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教育管理论文，本文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对中产阶层母亲“双减”政策适应不良产生应对行为的原因进行探析；基于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提出“双减”政策的优化策略，为将来政策的调整以及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长期有效落实提供参考及丰富理论研究。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1.政策原因
“减负”在中国教育领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党和国家为此做出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先后颁布了大大小小几十项关于“减负”的政策和措施，主要聚焦于校内，针对作业、考试、竞赛等作出量的限制，各阶段的基本主题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善和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到六七十年代的减轻学业负担与提升教学质量并行，再到八九十年代的缓解升学压力等，出台的政策数量之多，不仅可以反映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重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反映了减负的顽疾性及其效果的不尽如人意。近年来，伴随着教育培训机构的焦虑宣传、资本扩张，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焦虑日渐增加，教育领域的内卷问题日益严重，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不断。这种状况不但使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进一步加重了，而且造成了教育领域恶性竞争的现象不断涌现，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本着让学生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减轻家长负担及回归教育本心的原则，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中小学生的作业量、考试及排名、课后服务、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等做了严格规定。“双减”政策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政策力度之强前所未有。然而，政策的出台似乎并没有缓解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反而在某些方面趋向多元复杂化及进一步加剧的倾向。家长们表示：“没有校外补习，孩子的成绩下滑了怎么办？”、“别人的小孩都在变相补习，这不又形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吗？”、“双减前的校外培训费用已经够高了，现在私下给小孩找的课外补习价钱都翻倍了，这不是减负是增负啊”、“当前的学校教育真的有条件可以减负增质吗？”、“孩子中考前的学习情况什么都不知道，难道真的等到中考后才来‘拆盲盒’？”、“如果不去校外补习班，我的孩子如何应对将来的中考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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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双减”政策执行情况的相关研究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减负”的话题被拉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国内的学者围绕着“双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1.“双减”政策执行问题的相关研究
蒋立兵、王依然认为“双减”政策落地的突然带来了四个矛盾冲突，表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教师面临着超长待机与专业成长之间的矛盾，家长处于显性支持和隐性忧虑之间的较量，学校面临着政策执行和评价体制之间的博弈，学生处于闲暇放松与升学压力之间的纠结[3]。杨艳梅从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四个层面分析了“双减”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4]。徐梦雅通过问卷对H市S中学的教师、学生、家长展开调查，发现“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标的团体需调试的幅度过大；双减财政资源配置不充分，社会保障不足；双减政策执行规则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大众对双减政策的支持度偏低等问题[5]。邓亮认为“双减”政策执行存在以下现实困境：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政策失衡，教育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利益偏差，培训乱象和监管失效的运营风险，目标偏高和参与不足的两难协同[6]。朱英男认为，在“双减”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当前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短板，例如还有各参与主体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一部分执行机制尚未成熟，监管能力有待提高[7]。李广海从博弈论视角分析得出，学校课后服务开展不充分致使政策执行表面化，地方政府规避敷衍导致政策执行缺失，校外培训机构隐形变异导致政策被替代执行[8]。姜鑫海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家长观念引导存在不足、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提供不足以及统筹协调机制和力度有待加强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现实问题[9]。覃铂涵认为，“双减”政策存在分异化、抵制式、弹性式和替代式执行偏差问题[10]。王国文认为，政府收发式执行、学校象征式执行、家庭怀疑式执行、校外培训机构表面式执行，这些问题都阻碍“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11]。上述可见，“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必须要先厘清问题、解决问题，对政策作调整和优化，才能保障政策的长期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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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应对现状调查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一）调查对象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州市中产阶层母亲，根据前述的阶层划分标准采用及概念界定，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遵循以下标准：（1）家庭长期生活并居住在广州；（2）子女在广州的中小学就读；（3）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4）家庭年收入20-90万；（5）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多以脑力劳动为主。其中在文化程度上，根据李培林的研究和郭辉在南京等三个城市开展的中产阶层学历调研结果，[42][43]笔者将大专学历设置为中产阶层的下限；在家庭年收入上，考虑到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身边一些中产阶层和广州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在参考国家统计局的“6-50万”这个标准上进行了调整，将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范围划定为“30-100万”；在职业指向上，依据上述文献的梳理，并结合李春玲、李培林、周晓虹、李强等人对中产阶层职业的标准界定，把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及其他事业单位、国企职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定义为职业中产。
（二）数据收集方法
