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致力于探究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首先梳理了数字乡村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基于组态理论，以及TOE框架，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选择了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组织注意力、公众需求和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六个解释变量，构建影响因素模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国家为了弥补数字乡村建设的短板，相继出台多个政策文件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包括2019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战略目标。2020年先后发布了《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和《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数字乡村的未来前景逐渐明晰。2021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为县域数字乡村提供建议，同时也表明我国开始关注数字乡村战略的落地实施。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各地根据本地发展实际，探索出具有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例如，2021年浙江省印发《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在该政策指导下，德清县以“数字乡村一张图”为抓手，利用地理信息、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覆盖县、镇、村、户的四级智慧监管网络，以“一图全面感知”的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县域的实时动态，使得乡村治理更加直观、精准、智慧。该县数字乡村建设案例成功入选了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又如，杭州市临安区按照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要求，制定了《杭州市临安区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在政策指导下，临安区搭建“135N”数字乡村建设体系，即建设1个平台，聚焦3大领域，构建5大创新示范区，以及推广N个特色应用，夯实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座。该区利用 “天目云农”平台，大力开发核桃和竹笋两大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并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再如，江苏省出台《江苏省数字乡村建设指南》。在政策指导下，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打造以草莓产业为重点的“数字大脑”智慧农业平台，推动草莓生产走上数字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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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数字乡村内涵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学者们对于数字乡村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从技术赋能视角、过程论视角、治理视角等角度对数字乡村的内涵进行了解释。
从技术赋能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数字乡村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从而促进乡村产业、生活、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赵成伟和许竹青（2021）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深入应用，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包括农业、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①。方堃等（2019）认为数字乡村利用数字技术对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体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托育服务、人居环境治理以及惠农信息服务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流程进行再造②。
从过程论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数字乡村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例如王胜等（2021）提出“数字乡村是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重要推动力，重构乡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过程和状态”①。曾亿武等（2021）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应用，提高农村居民现代信息素养与技能，以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②。白永秀等（2022）认为数字乡村是静态、封闭的传统乡村向动态、开放的数字乡村转变的一个过程③。
从治理论视角出发，沈费伟和叶温馨（2021）认为数字乡村不仅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叠加，还应包括数字乡村治理理念、数字乡村制度规范、数字乡村组织网络等内涵，是数字技术、治理制度互相建构的结果，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继承与发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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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县域
“县域”(xiàn yù) 通常指行政区划上的基层单位，是指在省、市、自治区下属的、行使县级行政权力的区域单位。一般情况下，县域既包括了县城，同时也包括县域内的所有建制镇和乡，还有广大的农村。
县域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11次提到了“县域”，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13次提到了“县域”，可见，县域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县域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县级政府可以制定数字乡村建设规划，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指导。其次，县域可以整合本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再次，县级政府可以出台有利于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数字乡村建设。最后，县级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推广的方式，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推动数字乡村的发展。
二、数字乡村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的概念，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①。可见，数字乡村的前提是5G、物联网等新型技术手段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同时数字乡村所体现的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因此，本文认为数字乡村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农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新型农村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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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组态理论
组态理论起源于系统理论，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系统的行为不能单纯从单个组成部分来理解，而应该从整个系统中的元素、结构、动力机制、反馈等方面来分析和理解。基于系统理论，组态理论认为一个系统或者组织不仅由各个个体或元素的行为或属性组成，更重要的是由这些个体的互动关系、角色和功能构成复杂网络。换句话说，组织或者系统是相互关联的结构实体而不是分散的个体，不能以孤立的方式理解组织或系统（Fiss，2007）①。面对具有复杂前因条件的议题，基于整体性视角的组态理论逐渐被学者们的接受。基于组态理论的QCA方法能够有利于方法与理论的结合，并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
Qu Xiaoyu等（2023）采用组态理论和QCA探讨了的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失败学习和设计思维等因素对节俭式创新的影响，并生成了三条产生高节俭式创新的路径②。Abadzhiev Andrey等（2022）采用组态理论和QCA探讨企业如何将不同的创新活动结合起来发展绿色创新，研究发现三种具有不同复杂程度的创新活动组合③。郝政等（2022）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QCA方法，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路径，发现探讨了市场规模、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和政府规模等要素并不是产业兴旺度的必要条件④。冯朝睿（2022）从组态视角深入挖掘中国31个省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实施路径，发现技术能力、财政支持与政策驱动是快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因素⑤。
综上，本研究基于组态理论的思想，利用QCA方法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归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多种条件组合，从而为提升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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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证研究设计 ............................ 22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选择 ................................. 22
一、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 22
二、方法选择的可行性 ........................... 23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27
第一节 变量校准 ................................. 27
第二节 必要条件分析 ........................... 30
第三节 条件组态分析 ..................................... 31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39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39
一、研究结论 .................................. 39
二、政策建议 ......................... 40
第四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变量校准
首先，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研究模型中各变量的基础数据。为了软件操作方便，本研究以英文字母为代替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其中“Y”代表结果变量，也就是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A”表示数字基础设施，“B”表示技术创新能力，“C”表示财政资源供给，“D”表示组织注意力，“E”表示电商发展水平，“F”表示公众需求。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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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分析之前，需要对条件与结果变量进行数据校准，即用绝对数值表示的变量需要转化为用模糊集隶属度表示的对应条件变量，根据实际情况和既有的理论知识校准隶属分数，设定三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校准之后的集合隶属度会是在0-1之间的数值（吴梓祎，2022）①。基于此，本文结合所选取的案例本身和前人研究选用的相应锚点隶属度作为参考，选择直接校准法进行校准，其具体操作是找到三个定性锚点：完全隶属（0.95），完全不隶属（0.05），交叉点（0.5），然后将案例转化为0-1之间的隶属分数（杜运周、贾良定，2017）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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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数字中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的大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阻碍，在此情况下，本文试图找到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致力于探究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首先梳理了数字乡村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基于组态理论，以及TOE框架，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选择了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组织注意力、公众需求和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六个解释变量，构建影响因素模型。本文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中浙江省47个县域作为样本，选择该报告中“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这一指标衡量结果变量。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使用fsQCA3.0 软件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依次进行数据校准、必要性检验、真值表构建、分析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然后，本文在组态结果的基础上，对于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组态解进行了讨论，对组态结果、路径分类、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政策分析和组态结果形成对比，提出未来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是由单一变量驱动的，而是由多个条件变量联动匹配共同作用的。本文利用fsQCA进行单变量必要性检验时发现，在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中，没有一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达到了0.9，表明本文设置的条件变量均并不构成县域数字乡村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低水平农村电商可能是导致低水平县域数字乡村的必要条件。
第二，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生成路径有多条。本文利用fsQCA软件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县域数字乡村高发展水平的生成路径有五条，依据核心条件及背后解释逻辑，可以归纳为“财政与政策助推下农村电商发展型”、“基础设施和农村电商双轮驱动型”、“全要素均衡发展型”三种模式，县域数字乡村低发展水平生成路径有三条。但是，两种类型的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