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本文重点关注“菲律宾南部冲突如何触发和平进程？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如何曲折发展？如何通过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框架，建构菲律宾政府对南部分离组织的政治吸纳过程及其结果？”等中心问题。
第一章理论框架：政治吸纳
第一节政治吸纳的概念和作用机制
在词源学中，“吸纳”和“排斥”原是一对涵义相对、意思相反的概念。当社会内部存在排斥现象时，吸纳问题也随之产生。可以说，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的追求目标是逐渐消除政治排斥而不断加强政治吸纳。
一、政治吸纳的概念辨析
对政治吸纳的讨论绕不开政治排斥这一概念，政治排斥现象是进行政治吸纳的深层次原因。排斥（exclusion）可理解为排挤、拒斥，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及其成员由于和其他群体间的不相容，致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政治排斥”来源于“社会排斥”。1974年，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认为“Les Exclus”（被排斥者）往往无法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和政治活动之中，且在地理位置上受到社会孤立，导致其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①随着对“社会排斥”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又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细分，从中提出了政治排斥。在纵向上，政治排斥隶属于广义的社会排斥下的一项分类，而在横向上又与狭义的社会排斥同属一个层面。
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了在同一社会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或成员能够通过正式制度安排，有意地垄断政治资源和利益。这种垄断行为在政治体系中建立起政治区隔，弱势群体无法向上表达或实现利益诉求，更无法靠近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排斥所指向对象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群体及成员，他们因在国家政治活动中遭受排挤而无法获取相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逐步陷入在政治上被控制和在经济上被剥削的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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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吸纳的功能分析
一、同化被吸纳对象以提升
政治认同政治吸纳具有同化功能。“同化”与“分化”意思相对，在后殖民国家内部往往存在民主化和制度化落后的缺陷，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工具将全体民众整合到同一有机框架下，反而因为宗教、文化等异质性因素而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面对社会分化和被排斥对象，既有权威体系面临吸收或继续排斥的选择及其后果。吸纳意味着吸纳主体转让部分政治资源和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并主动引导其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而继续排斥则可能面临被排斥者力量的不断壮大，以至于走向现行秩序的对立面。系统外力量可能采取两种行动：一是同化于既有体系之内，二是不满于既有体系而选择反抗甚至是脱离，①为防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保证基本政治架构的稳定，政治系统有必要运用政治吸纳对被排斥对象进行同化。同化的目的是把他物转换为与自身类似或相同的形式。
同化的过程就是主体在对同化对象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进行转变后，将其纳入自己的规则体系之下，使其符合主体所认可的标准的过程。②政治系统的“正向吸纳”功能适用于分离势力中的领导阶层，双方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互换，通过许诺给政治精英留在当前政权下的“好处”，使之遵循体制下的政治规则，接受被领导地位。同样，接受“政治利益”精英分子则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带动其余体系外民众加入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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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菲律宾南部冲突的历史演变和成因
第一节1968年以前菲南冲突的历史演变
棉兰老岛是菲律宾共和国国内第二大岛，以摩洛人（Moro People）为主体，居住地位于该岛中西部和西南方的苏禄群岛，被称为“摩洛家园”（Moroland，Land of Moros）或“祖传领地”（Ancestral Domain）。棉兰老岛最早于14世纪前后因海路贸易与伊斯兰教接触，部分岛民在接受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后也仿照伊斯兰教政治制度，先后建立多个穆斯林苏丹政权。这些大小苏丹国势力范围触及婆罗洲北部和米沙鄢群岛，甚至一度远至吕宋岛。到十六世纪中期，连同拉瑙湖地区、布基农地区和达沃湾地区在内的棉兰老地区已经成为了东南亚穆斯林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1565-1898）
（一）西班牙殖民统治政策
1565年，西班牙正式开始对菲律宾群岛的占领，在随后50年的时间内逐步征服吕宋岛和米沙鄢群岛，菲律宾中北部的伊斯兰教化进程被迫中断，低地住民向天主教徒转变。对于棉兰老岛诸苏丹国，西班牙尝试派遣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攻击摩洛人村庄和贸易路线，但摩洛人也用掠夺沿岸村庄与西班牙船队的形式予以回应。此后的333年中，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最远及至棉兰老岛的北部、东部与三宝颜半岛，始终未能成功占据整个地区，却为两族间的紧张关系立下远因。①在长达数百年的“摩洛战争”（Moro Wars）中，西班牙刻意制造将南北撕裂的族群分歧，菲律宾被分化为两大文化群体：野蛮的“异教徒”（Infidels）和文明“印地乌斯人”（Indios）。两者间难以弥合的边界由此形成，为日后的社会排斥埋下伏笔。
在此之前，伊斯兰部落的土地分配制度基于祖传和社区共享，但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在菲律宾推行名为reducción的垦殖政策，将教会作为殖民统治正当性的来源和领土控制的中心，强制当地人在教堂周围进行开发，以此掌控当地的经济生活。而在社会控制方面则通过教士来进行。与此同时，为适应菲律宾氏族盛行的状况，西班牙亦在形式上采取诸如省的行政区划，用以羁糜地方豪族或土酋（datu，拿督）。外来殖民政策和地方氏族政治间相互竞争，同时也相互腐化，抗拒现代国家的行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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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968年以后菲南冲突的爆发和分离组织的形成
1946年菲律宾独立建国后，摩洛问题（Moro Problem）由对抗殖民统治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央政府与穆斯林对抗的内部矛盾，南北相对立的两大文化社会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带来挑战。为推动穆斯林群体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中央政府实施了僵硬而错位的“国家整合政策”，导致了摩洛人对政府目的和行为的误读。种种不良情绪的累加下，菲南冲突以“贾比达屠杀事件”为导火索得以爆发。
一、贾比达屠杀事件
