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笔者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变革，中国正站在世界权力重构的十字路口。中国要扩大国际权力，提升国际影响力，不仅要提高综合国力，还要准确分析世界其他权力中心地位的变化趋势，积极调整外交战略。
一、媒体外交的界定
（一）外交、公共外交与媒体外交
1、从传统外交到公共外交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行为，产生于国家崛起之后。外交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定义众说纷纭。尽管中外学者对外交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基本上认为外交是一个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对外交往行为。例如，西方的经典外交学之作《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就认为：“外交是指运用情报和机制来处理独立国家和从属国家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家之间的事务。”①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外交就是政治，是与另一个国家或集团打交道时的国家或团体政策，其核心是主权国家在境外行使主权。②；“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为执行外交政策，开展访问、谈判、交涉、发表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对外活动等行为。”“外交是一个国家实现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③。除国家外，其他行为体没有外交权力。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没有外交权，他们的对外活动一般被称为外交事务。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在境外设立大使馆、公使馆、代表处等专门的外交机关或外交代表机构，从事经常性的外交活动。
然而，由于传统外交的客观基础（主要是国际环境和公民社会）、观念结构（主要是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和政府形式的变化，传统外交的基础逐渐松动。外交的公开和开放在历史洪流中滚滚向前，势不可挡。④新外交使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能够与记者和公众合作，传统外交生存空间因此逐渐被挤压。针对这一趋势，美国前外交官埃德蒙·古利安（Edmund Gullion）于1965年创造了公共外交一词，指称一国积极与目标国的受众进行沟通和互动，影响其舆论和态度，并最终影响其决策。这是“一项在海外塑造本国良好形象、促进国家利益的活动，它也是国家在信息时代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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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外交的概念
媒体外交意味着媒体在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④它包括将媒体作为从国家行为体向外国国家行为体和受众传达外交信息的渠道，以取得具体成果：“媒体外交关系到媒体如何将决策者与外国政府和公众联系起来”。⑤ 1986年，Yoel Cohen教授对媒体外交的下了定义：媒体外交是媒体与现代外交的互动，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增加，对外交事务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外交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大众媒体为政府和外交服务并对大众媒体的需求进行必要的控制。
根据Eytan Gilboa的说法，媒体外交意味着将媒体用于政治目的，向全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传递信息和态度，以达成国际共识。“媒体外交是指官员利用媒体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进行沟通，建立信任，推进谈判，并动员公众支持协议”。
Robert M. Entman认为，媒体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指外交发起国通过大众媒体向国际社会和目标国人民传播信息、影响舆论、塑造形象，从而建立战略信任和支持的行动和行为。其着眼点不仅包括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利用大众媒体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宣传、实现其外交目标、努力加强与目标国媒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努力影响目标国媒体报道其外交政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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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权力观视角下的媒体外交：理论解读
（一）媒体外交的第一维度权力：物质强制力
1、一维权力：赢得“冲突”
权力的第一面可以追溯至Thomas Hobbes的建议，即权力是类似于影响“病人”行为的“药物”的能力。这个概念实际上近似于物理或机械力的概念，因为这一权力概念涉及“被拉着”或“被推着”违背人的意志。这种权力概念是传统政治科学的核心，其经典观点是在Robert Dahl《统治精英模式批判》（1958）一文中被揭示的。② Dahl认为，美国的权力集中在“统治精英”手中的说法是不准确、不符合实际的，认为精英理论不能满足实证科学的标准——因为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声望发展起来的：追问权力被相信或被认为处于什么位置。相反，他想根据一个系统的和可验证的假设来理解权力。①为达到此目的，达尔提出了在“统治精英”理论被证实之前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或标准：首先，如果统治精英存在，它必须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群体。第二，必须确定统治精英的偏好与其他群体偏好背道而驰的一些“关键政治决策”。第三，必须有证据表明，精英的偏好往往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偏好具有压倒性优势。事实上，达尔认为权力是影响决策过程的能力，他相信这是客观和可量化的。
根据这个观点，权力是一个谁能为所欲为，能为所欲为多长时间以及在什么问题上能为所欲为的问题。这种对权力的定义的闪光点在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与完成某件事有关，而这正好与大众常识性信念中的决策及决策制定方法相一致。正如达尔所指出的，它也有在任何群体、社区或社会内部中权力分配进行实证研究或者科学研究的优点。研究的方法很明确：选择一些“关键的”决策领域，然后确定相关的行为者，发现他们的偏好，最后，分析所做的决定，并将它们与行为者的已知偏好进行比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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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外交的第二维度权力：议程控制力
1、二维权力：议程控制
将权力简单地定义为影响决策内容的能力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首先，关于如何可靠地测试权力分配的假设显然存在问题。例如，被研究的“关键”决策与被忽视的“常规”决策在什么基础上可以被区分开来？认为国家一级的权力分配将反映社区一级的权力分配这一观点是否合理？此外，这种权力观只关注行为，即从A对B行使了权力。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忽视了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财产。作为财产的权力可能反映在财富、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权力可以存在，但不必行使。例如，团体可能有能力影响决策，但却选择不参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预期自己制定的决策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除非福利支出的增加推高了税收，否则私营企业对医疗、住房和教育等问题的兴趣便无需赘言。同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需要明确的指示就可以通过预测上级的意愿来服从上级，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反应法则”。然而，另一个问题是，第一种方法将权力是为影响决策能力的观点忽略了权力的完全不同的一面。
