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笔者认为我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媒介用户的数量不断增加，未来的媒介形式方向将不断优化场景传播，传播模式会将成为特定情景下的个性化传播和精准服务，传播权力也会随之发展变化，面对日益增加的媒介用户，海纳百川的互联网内容，如何捍卫社会环境风清气正，平衡技术与个人的边界，改善利益与权利的冲突，都将成为国家网络治理与监管能力探索的新方向。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从纸媒进化到电子媒介，技术正不断构建出新的社会生活图景。正如凯文·凯利所指出的：“技术以观念为基础，以文化为载体。它们被遗忘了，可以复活，还可以被记录下来”。1时代在不断变化，媒介技术正在成为勾连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力量，媒介的演变也同时悄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2022年8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通过报告数据可见，我国的网民规模始终稳定增长，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较2021年12月新增网民1919万，互联网普及率较2021年12月提升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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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从不断递增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来，尤其是规模大到基本覆盖全国人口的网民，亦可称之为媒介用户。从传统媒体时期的定时定点、千篇一律的线性传播模式，到如今的互联网背景下实时共享、用户生产、算法匹配等多元传播模式模式，海量信息扑面而来，媒介用户也经历了从受者到传者的身份转变，他们的传播权力不断解放，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用户”，传播与权力关系间的互动值得关注。新时代的媒介用户共享着丰富多彩的信息资源及传播权力，权力的变化带来了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网络暴力”、“群体极化”、“信息茧房”等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舆论热点瞬息万变，难以管理与检测的大基数媒介用户更是鱼龙混杂。和谐中国建设，离不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媒介变迁视域下，关注媒介用户传播权力的变化与影响，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我国社会治理，包括媒体监管优化、社会舆论治理等工作存在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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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问题
媒介发展也是时代弦音，回顾1958年，就在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电视机出厂后不久，中央电视台也于那时诞生了，中国自此开启了传统媒体主导的年代，而如今，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六十多年来，媒介呈现从电视屏幕跳跃到手机屏幕，媒介用户也经历了不断更迭升级的媒介体验。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聚焦媒介变迁视域下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及其影响，经过案例分析比对，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国的媒介变迁经历了哪些阶段？不同媒体阶段呈现为什么样的传播模式？这些传播模式下的媒介用户传播权力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媒介用户传播权力的变化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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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媒介变迁视域下我国媒体发展状况概述
第一节媒介变迁视域主要逻辑
多伦多传播学派创立于上世纪60年代，而创立伊始，学派便致力于讨论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奠基人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偏见，他以“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为基础，指出文明的发展、衰落以及其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都与传播媒介密不可分。麦克卢汉则延续了英尼斯的观点，将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紧密结合，“媒介即讯息”理论重新定义了媒介的本质，将其发展与文明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揭示文明的演变历程，使得人们对于媒体形式的重视程度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紧随其后的梅罗维茨也将传播技术及其变迁视为社会变迁的动因，他强调了传播媒介对社会场景的影响,媒介革新的本质是技术的发展。也诚如我国学者喻国明所提及的，“新媒介”嬗变的核心逻辑是媒介是连接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而媒介迭代之“新”就意味着为这个纽带的连接提供了新的尺度、新的内容和新的范式。
综上，本文的媒介变迁视域的逻辑主要来自以上理论逻辑，媒介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媒介技术迭代首先深刻影响了媒介传播范式的本身，本研究将其作为研究背景，结合我国的媒介发展历程及传播权力理论框架，将概念操作化，通过对关键变量的分析得出不同媒介形式主导下的我国媒介发展变化主要阶段，总结各媒体时期传播模式及阶段性特征，从而进一步比较不同模式之间传播权力的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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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传播权力理论分析框架
关于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学者吕正兵所阐释的四层内涵作为分析框架，其中包括行动者的网络化权力、基于行动规则的网络权力、被赋权的网络权力、行动者构造网络的权力，进行概念的操作化。
