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本文将从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入手，通过研究斯宾诺莎对培根自然法方法的发展，表明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体现了比考据学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元素。
1绪论
1.1.研究目的与意义
十七世纪思想对于“历史”这一观念的拒斥几乎是为世人所公认的，用克罗齐的话说，“普遍蔑视历史真理，认为历史真理是低级的实在，配不上哲学家，哲学家探寻规律、永恒、一致、一般，这能在自身、在对自然和人类的内在本性的直接观察中找到，无需对历史所叙述的事实做漫长的、无益的、危险的漫游。这里，无需特别提及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及其一长串追随者，因为众所周知，那时数学和自然主义如何支配并压制历史。”1尤其对于斯宾诺莎而言，黑格尔著名的判语关闭了斯宾诺莎哲学向历史敞开的任何可能。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是一个深渊，吞噬了所有个体性的概念。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十八世纪历史几乎成为了思想舞台的中心，孟德斯鸠按照历史特殊性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研究，维科希望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提升为一门新的科学，杜尔哥提出了将人类进步纳入普遍历史框架中的提纲，伏尔泰则直接提出了“历史哲学”一词。狄尔泰在《十八世纪与历史领域》中指出，十八世纪的历史观念主要展现为将复杂的人类经验与一种普遍的历史进步相结合，最终促成了一种普遍历史。
因此，观察历史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哲学中的位置，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首先当然要说明，虽然十七世纪哲学中历史被贬低到边缘地位，但历史编纂本身在这一时期还是有所发展，不仅自然史（这一术语接近于今天的考古学、博物学，稍后的章节会详细解释历史一词在十七世纪的含义）研究得到了长足进步，地方志和家族史（莱布尼茨就计划编写一部不伦瑞克的家族史）也为这一时期的编史学提供了丰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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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由于著作遭到封禁，斯宾诺莎在他的同代人中并未引起后世那般巨大的影响，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斯宾诺莎研究当属皮埃尔·倍尔《历史与批判词典》中的斯宾诺莎词条，其中记录了斯宾诺莎的生平事迹及评价，如同当时的普遍观点一样，倍尔严厉批判了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倾向，并且按照倍尔的描述，“斯宾诺莎主义者”在当时被普遍用于称谓不信教者，即使这些人中许多并没有深入了解斯宾诺莎的哲学。对斯宾诺莎的研究在十九世纪雅可比与门德尔松之间关于莱辛的争论中由德国复兴。雅可比认为，为莱辛所认同的宗教应当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学说由斯宾诺莎提出了先声，斯宾诺莎的体系构成了已然失效的一神论、自然神论与唯物论、无神论之间的中介。但另一方面，斯宾诺莎以理性的充足理由率贯彻宗教将无可避免得通向无神论和宿命论，因此，斯宾诺莎在表面上提供了一种基于理性的宗教学说，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他的体系揭示了理性和宗教之间不可和解的冲突。这一争论逐渐演化为德国哲学十九世纪的泛神论之争，并逐渐脱离了斯宾诺莎的学说。但无论如何，这场争论在德国重新发现了斯宾诺莎，并且将斯宾诺莎作为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看待，规定了德国哲学对斯宾诺莎讨论的范围。这一规定最终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对斯宾诺莎的论述中得到表述。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哲学“是笛卡尔哲学的客观化，采取着绝对真理的形式”3，并且正因如此，黑格尔指责斯宾诺莎只包括单纯肯定性的抽象，而对具体的个体性采取了绝对的否定：斯宾诺莎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舍弃一切确定的、特殊的东西，仅仅以唯一的实体为归依，仅仅崇尚唯一的实体……这是一种死板的、没有运动的看法，其唯一的活动只是把一切投入实体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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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七世纪的斯宾诺莎：知识背景
2.1.十七世纪的思想状况：“历史的皮浪主义”、笛卡尔主义与培根
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中，博丹将历史分为“人的历史、自然的历史、神的历史”。到了培根《学术的进展》中，历史的分类变成了四种：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学术史。虽然培根的分类比博丹多出了“学术史”（由培根对其的定义看来，他的学术史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思想史），但由于“前三种历史已经有了，后一种我认为还是缺乏的，因为还没有人一代一代得记述和描绘学术的发展状况，如同许多人在自然、政治和宗教方面所作的工作那样”6（从某种方面，《学术的进展》本身就是填补这一空白的产物），“人、自然、神”大致可以对应“社会、自然、宗教”这样的三分，因此在博丹和培根之间历史的概念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这种历史的三分包含了“历史（拉丁语historia）”这一词在十六世纪与今天不同的丰富内涵。第一种属人的历史记录人事尤其是政治随时间的变化，以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塔西陀等人为宗，与今天对历史的理解最为接近；第二种自然的历史类似于今天的博物志，诸如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被作为这一类“自然的历史”的经典作品，对于人类的民族类型学或者地理类型学的研究似乎也被归于这一部分，尤其是远离欧洲人文化视野的地域和族群，也被欧洲人视为与文明相对的自然之中诸物种的一部分。第三种神的历史这一说法本身颇为奇怪，因为对于上帝这一无限者来说并不存在一种历史。按照博丹的说法，这一历史指的是人类世界的轨迹按照神意而变动，人类世界成为上帝意志的实现。尤其在《圣经》是神意的表现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将人类历史纳入圣经的框架就成了这一种历史的主要工作。