的现实精神。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便提出文学要重写实的倡导，这一时期的作家身上被赋予了极强的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感。一些作家通过在乡土小说中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乡村陋俗来完成关注视角的转变，实现从关心个人的主观抒情到关注整体性的社会与民众的写实的转变，这种整体性视野在小说中更多的呈现为讽刺批判。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史传传统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的影响更突出些。现实主义小说在此时更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茅盾的立意更是在写时代精神，他在《我的回顾中》中曾说：“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 [2]于是出现了《蚀》、《子夜》等历史记录式小说的出现。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中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发表后，可以说“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3]。这一时期关于乡村生活的整体叙事可以说大都按照此模式进行书写的。《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红旗谱》（梁斌）、《艳阳天》（浩然）、《金光大道》（浩然）等作品都紧密结合现实循着这一模式来书写“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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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贫困叙事样态 ..................... 33
第一节 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 .................................. 33
一、 传统线性结构:呈现扶贫历程 ........................... 33
二、 交叉式对比结构:拓宽时空维度 ............................ 34
结语 ................................. 42
第三章 反贫困叙事样态
第一节 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
文学论文参考
叙事结构是作品风格显现的重要方式，《文艺学方法通论》中有言：“叙事结构分析旨在发掘叙事文体的不变的深层结构，即试图通过分析叙事文体共有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建立一套叙事体的普遍结构模式”。[1]反贫困叙事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必然要有与宏大叙事相适应的叙事样态，当代的反贫困叙事，恰恰体现出这样一种样态。为了凸显反贫困事迹的宏大叙事，作家采用了传统线性结构与交叉式对比结构，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决定着叙事节奏的表达。
一、传统线性结构：呈现扶贫历程
通过梳理反贫困叙事作品，可以看出故事的叙述大抵遵循贫穷——扶贫——致富的框架，可以归纳为落后——生产——先进的记述结构。这种“旧地焕新颜”的表达方式，突显出贫困村过去与现时的巨大反差。传统的线性结构可以说已形成为一种叙事传统，作者在故事的讲述中不少采用因果式的线性架构。
因贫困村正处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情况，国家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境遇，政府开始安排、调取驻村扶贫干部深入贫困地区进行精准到位的帮扶工作以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作品整体上来看其因果概述表现在这些贫困地区因各类因素致贫迎来“精准扶贫”的举措，驻村帮扶干部来到农村，历经各式困难最终成功带领村民摆脱贫困。这一线性结构在反贫困叙事中多以扶贫干部或第三视角展开，以驻村干部为对象进行。
在精准扶贫的语境下，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广袤无垠的乡村为叙事空间，以现时的精准扶贫为叙事线索，扶贫干部和贫困户为主要叙述对象，以全面脱贫为最终目标。作品中人物关系的配置主流是，大批写作者将人物关系放在“扶贫者”与“受扶者”的矛盾冲突中，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多是被派遣到贫困村的扶贫干部，纪录式的呈现精准扶贫行动中人与贫困的各种搏斗。少部分写作者以具体的贫困人为切口，从主人公的生活境遇中窥视到人民的生活在扶贫行动下的多种向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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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文学来书写人、时代、环境彼此间多元复杂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表达宏大的时代命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素来就有的功能。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来看，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不断被深化的同时逐渐走向分歧，批判与歌颂、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而作为理论的现实主义却在逐渐淡出。[1]反贫困叙事重拾了现实主义精神，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观照乡村，接续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表达宏大时代命题”的传统。
随着精准扶贫行动的逐步开展，作家将笔触落在这场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上，呈现出在带有政府组织的政策行为下的群体式写作，写作者以“深入”的姿态对反贫困行动中的驻村扶贫干部进行“跟踪式”查访，用双脚去丈量远方的土地、用双眼去见证反贫困带来的变化，在宏大叙述中追求史诗书写。这种文学传统是建国之后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反贫困叙事接续了《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当代文学早期创作的精神内核，作家延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介入生活”的内在心理结构。作家重拾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当代的这种反贫困恰使文学和作家完成了自身角色的塑造。
反贫困叙事中涵着一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形成互文。它是裹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主题文学，但也正是因为书写“事件”的“现时性”，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把握更考验写作者处理题材的能力。对时代的敏感程度，对扶贫行动的“真实记录”，反贫困叙事可以看作是对乡村“焕颜”历史经验的留存，同时展现出乡村发展的未来愿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