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结合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对G县移民政策实施情况和社区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从搬迁移民角度对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进行了分析评价，提出了对应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第一章 绪论
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2020年底，甘肃省7262个贫困村出列，58个国家级贫困县、17个“插花”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了摆脱甘肃“千年赤贫”的历史性突破。 G县隶属甘肃省武威市辖区，原为“六盘山山区”重点扶贫区域和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G县先后经历了“精准扶贫”在内的六次扶贫[2]，最终脱贫成果显著，实现了全面小康。
G县生态移民工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解决了G县南部祁连山高深山区生存环境恶劣和群众生活六难问题（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就业难、增收难）。新建生态移民社区在“规划先行、产业支撑、基础优先、集中安置、分期实施、稳步发展”的原则下，规划建设了12个移民新村和1个生态移民小城镇，将南部山区11个乡镇73个贫困村的1.53万户6.24万贫困人口进行了集中安置，迁居规模较大，迁居人数达到了全县常住人数的25.64%，开辟了一条生态环境恶劣区贫困人口搬迁致富和祁连山生态有效保护的“双赢”新路径。2019年底，经脱贫验收，G县综合贫困发生率降为0.07%，贫困村全部退出。经过第三方评估，错退率、漏评率都为0，人民认同度为97.50%，按期退出贫困县行列，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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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构建了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从比较移民搬迁前后的生活状况和发展成效这一微观层面出发，综合分析评价甘肃省G县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效益，查找政策实施存在的不足和移民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验证并丰富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相关理论。同时，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分析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益提供了思路，进一步优化了生态移民政策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强化了政策效益评价的量化支撑，达到了纠正问题、引导现实、提升政策效益的目的。
1.2.2 实践意义
G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全面完成，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效益如何直接影响到搬迁移民家庭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社区的高质量发展。对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效益进行评价，可以在有效发现问题的同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甘肃省G县生态移民社区这类区域政策实施成效的好与坏，事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事关乡村振兴推进；同时，也是检验政策实施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对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的科学评价，一是可以对政策目标的实现进行有效检验，并及时地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为优化和完善移民社区政策提供建议。二是为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评价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模型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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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关于“生态移民”研究
2.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环境难民、环境移民、生态移民。 “环境难民”阶段：指当原居地生存环境恶化后，需要寻找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并仅以人的需求为标准来界定。率先开展生态移民研究的是美国植物生态学家Henry C. Cowles和美国生态学家Frederic E. Clements，他们分别提出了“生物迁移群落”[6]和群落演替理论[7]，他们认为，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如果人们继续呆在原来的住所，就会对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因此，他们必须从自己的住所中迁出，以使本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大量的人口开始从生态脆弱区向外迁移。因此，国外学者提出了“环境难民”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因环境变化而被迫迁移的群体。
Essam EI-Hinnawi给“环境难民”下了一个具体的定义：“由于自然或人为破坏生活环境，使人们的生活状况或生活质量受到威胁，暂时性或永久性地被迫迁出原来居住地点的人”[8]。Norman Myers指出，“环境难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以及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除此之外，土壤侵蚀、沙漠化、植被破坏、沙尘暴等环境问题，让“环境难民”不得不另觅他处[9]。
“环境移民”阶段：Ashok Swain提出了“环境移民”[10]，该时期的学者们认为，人口迁徙的原因是环境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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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
2.2.1 国外研究现状
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探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语，它是在我国发展进程中，以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基础而产生的，是一个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创新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具有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在国外研究中也存在较多类似的地方。
亚当·斯密(A.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构思：经济增长有两个决定因素，分别为：国民财富、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又取决于劳动人数和生产效率，生产效率会因为分工受到影响，劳动人数会因为人口增减受到影响[23]。在亚达斯密之后的二百余年中，经济增长被一致认定为是数量的简单增加。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第一次将经济增长质量从产品、生产和消费三个层面界定，分别对应“质量”的提升、效率的提高、效益的增加[24]。针对“索罗模型”中的不足，Paul M. Romer和Lucas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式”，指出了不同的技术水平造成了同样的物质资源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25][26]。在GP Elena看来，经济增长结构的质变取决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新的经济增长质量引起了质变，使经济在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过程中适应了新的职能形式[27]。Adejumo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既有矛盾、又有互补[28]。
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在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以整体的富裕程度作为起点，构建了一套包括自然资源资本、社会资本、生产设施资产、人力资本在内的多维指标体系，其中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位居全球首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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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甘肃省G县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概况 .................................. 19
1 甘肃省G县生态区位 ............................... 19
2 甘肃省G县搬迁移民原始社区发展状况 ...................... 19
第四章 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25
1 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25
1.1 系统性原则 ............................... 25
1.2 可比性原则 .......................................... 25
第五章 甘肃省G县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评价分析 ............................ 37
1 调查问卷设计与抽样调查 ................................. 37
1.1 调查问卷设计 ...................................... 37
1.2 抽样调查 ................................. 37
第六章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甘肃省G县生态移民政策优化建议
1 强化政策顶层设计，理清发展思路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移民社区人口占比达到了G县常住总人口的1/3，移民社区的高质量发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G县域的高质量发展，移民社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3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移民社区高质量发展的把航定向主要还是在县一级制定，只有规划科学有效、发展方向明确、蓝图擘画清晰、进度合理高效，才能保证移民社区发展稳中向好，这就要求G县在制定移民社区的发展规划时，必须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将自身发展融入全省关于推进“强县域”的大局中，出台移民社区高质量发展“1+N”政策体系。“1”：G县生态移民社区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N”：分领域专项政策，如：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等各领域专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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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1 研究总结
本文结合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对G县移民政策实施情况和社区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从搬迁移民角度对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益进行了分析评价，提出了对应的思考和政策建议。由于自身理论学识、实践经验有限，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指标体系方面：本文以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根据G县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情况和已有的研究文献，最终确定的评价指标都是常用的关键指标，但是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难免有未予穷尽的现象。
二是政策建议方面：由于自身理论学识、实践经验不足，在政策建议中还存在考虑不充分、不完善、不成熟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