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理论研究层面，在阐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影响机制时，仅仅重点写了降低准入限制、提升创新水平这两个渠道，并没有从国内外现有的文献对所有的影响渠道进行总结，同时在理论阐述时缺乏相关数理模型的推导与证明。
第一章引言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贸易成就，贸易实力不断攀升，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均位于世界前列。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模式亟需转型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的迫切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为寻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路径，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2013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道路的探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①，次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行。至今，我国已形成了21个省（直辖市）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的整体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我国新时代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为我国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试点经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入21世纪以来，FDI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前进的重要力量：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稳步扩大。据统计，中国2001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8亿美元，2020年1444亿美元，2021年1735亿美元，短短20年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增长迅速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由2019年的1.5万亿美元降至1万亿美元，降幅为35%③。在全球投资整体下降的大环境下，20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却高达1443.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④，呈现逆势增长、“稳中求进”的趋势。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布局持续优化。二、三产业成为优化外资结构新的增长极，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合同数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占比最大且不断攀升。三是外资区域分布不均衡。经济基础雄厚、基础设施完备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而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较少甚至“无人问津”，长此以往会形成区域发展“两极分化”的局面。四是外资来源过于集中。中国利用的外资绝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外资科技含量较小，给国内带来的技术进步有限，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创新发展。五是外商在华投资类型丰富多元，外商独资已经逐步成为外商青睐的投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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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与框架
1.2.1研究思路
第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现状分析。一方面，从内涵界定、建设历程、战略定位、创新举措、主要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几个方面阐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现状；另一方面，从横向发展趋势特点和纵向发展深度、异质性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进行现状分析。
第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理论分析。首先，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阐述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区位选择理论，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的理论机制；其次，基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从降低准入限制、提升创新水平这两个渠道具体分析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第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实证分析。首先，从整体视角验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接着，系统研究异质性城市以及异质性功能属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资引致效应；之后，依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渠道作机制检验；最后，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虹吸效应以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定位入手，对文章作进一步的分析。
第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政策设计。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深化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的差异化探索；（2）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降低准入限制、提升创新水平等动力机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促进作用；（3）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意识；（4）对标国际先进的自由贸易惯例和投资规则；（5）建立制度化的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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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研究综述
2013年中国设立首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详实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发展历程、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选址策略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效应等问题。本部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对其发展历程以及政策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2.1.1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发展历程
随着政策的实施落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方面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学者们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历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举措以及区位选择的探讨上。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在区域协作与新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佟家栋和刘程，2021）。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的负面清单制度将金融监管变为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实现了政府的简政放权，充分释放制度红利（余颖丰，2013）。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国内交易成本，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深度发展，成为各区域合作的新“风向标”（杨向东，2014）。也有学者借助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研究，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强调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创新举措的重要性（胡吉祥和姜恺妮，2014）。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选址问题的学者们认为不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和制度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朱凯杰和杨斌，2017），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应当进行差别化探索（李志鹏，2013），因地制宜制定最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孙久文和唐泽地，2016）。具体到量化角度，陈林和邹经韬（2018）借助面板Logit模型实证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选址倾向在具有经济发展充分、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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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研究综述
2.2.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大都围绕东道国展开，英国学者Dunning（1979）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提出区域资源、区域成本、销售运输成本三个因素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Tatoglu和Gaister（1998）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状况、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以及政策制度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人均GDP、交通运输（杨晓明，2005）、市场化程度、资本回报投资率（白津卉，2016）、法律制度（张昀和李胜兰，2011）、区域创新能力（吕国范等，2013）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何振（2017）和王玉主、余俊杰（2022）分别利用1993-2008年的地级市数据和2001-2019年东盟样本国的面板数据得出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马双和赖漫桐（2020）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并提出政府短期节约成本的政策措施能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负向冲击，是政府“稳外资”有效的政策选项。以上观点与冼国明和杨长志（2009）得出的结论一致，此外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外资流入影响因素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发现东部地区FDI流入比较关注劳动力素质、员工工资、FDI存量和电信业发展水平；中部地区则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三次产业结构分布、FDI存量、电信业发展水平和集聚效应为主；西部地区重点在于三次产业结构分布、市场规模和集聚效应（王立平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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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现状分析...................12
3.1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典型化性事实 ...................... 12
3.1.1 内涵界定 ................................... 12
3.1.2 建设历程 ........................... 12
第四章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机制分析...........27
4.1 理论基础 ................................ 27
4.1.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体系的区位选择理论 ............................. 27
4.1.2 制度导向的区位选择理论 ............................... 27
第五章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32
5.1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基准回归 .... 32
5.1.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32
5.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32
第五章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5.1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基准回归
5.1.2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中国2013年首次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本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将研究样本的时间维度选定为2006年至2019年，包含4个直辖市和259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共有观测值3682个，以前五批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下辖片区城市为处理组⑰，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⑱。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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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效应为研究内容，通过对文献、现状、理论、实证等方面的分析，考察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首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为判定两者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其次，重点归纳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渠道；再次，基于2006年至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前五批设立的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所涉及的片区城市为处理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设定时间和政策虚拟变量，以二者相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信息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及内生性处理以增强基本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渠道，并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如何影响周边地区的外资效应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这个两个角度进行拓展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实际发展现状来看，2013年中国首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外商投资企业数、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数都有明显的增加；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增长了29.8%；此外，采用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变换估计模型4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由此可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效应十分可观。
第二，从异质性视角来看，在对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进行划分后分析发现：相较于其他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东部沿海地区会带来更显著的吸引外资效应；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所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且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而沿边型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