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研究针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情感状态，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记录，结合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对问题进行追溯，最终通过梳理和归纳，发现该群体在日常实践中的情感特质。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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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提出单身社会正在成为一种空前强大，无可避免地社会变革，各发达经济体都先后进入这一社会状态[1]。当前，我国社会正进入人口转型时期，人口增长趋缓和少子化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近年来，独居青年群体的快速增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明确指出青年发展对国家以及城市发展的重要性[2]。在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下，许多青年选择远离家乡，在工作地点附近租房，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定居下来，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而选择单身且独自居住生活方式的青年群体被称为空巢青年，即大城市独居青年。大城市独居青年游离于其原生家庭与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网络之外，仅仅身投在大城市里充满压力和风险的激流中。在外漂泊的大城市独居青年脱离了原生家庭和熟悉的社会网络，他们大多处于创业、奋斗、打拼的黄金时期，选择孤身来到大城市对抗生活压力。
2011年，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上升2.77亿。中国作为从传统家庭模式向现代家庭模式转变的国家，独居生活日益被视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在年轻群体中尤其流行。如今，年轻人独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独居的年轻人们，一方面彰显其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另一方面体现该群体渴望提升自身对生活的掌控力。2018年，我国有超过7700万青年处于独居状态，而根据权威数据预计，2023年“空巢青年”的数量将上升至9000万人以上，而这一状态，在北上广深这些国际大都市表现得尤为明显。2021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撰写的《关于推动“空巢青年”群体向“筑巢青年”群体转变》[3]冲上了热搜，引来社会的热议，空巢青年看似影响的是青年自身的情绪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将会降低青年劳动力的素质、降低生育率、加速老龄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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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概念界定与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情感社会学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情感(emotion)的概念嬗递折射出情感研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地位[1]。情感对于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可以发挥告知、评价和意动的功能，考察个体的行为逻辑需要关注到情感的功用。基于此，本文关注到特殊群体的情感是如何作用于其媒介实践行动并产生影响。情感以社会行动凸显出外在表征，研究起源于西方哲学思想，西方围绕“情感—理性”对情感社会学进行分析。帕雷托对情感社会行动做出强烈反应，从情感角度考察非逻辑行为。涂尔干把情感视为对社会结构起作用的客观力量。社会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学家关注到现代社会人的情感状态并引发担忧。齐美尔从社会文化视角关注到现代人的情感困境，在解释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形成悲观主义的“情感文化”。情感与文化世界紧密关联，个人的情感来源于文化世界。丹森认为对情感经验消极形式的重视，看起来是符合当时历史时代的，在20世纪前后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并揭示在现代化背景下个体正在陷入自我及理性的危机。在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本体论危机”的时代下，曼海姆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危机根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失调，导致本来在大众社会起整合作用的情感成为瓦解社会的风险因素。特纳指出，应该在感受规则等文化规范之外将社会结构纳入情感唤醒的模型。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考察个体的实践行为，需要关注到情感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变动并进行深入探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考察群体的实践行为，需要关注到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变动并进行深入探析。借助情感社会学研究视角深入大城市独居青年进行手机实践的内在机理和心理机制，从情感的角度促进大城市独居青年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社会，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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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第一节调研过程
通过对“空巢青年”和独居青年相关的文献梳理，学者对“空巢青年”的基本画像为，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远离父母且独自居住，感情状态为单身未婚。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1]，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2]，截至2022年6月17日，中国的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8个城市。由于学界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结合已有空巢青年的概念定义及本研究问题，为了更准确、清晰地把握调查对象和开展田野调查，本文对“城市”的界定为“超大城市”，即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8个城市，原因在于生活在超大城市的青年与其他群体对比，工作、生活和手机往往紧密相关，更具有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从业者”的身份张力，手机媒介对该群体的作用更加需要引起关注。因疫情背景，最终确定选择广州为实地田野调研地点，并通过滚雪球在线上获取调研对象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以获取丰富的样本量。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界定综合考虑到年龄、地域流动、情感状态、教育程度、居住情况等，最终本研究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界定为居住在超大城市，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且独自租房，从城镇流动进入城市生活，有一定收入，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人。考虑到大城市独居青年需要在一线城市承担租房费用，因此该群体画像的基本特征为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收入较可观。随着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大，大城市独居已普遍成为青年人过渡期的选择，本研究希望最大力度凸显出问题张力，参照非独居群体，讨论处于独居状态的青年在智能手机上的情感表达是否有明显区分。单身、独居意味着个体的情感释放需求可能更强烈，而作为数字原住民，媒介如何影响个体的情感感受，个体又是如何进行情感表达和互动的，成为本文考察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特殊性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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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样本的总体性概述
