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首先在对中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利用外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力。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生产要素，技术、组织管理、国际销售渠道等等，有利于我国更快的推进生产和消费转型升级，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跟上去全球科技进步的步伐，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建立了38570家外国投资企业（除了银行、证券和保险部门），实际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6.2%。相当于144.4亿美元，比去年高出了4.5%，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也继续创下了历史新高，规模名列全球首位，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21年3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将以更大力度的引进和利用外资，有序推动对电信、网络、教育、文化、健康等相关行业的对外开放，并充分发挥重点外资项目的重要示范作用，积极引导外商在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高新科技、传统制造业转型提升、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以及在中西部领域投入。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2021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明确提出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放低准入门槛，放松限制。1月7日，《中国科技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FDI增量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在高技术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中，外资流入比重不断提高。从来源看，美国、欧盟是最主要的FDI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高技术行业外资流入比重不断增加。其中，药品生产、医疗设备和工具、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吸引了相对较大的外商投资。而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环境规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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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框架
一、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在新时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提出问题，围绕中国的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这一中心点，回顾与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及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相关研究理论，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以及理论逻辑与实证研究结合等方法，探究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是如何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进而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其次展开解决问题思路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出阐述，深入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外商直接投资的所有制、行业和区位现状分析以及它们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实证分析验证影响存在的真实性，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以及中介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各区域的现实情况提出了针对我国适宜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献分析法
本文笔者通过对收集到的关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研究分析，以总结出前人对此方面的研究现状，并从中思考得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二）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综合运用法
本文笔者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结合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运用理论假设，说明环境规制对外商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stata16.0中的双向固定效应及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波特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为主要理论依据，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中介模型的传导机制，并采用实证模型来验证其影响。最后，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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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述评
第一节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定性研究
关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正向促进论”。“波特假说”Porter(1991)[19][20]认为不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单一的对立起来去衡量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更科学合理严厉的环境保护法规可以促使公司进行更多的革新，而这些革新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资源利用效益和生产率，抵消了公司对于保护环境的投资成本，增强了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盈利能力，从而达到了改善环境和提升公司竞争力共赢的良好局面；Wen Bin Peng,Kun Tian,Yin Hua Tian,Guo Cheng Xiang（2011）[27]以中国为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环境监管力度的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白嘉、韩先锋、宋文飞（2013）[28]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研究发现“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存在的，且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共赢；原毅军、谢荣辉（2015）[83]运用中国工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支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但存在滞后效应；慕绣如（2016）[56]认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合理把控环境规制的强度，只有在最优的环境规制区间内环境规制才能显著营造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明显促进FDI的进入；唐杰英（2017）[65]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从而造成环保政策与执行力度的不同，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得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能够将污染物排放量高、能源消耗量大、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拒之市场之外，而相对有优势的企业之间会形成良性竞争，提高了外资引入的数量和质量；李诗音、龚日朝（2020）[4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门槛效应，呈正“U”型关系，在企业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得到企业创新效应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而可以凭借其优势吸纳外资的技术及人才资源，扩大外资规模；孙冰、丛桂宇、田胜男（2021）[64]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和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在推动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全国层面看这种促进作用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最强，东、中、西部地区效应依次减弱；欧阳晓灵、张俊豪、杜刚（2022）[58]用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促进了产业转型，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并且这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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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规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方法研究
通过对文献整理发现，在对环境规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中学者采用的方法不一。其中张宇青、吴金南（2016）[89]利用OCED成员国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结果得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升，即“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周晶晶、赵增耀、蒋薇薇（2018）[97]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得出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向绿色工业模式转型，但随着环境约束的增强，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外资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受到抑制，便会倾向投资于环境管制力弱的地区，如现阶段的中国，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此外还将样本中的产业分为三类，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虽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产业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但综合来讲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还是会抑制外资的流入；邱士雷、王子龙、刘帅等（2018）[59]基于SBM-DDF-SML模型与门槛模型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与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利用，加大污染排放治理投资额，环境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冉启英、吴海涛（2019）[60]通过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城镇化率低的中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则不存在此效应；李凯杰、王怀民（2021）[47]通过2SLS模型将环境规制作为FDI的工具变量综合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强度与FDI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刘金焕、万广华（2021）[52]从微观层面上运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外资引进的决策和数量两方面的影响，分析得出其成本效应大于创新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产生了负向影响，特别是对污染行业的外资来说其负向影响更大，此外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来说，更明显的是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外资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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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发展历程..........14
第一节 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及发展历程 ....................... 14
一、中国环境规制制度的动态演变 ................................. 14
二、中国环境规制强度衡量指标的动态演进 ......................... 21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 ..... 38
第一节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机制 ............. 38
第二节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39
第三节 技术创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第五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 43
第一节 变量的定义与数据的来源 ........................... 43
第二节 模型的构建 ....................................... 45
第三节 实证结果的分析 ................................... 46
第五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变量的定义与数据的来源
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指的是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中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中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行为，用FDI表示。本文采用我国各省份实际利用外资额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S）：环境规制强度表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政府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的企业进行规制的严格程度，本文作者对我国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这三个工业三废指标进行处理，进而得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本文作者采用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其中计算公式为：归一化量=（排放量-排放量min)/(排放量max-排放量min），环境规制综合指数=1/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均值*工业废水排放归一化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均值*工业SO2排放归一化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均值*工业烟尘排放归一化量）。
控制变量：劳动力成本（Wage)：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行为息息相关，它也是一个地区要素禀赋的主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吸收FDI的主要优势所在。文章作者采用区域内城镇单位就业平均工资,用作劳务成本的代表因素。城市化率（Urban）：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发挥着国内巨大消费市场的潜能，逐步形成了“双循环”的模式，分为“内循环系统”和“外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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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在对中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理，接着又对环境规制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结合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从区域层面上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分析发现，第一，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外资企业投资规模会逐渐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境规制成为影响我国外资流入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规制通过提高环境质量和降低环境污染两个方面促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发展。第二，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判断环境规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必须根据投资区域的自身条件，依据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作用机理进行具体的分析说明。第三，技术创新在对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水平反映的是一个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效率和质量。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良好的正向关系，技术创新的加快增长，推动外资规模的扩张。但一直以来，我国都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创新，并主动加入了世界技术创新联盟，严格维护知识产权，全面开展了国际技术创新合作。由于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和创新的明显提升，必将更大焕发市场经济生命力和经济社会创造性，强劲推动中国经济新动力的快速增长，并将借助中国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和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扩展，助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质量迈上新台阶，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