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笔者认为近年来，“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已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项核心议题，它意味着我国文学理论学科经过多年的探索，有了新的发展任务和建设思路。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首先代表着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实现理论自觉的标志，也意味着文学理论应该形成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知识体系、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以及话语特征。
第一章 “文学性”问题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内涵
一、“文学性”发生的历史语境
“文学性”（俄语：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英语：Literariness）一词，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对其的使用和阐述都是繁复的。“文学性”也常常伴随不同理论家对其的阐释与建构，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语义变迁，并且在不同的理论表述当中，“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也有所不同。如今，汉语知识界对于“文学性”的使用，早已超出了文学学科的范围，如在新闻、影视、哲学、政治、历史等学科话语中，均可见“文学性”的相关表述。从现有的一些具体表述来看，学界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和应用，常常存在主观性的误读或任意性的征用现象，这实也给我们讨论“文学性”问题带来挑战。要对“文学性”作正本清源的理解，仍需要回到雅各布森、回到俄国形式主义上来。
“文学性”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代文论界对于“文学性”的讨论，基本也是沿袭着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路径来开展。不过，“形式主义”从来就不是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等俄国形式派理论家自己提出的理论口号。在一开始，“形式主义”这一标签充满着“庸俗的嘲讽”。正如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所言，“形式主义”一词是“从它的对手加给它的贬义来说，指的是 1915 年到 1930年期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潮流”。①作为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艾亨鲍姆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明确的说明：“通常人们称我们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而我则宁愿称其为‘形态学的’，以使之与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一类的其他研究方法有所区别[……]”“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但如果你们愿意，不妨称我们‘特性论者’（specifikatory）好了。”② 尽管说，“形式主义”这一名称被形式派理论家们认为是“不见得十分恰当”且“不适用”的，但它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命名，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出，俄国形式主义的出场，交织着两种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场交锋虽然在俄国本土最终以雅各布森的“流亡”以及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放弃自己的观点作为结束。但“文学性”的种子却据此开始“播撒”到世界各地，并深刻推动了西方文论话语的范式性变革。回到“文学性”出场的语境，它作为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深度地卷入到这场有关“形式主义”或“形态学的”理论论争之中，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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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性”的理论内涵
“文学性”在雅各布森最初提出时，只能称得上一个文论“概念”，在经过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的不断建构与完善之后，它逐渐衍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论观念。加之它经历了从俄国向世界各地任意“播撒”的过程，西方学界对“文学性”内涵的讨论也各不相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史忠义系统地概括了西方学界针对“文学性”所提出的五种不同的定义，分别为：形式主义的定义、功用主义的定义、结构主义的定义、文学本体论的定义，以及涉及文本语境的定义。历史地看，“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在西方文论语境中不断发生衍化、丰富，使得“文学性”成为了“20 世纪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世纪课题，也成为世纪难题之一”①。虽然说，对“文学性”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理论旅行”做历时性的梳理有助于全面考察“文学性”内涵的嬗变——这当然十分重要（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但笔者发现，当前学界在探讨或挪用“文学性”时，更多的是对“文学性”做一种具总体性或泛化意义层面的讨论，往往跳脱了它的生成语境。本文试图回到俄国形式主义发生的历史语境中，立足于俄国形式主义一系列与“文学性”相关的历史文本，对“文学性”的原发性意义做深入考察，探讨“文学性”的理论内涵及其范式影响。
（一）“文学性”与文学学科自主性的确立
如前所述，“文学性”的出场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前提，是对 20 世纪初期俄国文论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学派”文论话语的一种反拨，同时接续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理论资源。这些因素，均有效地构成了“文学性”生成的外部条件，是“文学性”生成的一种“嵌入型”因素。“文学性”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论话语路向，它既是历史地建构的产物，也给后世的文论话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能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性”内涵、意义和功能做出具体理解，我们还是有必要重回“文学性”相关的历史文本。具体来看，在《现代俄国诗歌》一文中，雅各布森做出了如下的一番论述：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代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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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流变
一、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理论建构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通常指的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其核心观点在于通过“结构”去描述和解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化”和“模型化”的认知方式。在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经验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是“表面”的东西，其背后还隐藏这一种“内在结构”，而这也构成了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型”。对此，列维-斯特劳斯曾给“结构”做出过这样的定义：“‘社会结构’一词根本与经验的实在无关，而只是与某种依据经验实在建造起来的模式有关。”①尽管说，列维-斯特劳斯此处所言说的是社会文化现象，但是他的这种“结构主义”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结构语言学的直接启发。“二战”期间，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于 1942 年在美国的“伟大相遇”，促使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列维-斯特劳斯因此一跃而成为结构主义的旗帜和领袖。从这一意义上说，结构主义与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血脉联系。
学界在论及结构主义时，几乎总是要把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关联起来。有论者就将结构主义视为是广义上的形式主义批评范畴。如比利时美学家布洛克曼（J. M. Broekman）在其论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书中，直接将结构主义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俄国形式主义，二是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三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在他看来，“作为巴黎时兴思潮的结构主义 [……] 是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文学结构主义的主要原理之上的。”②结构主义的理论动力直接来自于语言学，这也直接衍生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后继而起的结构主义批评家，如罗兰∙巴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热奈特等人，他们在从事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时，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从文论史的视角来看，结构主义对于形式主义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他们立足于“结构”的视角，推动着“作品中心”转向于“文本中心”，据此拓展了“文学性”在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体系化建构。
（一）语言的“结构”：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视角