最终，研究小组在线上和线下共收集问卷190份，受访者作答不完整、选项呈现明显规律性以及所填答案逻辑明显错误等标准对所得问卷进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6份，最终得出有效问卷184份，有效率为96%以上。
由样本特征表可以看出，本次调研最终所得样本量的男性群体较多(74.5%)，原因在于女性安全防范意识更强，因此女性选择独居生活的意向更低，符合预设的人口学特征。回收的有效样本中，除了线下通过随机抽样填写的样本外，结合滚雪球的方法，最终在线上和线下获取有效样本量共计184份。
在年龄结构上，本次调研所收集的样本结果集中以90后的青年人群为主，原因在于在一线城市单身独居的人群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以及相对自由的婚恋情况。00后由于刚毕业缺少稳定的高收入支撑独居生活，而80后多已组建家庭，因此最终回收的样本量中90后占比达到89.1%。
在职业特征上，本次调研人群着重考虑量互联网从业者等跟新媒体行业相关的职业，因此私企员工较多（49.5%），但也综合涵盖不同职业特征人群，最终职业分布较为均匀。
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中学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占比为7.6%，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70%，这种学历构成符合本研究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样本设计，由于大城市独居青年能流动进入一线城市获得稳定工作以维持独居，因此其学历水平较高。此外，受访者的月收入多分布在5001-20000区间，该群体的经济收入整体水平较高。
本次调研得到的样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样本人口学特征，即样本人口学变量的基本数据、指标的设定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样本的数据质量，即样本所获得的数据在整体上符合我国人口统计学的相关规定，各指标设定合理。选项内部呈现出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本次调研所得数据相对均衡，样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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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感表征:大城市独居青年情感调适下的手机使用 ............... 19
第一节 情感动机:使用抵抗符号获取情感能量 .......................... 20
第二节 情感体验:液态监控下涌现倦怠感 ........................................ 23
第四章 惰性显现:数字化生存下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情感策略 ........... 28
第一节 平台认知:设置情感标签部分弃用 ............................ 28
第二节 情感疏解:情感认同下传播热词 ................................ 31
第五章 情感进路:数字惰性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影响及应对 ........... 36
第一节 消极印象管理下产生信任风险 ............................... 37
第二节 消极情绪弥散引发情感隐忧 ................................ 39
第六章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研究结果与讨论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本文以大城市独居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广州城市的田野调查结合滚雪球抽样，从线上、线下搜集的一手数据作为研究来源和研究基础，从大城市独居青年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大城市独居青年在何种情感逻辑下展开手机实践、大城市独居青年在消极情感下会引发何种风险，构建出全文脉络。试图揭示数字时代背景下，手机媒介如何作用于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日常生活，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的媒介实践如何构建出情感转向，以文化、信息、关系、感知情况作为影响因子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数字使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与讨论如下：
手机作为情感工具和技术物品嵌入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日常生活，其使用手机进行情感调适的过程彰显了该群体的主体能动性和抵抗意识。大城市独居青年使用手机的情感动机是借助于线上丰富的情感符号文本获取积极的情感能量，然而智能手机对大城市独居青年工作和生活的过渡连接使技术监控造成该群体产生倦怠体验。大城市独居青年认识到手机兼具娱乐体验和透明化的技术特性，尽管数字交往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关系的连接和交往方式，在脱离传统社群后，大城市独居青年在城市生活中面对身份结构失位的问题，而导致其面对网络环境和现实问题产生无奈感和无力感，陷入大城市独居青年情感失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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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获得一手的数据，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探索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线下和线上生活的样态，借由情感分析走入大城市独居青年内部，分析群体意识和矛盾现象的本质，能够结合群体主观层面和社会环境客观层面，从宏观到微观把握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情感特征和行为模式。针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情感状态，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记录，结合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对问题进行追溯，最终通过梳理和归纳，发现该群体在日常实践中的情感特质。
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在数字时代下构建出数字惰性情感逻辑，结合线上和线下的认知程度、情感状态，在矛盾而紧张的工作环境和倦怠的数字技术使用下，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媒介实践。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历程，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独居青年，开始享受独居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在享受着独居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数字化生存下各种问题的困扰。大城市独居青年在新媒体空间往往被塑造成“被压抑的他者”形象，面对数字化技术迫使其隐私让渡、网络符号化文本导致个体失语、技术对亲密关系改变。大城市独居青年使用“躺平”、“佛系”文化心态，表现其对技术的批判精神、自我表达意识、平等意识等，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抵抗。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手机实践表现了其情感转向，媒介对城市独居青年激增起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手机逃离者”的矛盾身份，构建出其手机实践的情感脉络。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引发个体化倾向，作为顺应个体化趋势且不断增加的大城市独居青年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数字技术成为大城市独居青年重构关系网的中介，而在被迫过使用手机的环境中，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采取隐性的抵抗方式采取反击策略，群体的长期行为中构建出的情感逻辑，即数字惰性。数字惰性成为反抗枷锁的策略，面对网络社会激活的消极情感，大城市独居青年初步具备了反抗的动力，其媒介实践构建出新的情感结构，体现为认知上对平台贴上情感标签，情感上的疏离，话语表达的回避，从而呈现出对数字化生存的结构化抵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