行动者的网络化权力指的是在全球网络社会系统内外权力的持有者，即活跃在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如互联网背景下传播权力不断被解放的活跃的网民。基于行动规则的网络权力是指网络社会的运行规则，是网络社会中具有话语权的组织和行动者,他们建立了相关标准以保障网络社会的运行，如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相应的媒体管制政策、社会法律及制度等。被赋权的网络权力包括处于网络社会中具有统治能力的结构性位置上的个人或组织，作为网络社会中有的行动者,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个行动者身上，如大众媒体时期采用的议程设置方式。行动者构造网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两种身份上，即建构者与转化者。建构者是具备网络社会设定的目标去建构新网络或改造旧网络能力的行动者，如在互联网发展之初，负责建立互联网通讯网络的人。转化者则是当一个网络要去寻求合作或抵御其他网络时，在网络之间以分享共同目标和整合资源的方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网络联合及合作的行动者，如一些媒体公司中转化算法黑箱的程序员。47以上四层内涵分别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传播权力的机制，本文还结合了学者唐荣堂、童兵所提及的关于卡斯特“传播力”理论的论述，他们认为传播权力可以分为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内控权、网络建构权以及网络转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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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案例的不同媒体时期传播模式分析 ................................ 23
第一节 传统媒体时期 .............................. 23
一、媒介用户传播案例:关于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的报道 ....... 23
二、传播模式分析:媒介连接下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 ................... 24
第四章 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及其影响分析 .................................... 35
第一节 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状况 .......................... 35
一、不同传播模式下传播权力分配变化 .................... 35
二、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特点分析 ............................. 36
结语 ................................ 44
第四章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及其影响分析
第一节媒介用户传播权力演变状况
一、不同传播模式下传播权力分配变化
通过以上的案例分析可知，媒介技术变迁带来了传播模式的变迁，而通过每个时期的模式示意图可分析出各时期传播权力的分配状况，从而进一步获得媒介用户传播权力的变化特点。
传统媒体时期的传播模式的主要呈现为单向传播的轨迹，这时期主导传统媒体的行动者主要是政府部门，全程参与了传播的信息生成、把关、传播。基于行动规则的网络权力即模拟技术与政治一统政策范式，也影响了传播权力集中于中心，分配于集体，服务于大众的属性。中心集权于一体，媒介用户传播权力很低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传播权力，在四个时期中处于最低谷的位置。互联网媒体时期的传播模式呈现为互动的双向传播轨迹，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呈现为三权并存的状态，参与传播中的行动者包括政治或经济权威、网络公司及互联网参与者，权力的分配开始出现不同的主体，但是受制于经济、技术等所把握资源的不同，三者的权力大小并不相同。传播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媒介用户从信息接收一方中解脱出来，获得部分传播权力，但影响力与力度并未十分突出。社交媒体时期的传播模式呈现为去中心化的发散传播轨迹，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便是技术的普及使得行动者主体数量出现激增，网络的搭建与转换群体变得多元，同时包容的行动者的网络权力不断纳入主体，传播信息也不断增加，传播权力的分配主体逐渐平均，数量领先的个人媒介用户权力与影响力剧增，一跃成为主要传播权力拥有者，权力状况也达到了顶峰。算法技术时期的传播模式呈现为环状多元化的传播轨迹。技术的进化使得万物互联，不同的行动者越来越多的被囊括于传播网络中，而个性化成为追求，日益宽松的媒介管理环境也使得媒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助力，信息的精准匹配比信息的广泛传播更有意义，而这一时期拥有匹配力的主体优势显然大于仅仅拥有传播力的主体。信息内容想传播得更加精准有效，需要拥有在海量人与信息中匹配的能力，传播权力分配主体自然由人转向了技术，媒介用户传播权力出现回落。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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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媒介技术也在更新迭代，不断改变着媒介的形态，媒介的演化与更新又不断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从传统媒体时期到算法媒体时期，媒介用户经历了从“受”到“传”的身份转变，逐渐成为传播的中心，媒介进化方在用户中心的主导下不断完善其技术手段，而伴随着媒介的变化，传播模式也在刷新进化，网络社会的矛盾及监管治理也应与时俱进。
本文基于媒介变迁的视域，以媒介用户传播权力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观察、案例分析的方法，先通过分析得出四个不同媒介阶段的传播权力模式呈现为：传统媒体时期的媒介连接下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网络媒体时期的媒介承载下的用户双向传播模式；社交媒体时期的媒介及用户主体的多元泛化传播模式；算法媒体时期的媒介及用户中心的个性环绕化传播模式；再对比总结出媒介用户的传播权力经历了权力低潮、权力攀升、权力高峰、权力回落的四大阶段。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的更迭在解放媒介用户权力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技术与人的发展存在矛盾点，媒介用户的权力变化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我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媒介用户的数量不断增加，未来的媒介形式方向将不断优化场景传播，传播模式会将成为特定情景下的个性化传播和精准服务，传播权力也会随之发展变化，面对日益增加的媒介用户，海纳百川的互联网内容，如何捍卫社会环境风清气正，平衡技术与个人的边界，改善利益与权利的冲突，都将成为国家网络治理与监管能力探索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