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立足于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围绕着“文学性”问题，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结构与形式特征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给结构主义文论带来了深刻启发。“文学性”不仅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视角，而且使得文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全面的改观。这也被认为是雅各布森的“文学性”观念对西方文论史做出的一大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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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意义解构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指的是继“结构主义”之后而兴起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它通常又被称作是“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与“结构主义”甚至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寄生”关系。②因为“解构”的理论基础直接承袭自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而所有的“解构”对象，又全部来自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文化文本。然而，二者又不完全只是一种“寄生”关系，这一点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解构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德里达于 1966 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作为标志。之后一年，德里达几乎同时出版了《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和《论文字学》三部专著，正式宣告了“解构主义”的确立。解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德里达之外，还包括福柯、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等人，他们共同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股旨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目标的解构风潮。
时至今日，“解构主义”在西方文论语境中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要想对“解构”（Deconstruction）作出一个“本质性”的规定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解构”首先就是一种“非确定性”（non-positivity）或曰“非本质性”的“事件”。它首先要挑战的就是“什么是……”的本质性定义方式，解构永远发生在“语境”之中，具体体现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它要求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来对一切权威、终极真理、终极本源以及确定性的意义进行重新的审视。诚如德里达所言，解构是“是对于存在（Being）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①。“解构”对于本源性、确定性、中心性的抵抗，于此表现出一种“破坏”和颠覆性的意义。它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冲击以及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与此同时，解构主义也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文学观念，它对文学本质、文学特征、文本阅读以及文学批评的思考，为我们重新理解“文学性”问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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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学性”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转型……………………72
一 “文学性”溯源：从概念表述到理论探讨………………73
（一）作为本质特性的“文学性”…………………………73
（二）形式主义文论的早期译介与评析……………………75
第四章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的知识生产…………………………97
一 “文学性扩张”与文学理论的危机………………………98
（一）大众文化兴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98
（二）“文学性”的两种维度: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100
第三章 “文学性”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转型……………………………72
一 “文学性”溯源：从概念表述到理论探讨…………………73
（一）作为本质特性的“文学性”………………………73
（二）形式主义文论的早期译介与评析…………………………75
第五章 中西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比较
一、当代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性”自 1921 年被雅各布森提出以来，迄今已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流变。围绕着“文学性”问题，西方的文论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其做出了丰富的论述与建构。自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文学性”在西方至少经历了以下三次重要的理论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化转向”，三是“后理论转向”。这三次转向，不论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价值立场，都各有不同，它们从“正”“反”“合”的意义上呈现了“文学性”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西方文论语境中“文学性”问题进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西方文论资源，为重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更多的启示。
（一）语言学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在 20 世纪西方文论史上，“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无疑是西方文论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型。尽管说，这一概念出自于 1967 年罗蒂编选的一部论文集《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但是，“语言学转向”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却始自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时西方哲学文化界出现了一种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趋向。为解决哲学危机，思想家们认为应把哲学的问题“看作是、或归化为思想的语言表达问题”①，他们从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出发，对传统的哲学范式寻求颠覆，并建构出了一套新的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与原则。“语言”在这次转向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它不再如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只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一种本体，构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一要素。
“语言学转向”构成了 20 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总体性趋势，这必然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的范式变革。雅各布森等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性”，正是立足于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来进一步确立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路径。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性”与“语言学转向”是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文学性”出场的文化背景，影响着“文学性”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形态；另一方面，“文学性”是“语言论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重要表征，同时，它的出场也助推了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趋势，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文论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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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年来，“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已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项核心议题，它意味着我国文学理论学科经过多年的探索，有了新的发展任务和建设思路。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首先代表着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实现理论自觉的标志，也意味着文学理论应该形成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知识体系、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以及话语特征。其次，从“文论话语”的构成而言，“话语”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它既是一种意义交往的过程，也是一种知识构建的产物，其内部构成必然涉及言说主体、言说内容、言说对象，及其与此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等系列范畴。最后，从“文论话语”的效果而言，“话语”的本质是“对话”，既包括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还包括“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意义沟通。曹顺庆教授指出：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论辩、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①。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文论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全面反思过去文论话语中存在的“西方霸权”，而且要充分实现传统文论资源的现代转换，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本土的创作实践来切实推进文论话语的体系创新。
要有效推进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需树立明确的学科自主性观念，同时还要找到一种可操作的建设
性方案。2014 年，当代文论界不仅深入反思了西方文论中存在的“强制阐释”问题，而且藉此提出了“本体阐释”的建设思路。2016年，文艺学界进一步提出“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的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关键词比较”是融汇古今和中西文论的重要抓手，是“进入理论和建构理论的着力点”，也是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一个重要思路，这被朱立元先生视为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②。本论文写作，受到这一思路的直接启发，具体在问题导向、实践思路和理论目标上，都是对这一思路的“接着讲”。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