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青创会”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青创会”闭幕后，由它衍化了多次地方性、历史性的“青创会”。它从会议内容、流程到会议任务、功能为后期多次“青创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从青年作家培养的后续效果来看，以“青创会”为起点的青年作家虽然作家身份有异、文学体裁有异、创作题材有异，但是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脱颖而出。有些青年作家响应时代号召，创造出时代之歌；
第一章 “青创会”的筹备与“青创者”的产生
第一节 中外“合力”与“青创会”的筹备
文学论文怎么写
“青创会”的召开与它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联。“青创会”不仅是当时党的文化政策调整的重要产物，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的学习成果。“青创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包括酝酿、筹备与召开等等环节，这些环节为“青创会”是否顺利召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创会”从开幕、闭幕以及后续工作执行和部署都需要强大和相对完备的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作为保障。各个机构与单位是组织制度能够得以实施的基础，这些机构与单位构成了对于文学青年有效管理的基本因素。这既保证了“青创会”按照既定的时间流程召开，也保证了“青创会”的文学决策与决议能够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作用。
一、政策保障：文学会议与党的文化政策的调整
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发展意志与目标的反映，是国家统治阶层对于一个时代社会思维的体现。“文化政策是国家作为文化管理权利行使主体对文化进行规范和统治的政治表现形态，反映的是一定阶级的文化意志和利益、愿望、要求。”①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当社会环境发生变更时，意识形态进入转型期，那么相应地文化政策的方向引导、执行能力、具体反馈效果都会有所变化。具体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新中国的新环境，它通常都是表现着当下阶段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呈现，通过政策的方式来对文化活动领域的意识形态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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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青创者”产生程序、遴选原则及其等级秩序差异化
新中国诞生以来，新的意识形态催生了文学体制发生新变。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因其影响力，凭借着政治力量，成为了唯一合法的存在④在“左翼革命”文学形态与范式影响下，新的文学体制则必然需要按照某些特定的原则来对作家群进行划分与选择，以建立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家队伍。“青创会”是构成新的文学体制的重要环节，也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集结、培养、引导与管理青年作家的文学会议。本文重点关注“青创者”产生的一般过程、遴选原则，阐释在“青创者”产生过程中所出现的等级秩序差异化现象及成因。关于“青创者”的产生程序、遴选原则及其等级秩序差异化这一议题的探讨将会考察新的文学体制是否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青创会”中名额分配、形式的区别以及代表之间的等级秩序差异化，也意味着此次会议将会存在一定的文学资源的分配问题。
一、“青创者”产生的一般程序
“青创会”是全国性的文学会议，它的举办包括筹备、召开、闭幕等多个环节，其培养目标与对象是青年作家，但由于青年作家的人员众多，所涉文学门类多样化等原因，使得这次遴选程序相应复杂化。“青创者”的产生不仅涉及到青年作家本身，更涉及到推选青年作家的中央、地方的各个单位组织部门之间的协调，“青创会”能否顺利举行与青年作家代表名单能否顺利面世具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作家协会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对“青创会”筹备事项中的青年作家遴选工作做出了明确地总体指示：“对新生力量的政治教育和历史考查”①，紧接着对青年作家的政治立场与文学成绩方面都作了补充：“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又红又专，没有文艺工作上的才学是做不好文艺工作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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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现场：“青创会”报告与新老作家队伍
第一节 历史现场：“青创会”报告与文学方向的引导
1956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该文集收录了在“青创会”期间重要的会议报告、发言，共计36篇。其中政治界、文艺界等重要领导人的发言报告共二十篇，具有代表性的有胡克实《为社会主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等等；青年作家代表发言共十六篇。在收集整理“青创会”材料过程中，笔者对国内重要报刊《文艺报》、《文艺学习》等会议报道、青年作家相关的回忆性文章以及未出刊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小组讨论会简报》展开了相关材料的甄别、补充与整理，尽可能将散落的、未出版的材料进行发掘与整理。这些历史材料力图全景式地展现“青创会”全貌，有效地还原“青创会”历史现场。
更为重要的是，“会议报告是权威人物代表权力机构向与会者传达一种精神和意志，它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表达，是国家对文学艺术实施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方式”。①作为会议精神的重要呈现形式，会议报告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传播方式。本节试图通过对“青创会”历史现场的书写与对当时会议报告、发言的整理，重点关注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青年作家应该持有怎么样的立场，创造怎么样的文学作品。
一、严肃与愉悦：“青创会”的历史现场
1956年3月15日，“青创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在“青创会”开幕式上新华社电讯：“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①，这足以说明国家层面对“青创会”的认可度。不仅如此，《文艺报》发表社论《让文学的青春力量更快更多地成长起来》中所述：“在现在召开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来检阅我们新生力量的队伍，讨论文学青年的创作和如何进一步积极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这不仅恰合时宜，而且包含着动员于组织新生力量保证我国文学事业繁荣的十分重要的意义”。②“青创会”聚集青年作家讨论文学创作，保证我国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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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中国的组织培养与青年作家队伍的形成
“青创会”是青年作家培养成果展现的舞台，青年作家的培养离不开新中国的组织培养。从个体、群体走向组织，是现代中国从整体的价值取向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的比较明显的特征，并且在进化为“组织”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政党与国家组织的制约。⑤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组织”的重要标志性会议，那么沿着文学史的进程往前追溯，在《讲话》时“组织”的原则就已全面确立下来。新中国的“组织”倾向在进一步的实现，青年作家的培养也是新中国组织倾向中重要环节之一。文学创作原来是专业知识分子的工作，新中国之后，国家试图打破垄断局面，积极地、有计划地扶持工农兵作家。大力培养工农兵作家，并且试图从工农兵自身的群众队伍中造就作家，这一现象是基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考虑居多，“青创会”也不例外。本文主要关注新中国成立后青年作家培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由于这一项政策性的培养，在“青创会”中形成了一支符合意识形态的青年作家队伍，完成整个文学队伍的更新换代，同时通过不断培养业余作者来充实这支文学队伍。