在数据收集上，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法和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从中产阶层母亲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双减”政策前后母亲的行为差异、影响中产阶层母亲政策认知的因素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参考了相关文献的问卷设计以及经与导师多次沟通修正，最后以“问卷星”网络平台的形式展开问卷调查，由于笔者自身的原因，身边有不少符合条件的中产妈妈，因此进行问卷调查时，笔者采取了滚雪球抽样的策略，即从身边的人获取符合研究条件、感兴趣的个案，再邀请其帮助介绍其他参与者。以调查问卷中第一题作为筛选条件，回答孩子学习主要负责人是母亲的为有效问卷，回答孩子学习主要负责人是父亲或其他为无效问卷，最后共计回收202份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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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产阶层母亲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情况
（一）中产阶层母亲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和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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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反映了广州市中产阶层母亲对于“双减”政策的认知程度。从条形图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最多人表示不清楚政策，占比有38.12%，其次有33.17%和14.36%的人群表示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表示不太了解和非常不了解的分别占8.42%、5.94%。整体来看，中产阶层母亲对“双减”政策认知度不高。“双减”政策作为教育变革的指导性政策，家长的了解、政策的感知度等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但中产阶层母亲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尚未超过50%，将可能影响“双减”政策效用的发挥和政策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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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母亲政策适应不良的原因探析......... 41
一、家长自身的因素 ...................................... 41
(一)对政策的认知水平不高,认知存在偏差 ............................ 41
(二)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惯性依赖 ................................... 41
第四章 基于互相调适模型的“双减”政策优化策略 ............................. 47
一、扩大政策认同 ................................. 47
(一)优化“双减”政策宣传,增进家长政策认知水平 ......................... 47
(二)保持理性教育态度,摒弃功利的教育动机 ................................. 48
结语 ......................................50
第四章基于互相调适模型的“双减”政策优化策略
一、扩大政策认同
（一）优化“双减”政策宣传，增进家长政策认知水平
尽管家长在“双减”工作中扮演者执行者、监督者的重要角色，但对于家长这一群体的政策宣传却未做到深入和细致。家长通过各类媒介、学校、身边的家长等渠道了解到的“双减”政策大多是主要的执行措施，比如作业量的减少、考试不排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压减等，但对“双减”政策出台的背景、初衷、目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实情况等方面的都不太了解，这就导致家长会认为执行这些措施可能会降低孩子的学习竞争力，学校教育质量难以保障而产生新的教育焦虑，为家长拒绝执行“双减”埋下隐患，所以调整和优化政策宣传工作尤为重要。首先，家长在参加各类学校活动时能接触到最新、最快、来源可靠的教育信息，例如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家长会、学校开展的家长培训、班主任创设的家长群等，学校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沟通渠道把“双减”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传达给家长。同时，各类媒体应该真实、客观地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和需引起关注的要点呈现给家长，做到不武断、不带主观情绪化、不带节奏。其次，在对政策内容进行宣传时，既要涵盖政策实施的具体举措、背景信息以及持续关注与学生家长切身利益有关的热点问题，也要开通家长意见反馈的通道，并做到及时回应家长关于“双减”政策工作的疑问。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政策的认知水平可能会受到个体理解能力的影响，因此，应尽量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降低家长的认知负荷，同时，可以利用案例、图形、图表形式提高政策内容的可读性，理顺当中的利益关系，从而降低“双减”工作推进中由于家长自利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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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采用了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深入地研究“双减”政策下广州市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应对现状，即其对政策的认知状况、焦虑表征和应对行为表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对中产阶层母亲“双减”政策适应不良产生应对行为的原因进行探析；基于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提出“双减”政策的优化策略，为将来政策的调整以及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长期有效落实提供参考及丰富理论研究。
第一，“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应对的现状。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其中15名中产阶层母亲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学生的学习压力有所缓解，但同时也使得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趋于多元复杂化。“双减”政策背景下，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焦虑主要来自教育变革、教育获得及教育分层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因将来不明确的考评标准感到迷茫、无法把握孩子的学习竞争力引致的焦灼感、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缺乏信心、被打乱的教育规划带来的不适感、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不安感、被普职分流进一步加剧的焦虑感。在此之下，家长的教育应对行为有以下三种：变相补课，明卷变暗卷；目标转向，校外转向校际；抓住时机，重视培养习惯。
第二，“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应对的原因。笔者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对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应对的成因进行探析。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母亲的政策适应不良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因素，例如对政策的认知水平不高、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唯分数”的固化思维；还有来自于环境的因素，比如学校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参照群体的泛化传播。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母亲的政策适应不良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制定不完善、社会结构的变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