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笔者认为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产出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对于兼业型农户而言，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越高，其农地产出率越低。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然而在当前外出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粮食生产水平只增不减成为了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间和城乡区域间的优化配置不仅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程名望等 2016; 徐建国等 2016)。随着大量优质劳动力的向外迁移，留守妇女和老人成为农村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此过程中，由于转移所导致的“劳动力空缺”应当如何填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随着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的增大，使得现有农村劳动力弱质化和规模不足(盖庆恩等 2014)，造成农地产出率持续下降。然而，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图1-1），2014—2019年间我国农民工总量、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及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均保持上升趋势，这表明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增加不仅未造成农地产出率的下降，农业绩效在总体上反而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持续扩大的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农地产出率不减反增呢，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农业产量提升悖论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据现有研究结果显示，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提高农户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罗浩轩 2017; 史常亮等 2016)；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正逐步走向分工经济(罗必良 2017; 罗必良等 2018)，促使农民采用服务替代劳动力；三是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农业产量升高(耿宇宁等 2019)；四是政府补贴政策(张琛等 2019)、气候环境等(Haque et al. 2019; Imran et al. 2019)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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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力非农转移如何影响农地产出水平”，可拆分为直接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单位农地产出的影响；间接影响：在考虑资源禀赋约束的情况下，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能否通过调整农业要素投入结构进而作用于单位农地产出。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
（1）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业发展基本特征。考察农村劳动力要素与农业生产状况的变动规律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
（2）剖析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单位农地产出影响的内在机理。构建“劳动力非农转移—要素配置—农地产出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关键。
（3）测度资源禀赋约束，分析其在影响路径中发挥的作用。量化由资源禀赋约束造成的要素替代难度是解决核心问题的难点。
以上三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如何影响单位农地产出”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在归纳的基础上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2.2 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直接影响，忽视了劳动力要素流动引起其它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间接影响农地产出状况。本文基于新劳动迁移经济学（NELM）理论，从农户家庭整体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单位农地产出的影响，并考察劳动力非农转移所引致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拓宽了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增进了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业要素结构关系的理解。
第二，已有研究虽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及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要素替代有不少讨论，但从要素替代难度这一视角深入考察要素替代进程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在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考虑技术进步下的要素替代难度是种植结构调整、要素配置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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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劳动力非农转移
劳动力非农转移：指的是农村劳动人口1从农村向城镇、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包括了工作居住地的转移、职业的转变、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转变。从在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实践中，存在“离土离乡”以及“离土不离乡”两种情形，农户对于务农或务工的决策结果在多数现实情况下并非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本文以既进行农业生产又存在非农劳动力的农户，即兼业户为研究对象，若该兼业户家庭中存在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二、三产业进行劳动，且劳动时间达三个月及以上，则认为该农户家庭进行了劳动力非农转移。
2.1.2 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
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我国资本和劳动禀赋的丰裕度发生了变化，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相对价格也随之变化(陈晓玲等 2019)。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对技术变革产生诱致性作用，同时促使生产方式向节约劳动的技术方向转变(吴方卫等 2018)。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主要体现在机械、化肥、农药以及雇工等要素的替代，农户实际采用的替代方式主要与农作物种植类型与农地地形地貌相关。
2.1.3 农地产出率
农地产出率：本文农地产出率以单位土地上的“农业产值”来衡量(李宁等 2017)。本文所指农业为狭义范畴上的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且考虑到作物类型、区域以及成本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单位产值差异，故本文选择产值数额作为绩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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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成单位，当代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道义小农理论、理性小农理论和综合小农理论。