一、新中国对“新生力量”的组织培养
一九四九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青年作家的培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此时，培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近现代以个人或单独的组织培养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培养为主导的模式，其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新中国之后国家整体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组织化”倾向。新中国之后，党和国家运用文学组织、文学会议等多个“组织化”的策略来引导与调节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并且试图从文学体裁、文学风格等方面对作家进行指导与规划。①新中国之后，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报刊杂志、文学机构等等文化空间的建设来对青年作家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式的培养，旨在培养新的符合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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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青创会”的纵横衍生与“青创者”的分化发展 ....... 52
第一节 纵横交错：“青创会”的衍生及其反思 ............ 52
第二节 以“青创会”为起点的青年作家 .................. 60
结 语 ........................ 71
第三章 “青创会”的纵横衍生与“青创者”的分化发展
第一节 纵横交错：“青创会”的衍生及其反思
文学论文参考
“青创会”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为主导力量聚集与培养青年作家的文学会议。“青创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结束，此后，在地方上掀起了一阵“青创会”召开热潮，有些地方以文学会议的形式开展，有些地方则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青创会”不仅在地方上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在历史上也不断衍化，迄今为止，“青创会”一共举办了八次。本章主要重点研究“青创会”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培养青年作家的目的与宗旨的文学会议在地方上、历史上的演变，其中包括对“青创会”的程式、模式与原则等方面。虽然“青创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青创会”在遴选程序、作家培养效果等方面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自上而下”的地方性“青创会”
“青创会”在北京闭幕后，各地陆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了地方性的“青创会”，比如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于同年4月12日至14日举行讨论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还传达了“青创会”上的报告精神。①在这一时间内，4月13日又开展了广东作者座谈会，主要是有参与“青创会”的青年作家来作报告，参加会议的广东青年作家有22名，其中有10多人进行了会议发言，有些人因为时间原因作了书面报告。①除了讨论会与座谈会的形式，一个地区的各大区各省市都陆续准备展开地方性的“青创会”，并且有些还在会议上制定了青年作家的相关培养计划。
西南大区响应“青创会”的号召，在地方上陆续开展了“青创会”，其中就包括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1956年5月13日至19日，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其会议主要是想要传达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的精神和决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情况，根据全国作协12年的远景工作计划来制定分会1956年至1957年的工作计划；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来健全分会的组织。②在会议上举例了近两年来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及重庆分会的作家结构的重要分布。“最近，在分会新发展的50多个会员中，青年业余写作者就占了90%。”③在此次会议上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最为有力的措施就是关于此次会议之后的工作计划，在《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1956—57年工作计划》中就专门列出后期如何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要举措。一共有五条，分别是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来专门负担培养青年写作者的工作；请专业作家对一至二名青年作家进行具体帮助；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解决青创会参会代表的各种困难；青年业余作者进行具体了解制定培养方案。④此项计划意味着青年作家的培养正式纳入地方培养轨道，以全国“青创会”为基点向整个重庆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散开，鼓励越来越多的青年写作者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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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青创会”的“参与”的特点、特定传播空间与范围、后续的执行贯彻使得文学会议在其功能的发挥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为了增强其功能，“青创会”的召开还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组织配套设施，保证会议目的的最终实施效果，并且加强其影响力度与范围。首先，“青创会”从借鉴参考到真正实施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办。虽然其间有各种力量进行斗争，但其基本的意识形态方面使“青创会”在筹办过程中保持着它的基本取向，为会议的顺利开展以及会议目的实现打下了基础。其次，会议的召开过程是精心组织的结果。会议议程早就安排妥当，“有一定的‘导演’性质”①，因此，“青创会”的气氛呈现的是该有的紧张与愉悦的和谐场景。在“青创会”的召开过程中，通过会议报告的方式传达国家意识形态，并对青年作家的政治立场及其文学创作方向进行有力的规范与指导。同时，通过强大的筛选机制，对老作家与青年作家进行筛选，保证符合意识形态的老作家与青年作家的出席与发言，以确保形成一支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青年作家文学队伍。最后，“青创会”后续的宣传、执行与贯彻机制保证了会议精神与决议在短时间内能够达到最好的培养效果。一方面，通过多次由上至下的地方性的“青创会”开展以及由前至后的历史性的“青创会”的召开使得“青创会”的会议精神以及功能作用能够迅速进行转化。另一方面，以“青创会”为起点的青年作家虽然受到会议培养、个人观念、时代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批活跃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青创会”研究还是展现出了比预期想象中的更为复杂、糅合、与庞大的存在形态。在研究期间既有着突发式”历史发现“的愉悦与兴奋，同时也越发能够体验到对于“青创会”研究时的难以穷尽。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查阅1956年前后的国家级与地方级别的主流报刊杂志，以及当时与会人的相关回忆，尽量采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来做相应的支撑，并且不断阅读文学会议领域的相关研究，寻找能够符合历史的猜测与合理阐释的理论点。在追踪青年作家时，尽量选择关系错综复杂的作者，这样有利于以点带面地进行相应的研究，可以试图把个案与群像互相结合，使得整个研究呈现立体化与复杂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