牛顿在1708年出版的《古代王国修订编年史》就属于这一类作品，通过将人类历史与《圣经》中先知的预言相对应以彰显神意的伟大（有趣的是，作为人类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的牛顿在十八世纪依然使用但以理的四大帝国学说构建历史叙述，而这一方法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博丹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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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斯宾诺莎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全部斯宾诺莎哲学就包含在这些定义（《伦理学》第一部分的前八个定义）里。”19黑格尔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要理解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必须要从其概念出发，但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倍尔就指责斯宾诺莎经常用已有的旧词表达自己的新思想。斯宾诺莎用实体、属性和样式三个概念来构建自己的体系。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分别是第三到五条定义：
(三)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
(四)属性(attributus)，我理解为由知性(intellectus)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
(五)样式(modus)，我理解为实体的分殊(affectiones)，亦即在他物内(inalioest)通过他物而被认知的东西(peraliumconcipitur)。
由实体的定义可以看到，实体必定是无限的，因为如果实体是有限的，它就必定为另一更圆满物所限制（这里与笛卡尔对神存在的证明有相似之处），因此实体必定是绝对无限、无上圆满的，又因为实体是绝对无限、无上圆满的，因此它必然是唯一的。如果存在复数个实体，那么每个实体间就必然是绝对不同的，不然一个实体就可以通过另一个实体被认识，这与定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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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圣经的历史批判........................20
3.1.“像研究自然一样研究圣经的历史”...........................21
3.1.1.自然之书与神圣之书...................................21
3.1.2.来自培根的灵感.......................................24
4神学政治的历史批判..........................30
4.1.历史神意论及其挑战.........................................30
4.2.“道德确定性”与基督.......................................32
4.3.世俗历史的解放.............................................35
5政治哲学.................................39
5.1.斯宾诺莎写作史................................39
5.2.自然权利的历史改造.........................................41
5政治哲学
5.1.斯宾诺莎写作史
1665年9月或10月，斯宾诺莎在致奥尔登堡的信中说明自己正在从事写作“一本解释圣经的论著”，91这本书就是《神学政治论》。而就在三个月前，在致鲍麦斯特的信中，斯宾诺莎还表明他正在从事《伦理学》的写作。这封信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提到斯宾诺莎了《伦理学》第三部分的八十个命题，这与现存《伦理学》第三部分的命题数不一致。因此，最初版本的《伦理学》可能只有三个部分，并且现存第五部分的许多内容是在后期补充的。当斯宾诺莎于1665年秋搁置这本分为三个部分的《伦理学》而撰写《神学政治论》的时候，他最可能持有的是一部当时认为实质上完整的草稿，虽然这部大体上可做定本的草稿在后来几年还会有重大的改写。92斯宾诺莎写作计划的中断受到了荷兰现实时局的影响。在政治上，荷兰处于奥兰治王室和共和派的斗争中；而在宗教上，受官方支持的加尔文宗内部分裂为抗议派和反抗议派（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以不熟悉希腊语为由对新约三缄其口，显然是为了避免与他们产生争执），而在加尔文宗之外还有天主教、社友会和斯宾诺莎从前所从属的犹太人社区。宗教与政治在不同问题上互相交织，并为1660年代荷兰、英国、法国以及瑞典之间的战争所激化。93而在1675年底或1676年初，斯宾诺莎开始着手写作《政治论》，这部作品成为了他最终都未完成的遗作。显然，在斯宾诺莎人生的后期，政治问题成为了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写作《神学政治论》的五年（1665-1670）间，斯宾诺莎所获得的新的洞见主导了他对《伦理学》的写作，尤其是关于情感、想象和人际关系的理论，在《伦理学》中找到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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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斯宾诺莎哲学的历史元素及其边界
在十七世纪晚期荷兰“黄金时代”的语境下，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是复杂的。本文从考察《神学政治论》的圣经批判方法入手。这一批判不仅就结果而言使他成为了圣经历史考据的先驱之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批判，斯宾诺莎确立了圣经时代与现代的根本区分，从而圣经的记载只能作为一种人类集体生活的经验加以认识。在“将自然从宗教语义解放出来”这一自然认识论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斯宾诺莎通过引入并发展培根的自然史方法进行圣经批判，从而超越了犹太传统和宗教改革传统，将旧约还原为古代犹太人独特的历史经验。古代犹太人的全部宗教、政治和认识方式都必须在其历史语境下加以理解，由此，斯宾诺莎指出，旧约意义上的道德确定性只能在古代犹太人的历史中得到理解，其含义与世俗历史意义上的道德确定性并不一致。教会在道德确定性这一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围绕教会的历史神意论有着致命的缺陷，它无法弥合基督本人造成的历史性断裂，即外在律法与内在道德之间的历史性断裂。而被还原为古代犹太人独特历史经验的旧约所提供的教训就是，神权政治已经被历史性得抛弃了，而教会，通过将宗教的道德内涵转化为外在的仪式教条和等级制度，重新树立起迷信，这暗示了神权政治中某种失败元素的重演。在批判教会的神意论后，斯宾诺莎希望建立属人的政治理论作为人类集体生活变动的历史动力。斯宾诺莎从历史经验和本体论两个层面进行政治理论的思考。作为结果，斯宾诺莎借用了霍布斯的自然法语言，却又从根本上改变了霍布斯的理论。作为力量理论的贯彻，历史成为了思考政治状态与前政治状态的关键，而政体的历史存在又成为了达到人的自由的条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