在他们开创性的论文《权力的两张面孔》中，Bachrach和Baratz将非决策性描述为权力的第二面”。尽管Bachrach和Baratz承认权力反映在决策过程中，但他们坚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制造或加强了公开表达政策冲突的障碍，这个人或团体就拥有权力”。② “一些问题被纳入到政治中，而另一些问题被剔除出来”——很简单，权力是设定政治议程的能力。这种权力可能更难识别，但并非不可能识别，因为它需要动态地理解“非决策”。将权力定义为影响决策内容能力的权力观鼓励群体积极参与决策进程，而“非决策”则强调政治组织在防止特定群体参与和表达具体意见方面的重要性。Schattschneider在他的著名观点“组织是偏见的动员”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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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外交中的三维权力:案例研究 ........................... 24
(一)媒体外交中的一维权力 ................................ 24
1、中国对非洲的媒体外交实践 ............................ 24
2、一维权力是媒体外交的基础 ........................... 26
四、三维权力观下的中国媒体外交及启示 ........................ 33
(一)三维权力观下我国媒体外交的现状 ....................... 33
1、中国媒体外交三维权力全面提升 .................................. 33
2、中国媒体外交伴随三维风险 ................................ 35
结语 ......................................... 41
四、三维权力观下的中国媒体外交及启示
（一）三维权力观下我国媒体外交的现状
1、中国媒体外交三维权力全面提升
政治论文参考
自传统媒体时代以来，政府就将媒体作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工具。新中国的媒体外交可以追溯到1944年6月，中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应英美等国的要求，邀请中外记者前往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考察。世界著名的报纸和媒体机构，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美国《时代杂志》、英国《泰晤士报》以及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万国邮联收到了邀请。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和强大的媒体传播系统，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敌后战场有了客观、明确的认识和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尝试通过利用媒体宣传其150年来的政策和形象来消除误解。在21世纪，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和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也是“媒体外交”的成功范例。超过四分钟的申奥视频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直播再次吸引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它展示了中国深厚的古代文明和繁荣的现代文明，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包容、健康发展的国家的形象。这些都是中国成功运用媒体外交的生动例子。中国媒体外交发展至今，在三个维度的权力提升上取得了广泛成效：
第一维度上，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主流媒体是指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媒体，被视为政府和人民意志的代表。①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网络的发展，中国的主流媒体实施了全系统的“走出去”战略，逐步形成了拥有大量人力物力的、面向全球的传播网络。2010年，新华社下属的新华网络电视（CNC）正式开播，两档中文和英文电视节目24小时滚动放送。2016年底，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GTN）开播，它由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1个新媒体集群组成。2018年6月，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正式上线，成为中国媒体“走出去”的又一重大举措。除了“造船出海”，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在国外多个社交平台开通账号，通过“借船出海”、“借筒传声”吸粉数千万，逐步形成了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全方位、多角度的媒体“走出去”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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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变革，中国正站在世界权力重构的十字路口。中国要扩大国际权力，提升国际影响力，不仅要提高综合国力，还要准确分析世界其他权力中心地位的变化趋势，积极调整外交战略。①这就要求从动态、全面的角度理解权力，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来理解兴衰问题。
三维权力不仅可以用来分析G7等行为体的权力构成、中国的崛起，也可以用来解读媒体外交的相关运作。根据这个权力分析框架，中国的媒体外交必须实现全方位的发展，不仅要实现第一维度权力的提升，也要增强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的权力。正如G7强大的第一维度的权力，对其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权力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提振作用。②要充分发挥媒体外交的作用，也离不开其一维权力——开展媒体外交所依靠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在我国开展媒体外交中，中央政府必须继续从资金投入、硬件设施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投入，为中国媒体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这将使其在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的竞争中更有底气、骨气和信心。同时应加强对全国新媒体工具用户的监管，防止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工具在中国开展“民主渗透”和“传播自由”，以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今天，中国媒体外交的权力崛起在第一维度上正在取得长足进展，但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的权力提升仍然相对缓慢，与美国和西方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第二、第三维度的权力相对崛起，中国的媒体外交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成功。西方媒体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其独特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和宣传策略，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媒体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