（1）道义小农理论
道义小农学派是在组织生产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其代表任务有恰亚诺夫、卡尔·波兰尼和詹姆斯·斯科特。恰亚诺夫(1996)以俄国集体化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认为农户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同，属于独立的一派，其追求的不过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农户会做出不同的劳动力分配决策。农户家庭的劳动—消费比率决定了其耕作农地面积。继恰亚诺夫之后，卡尔·波兰尼在研究小农现实经济后，提出小农不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避免风险的基本生存目标，这是因为小农随时都面对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致使农户不得不相互扶持共同抵御风险。詹姆斯·斯科特(1976)提出了“道义经济”，“安全第一”，“生存第一”是小农经济的基本原则。为避免经济灾难农户不会冒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经济策略。
（2）理性小农理论
理性小农理论最早是由舒尔茨(2006)提出的，指出农户具有不逊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能力，通过认真比较市场资源并计算拥有的家庭禀赋，可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继舒尔茨之后，波普金继承了这一观点，指出小农是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人”，在开放的市场经过理性的权衡做出合理的农业生产决策。理性小农理论提出，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来驱动小农实现转型，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不断增加现代要素供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合理方式。
（3）综合小农理论
综合小农理论最早是由黄宗智(2009)提出的，指出我国农民是介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之间的“综合小农”。由于中国的农民很多未脱离贫困水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因此他们通常会选择规避风险，满足家庭基本需要，但同时又会积累手中的资源禀赋来追求更多收益，尽力使其收入最大化，这部分农户通常会选择在风险和收益中维持一个家庭的平衡。因此，基于上述两种理论并结合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模式，学者们提出了第三种“综合小农”理论。这个理论为研究我国农户的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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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16
3.1 中国劳动力非农转移状况分析 ............................ 16
3.1.1 中国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发展历程分析 .......................... 16
3.1.2 中国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现状分析 ............................... 17
第四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23
4.1 研究区域概况 ................................... 23
4.2 数据来源 .......................................... 24
4.3 研究对象界定 ............................. 26
第五章 劳动力非农转移、要素替代与农地产出率的实证研究 .......................... 27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27
5.1.1 变量选取及测量 .................................... 27
5.1.2 模型选择及设定 ................................. 30
第五章 劳动力非农转移、要素替代与农地产出率的实证研究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5.1.1 变量选取及测量
（1）因变量。农业生产效率包括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等。本文欲从土地生产率角度研究农业生产效率，参照李宁（2017）、仇童伟等(2018)的研究，本文采用单位农地上的农业产值来刻画农地产出率。
（2）核心自变量。本文重点分析兼业户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产出率的影响，采用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劳动力比例来表示(仇童伟等 2017)。兼业户数据其占总调查样本的 65.75%，其中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比例的平均值为 60.90%，主要分布在 30%～50%及 90%～100%之间，如图 5-1 所示，该分布状况与实际调研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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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用农户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的投入程度来表示(吴伟伟等 2017)。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主要有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社会生产服务等，因此，本文采用亩均使用机械、化肥、农药以及雇工费用之和来表示替代效应的大小。
（4）调节变量。本文以耕地所在区域的地形条件为调节变量，以检验农户农业要素结构调整对农地产出的影响是否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参照郑旭媛等的研究，本文采用县级层面坡度范围2为 7°～25°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作为地形条件的代理变量(郑旭媛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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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8 年、2019 年黄土高原地区 935 份农户调查数据，系统探究了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产出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产出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对于兼业型农户而言，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越高，其农地产出率越低。
（2）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投入在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产出率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大小为-1.552，占总效应的 53.073%。此结果与研究假说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相对落后，农户的资本约束基本不存在，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的收入增长仅会增加农户的消费性投资，或降低农业生产在家庭经营中的重要性，进而对生产性投资产生负向影响。对于黄土高原区兼业户农民而言，应不断优化其生产要素投入结构，通过促进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投入，来提高农地产出率。
（3）地形条件调节了劳动替代型生产要素投入和农地产出率之间的关系，即在坡耕地比例越高的地区，资本要素投入对农地产出率的正向作用越小。
（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低兼业户农地产出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于经济作物单位面积产出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粮食作物的影响不显著；较未参与流转土地农户而言，参与流转土地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产出率的负向影响较小；劳动力非农转移距离越远，其对农地产出率的负向作用越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