1960年代的政治环境发展对于分离主义运动成形与全面爆发有决定性影响。一方面，菲律宾政府在战后推动的国家整合政策和移民政策持续增强摩洛人的相对排斥感和剥夺感；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国家对摩洛族群的各种资助如提供奖学金、建立宗教学校、朝圣活动等，强化了后者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共享认同，并且进一步提高摩洛人对于群体边界的意识。①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1960年代逐渐升高，直到1968年3月引爆接下来超过四旬的分离主义冲突。
事情起源于费迪南·马科斯政府在1960年代末期希望借马来西亚政局不稳之际，取得具有争议的沙巴州领土。为此，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湾的要塞科雷希多岛（Corregidor）上训练摩洛青年成为先遣部队，企图以此煽动沙巴当地非马来裔族群的分离主义情绪，为菲律宾借机占领该地创造机会。当200名摩洛青年不明真相地遭受恶劣待遇却发现被派去对抗穆斯林同胞时，许多士兵发出强烈抗议并要求退出。在多数士兵被军方转移到单位后，26名摩洛游击战新兵被控兵变而遭到天主教军官的枪决，最终仅一名士兵侥幸逃脱并将事件曝光。②随后政府虽被迫组织委员会调查此事，但最终却选择掩盖真相并将涉案军官无罪释放。屠杀事件的发生已然使摩洛族群感到愤怒，政府的不作为态度更是将事态激化。贾比达事件以“导火索”的形式点燃了菲律宾南部的冲突局势，分离主义运动向组织化、武装化甚至是极端化的趋势发展，分离组织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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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68 年以来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 ............................ 42
第一节 和平谈判阶段:菲律宾政府与两大分离组织的和平谈判 .... 42
一、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谈 ................................. 42
二、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和谈 ................................ 45
第四章 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中的政治吸纳 ........................................ 53
第一节 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吸纳 ..................... 53
一、民主法治吸纳 .............................. 53
二、政治体制吸纳 ................................ 55
第五章 政治吸纳视角下菲南和平进程前景分析 ................................ 73
第一节 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政治吸纳的效果评估 ......................... 73
一、民主法治吸纳被削弱 ...................................... 73
二、政治体制吸纳的不充分 ................................... 74
第五章政治吸纳视角下菲南和平进程前景分析
第一节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政治吸纳的效果评估
ARMM的设置并未向菲律宾南部地区带来和平，地区内部民众也没有充分享受到自治区带来的和平红利。相反，ARMM存在的时间内，中央政府与分离组织陷入“冲突—谈判—再冲突—再谈判”的怪圈内，菲律宾政治体系对ARMM的政治吸纳机制失效，一些政治力量在短暂加入体系后又再次脱离出去。哈塔曼·卢克曼地区行政当局（Hataman-Lucman regional administration）是ARMM框架下的最后一个行政当局，可以说，作为一个和平框架，对ARMM的建设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民主法治吸纳被削弱
菲律宾中央政府和ARMM通过出台各类法案、构建法律体系来提升ARMM的法治吸纳能力，试图为自治区内民众提供公正平等的、保障民众各方面权利的法制保障。不可否认的是，ARMM的法律体系在加强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始终未能解决该地区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大多数尝试对ARMM进行框架构想的法律都面临合宪性挑战，其受阻碍原因在于法案反对者声称法案中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的部分规定，特别是有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的规定。例如，ARMM曾依自治区法律于2006年宣布建立第六个省——Shariff Kabunsuan，但由于中央权限与自治区权限之间的划分不明晰，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共和国第9054号法案中的第十九节与宪法相违背，随后该省也被宣布创建无效。还有2008年的《祖传领地协议备忘录》，也被宣布违宪。这充分说明，中央和地区政府虽然努力实现以法治保障自治区运行的目的，但来自政治环境的阻力使得法治吸纳的功能远未发挥。此外，质疑声音还指出某些法案的实施可能会导致菲律宾南部地区的分裂和进一步冲突。
政治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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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冲突与和平是国际关系永恒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和学界对和平进程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在一个和平进程中，如何停止冲突且进入和谈阶段，如何在和谈阶段中达成和平协议，又如何在建设和平阶段切实执行和平协议和落实和平成果，成为观察重点。
在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中，自冲突爆发以来造成无数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期间不论是民间社会、菲律宾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均曾投入相当心力及资源试图终止战争，但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仍深陷“冲突爆发—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协议没有得到实施”的恶性循环之中。由此可见，历届菲律宾政府在处理南部穆斯林问题上都存有缺陷。
在政治吸纳视角下，政治排斥是菲南冲突的深层次成因，这表明摩洛人在菲律宾国家政治体系中被排斥在国家主流政治生活之外，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多层不满情绪的叠加下，摩洛人的分离主义运动走向组织化和武装化，对菲律宾政治体系发起强有力挑战。为保证政治权威不被挑战，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南部和平进程中借助政治吸纳机制将南部民众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中，构建起稳定持久的政治秩序。这不仅为菲南冲突治理提供了有效工具，也为和平进程加入良性发展的建设阶段奠定了基础。
本文表明，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非线性过程，而是呈现出和平谈判与建设和平阶段相互交织的特征。在和平谈判阶段，菲律宾政府和两大分离组织就冲突解决和自治区建设经过了长时间的探讨，暴力因素充斥其中。在建设和平阶段，ARMM与BRAMM是菲律宾政府对“南部自治构想”的政治实践，是在不同时期通过权力下放建立的两个自治区，对自治区建设的过程就是政治吸纳的过程。通过分析后发现，ARMM与BRAMM在对政治吸纳机制的运用上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种种局限性和不足，ARMM最终失效，代之以BRAMM。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优化，在政治吸纳的实施过程中展现了更强大的吸纳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