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研究基于东北两县政府机构M局和N局归纳出的成员政治资本对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外推性。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1.政府注意力
注意力起源于心理学领域，Jame开创性地将其定义为“意识以清晰而迅速的形式，在多种可能性中选取一个物体或一系列想法的过程。意识的聚焦和集中是注意力的本质特征，注意力分配意味着对某些对象的忽视，以便高效地处理其他对象。”[1]Simon最早将注意力引入管理学领域，并将其定义为管理者选择性地关注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部分的过程[2]；Sproull等认为注意力是指决策者对刺激因素的觉察、编码、解释和聚焦的过程[3]；基于前人的研究，Ocasio将注意力定义为组织的决策者对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觉察、编码、解释并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4]。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管理学还是组织学领域，权威学者都将注意力的主体界定为组织的“管理者”或“决策者”。由于本研究所关注的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属于管理学和组织学的范畴，因此在借鉴相关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注意力定义为管理者对不同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选择性关注并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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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学界对政府注意力尚未形成清晰的概念界定和共识，政府注意力、领导注意力等概念存在模糊和混用。陶鹏等提出政府注意力、党派注意力、领导注意力等从政治主体来说是一个层次的概念[5]。曾润喜等认为政府注意力是政府决策者对公共事务的选择性关注的过程[1]，而一些研究则把政府注意力视作为政府组织集体的注意力。回归“注意力”这一基础概念，鉴于Simon、Sproull和Ocasio等权威学者将注意力的主体界定为组织的“管理者”或“决策者”，本文将政府注意力界定为政府管理者对某一公共议题或事务的选择性关注并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根据Simon的有限理性论，管理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受制于时间和精力的约束，管理者无法在同一时间给予不同议题或事务同样的关注，即便对于同一事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管理者的注意力也可能会产生变化。因此，根据管理者对某一事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程度，并结合此次案例的实际情形，将政府注意力划分为注意力衰减和注意力持续两种类型。其中，注意力衰减是指政府管理者在某一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对该事务的关注产生明显弱化乃至转移，注意力持续是指政府管理者在某一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对该事务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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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由研究问题可知，本文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以及被解释项是探究政府组织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成员政治资本对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注意力分配理论自然成为本文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基础。与此同时，从被支配者的角度，研究成员政治资本这一解释项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并以支配方式和支配效果这一中间[1]曾润喜,黄若怡.地方政府对网络问政的信息注意力分配的层级差异研究变量来展开分析，在这方面，“资源—支配”理论能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1.注意力分配理论
注意力分配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理论议题。经济学领域将注意力分配视作为激励过程的产物，强调通过激励设计（如激励合同、资产配置和工作设计等）[1]来引导注意力分配。管理学领域认为通过一个理想的计划、规划或时间管理技巧就能够优化配置组织及成员的注意力。社会学领域关注宏观的社会过程[2]和社会结构[3]、微观的非正式互动[4]以及中观的专业承诺[5]和权威机制[6]等对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组织学领域将组织视为一个注意力分配系统，认为注意力是组织有限的稀缺资源[7]，不同任务之间必然存在着注意力争夺[8]，因此组织注意力分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9]。其代表性学者Ocasio认为组织决策者聚焦什么议题和方案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特定情境，而决策者如何理解所处的特定情境以及他们如何关注这些情境，取决于组织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如何调整和控制议题及方案，以及决策者的具体活动、沟通和程序[10]。
在注意力分配的因果机制方面，练宏基于注意力“嵌入”“分层”和“同步”[11]三个分析概念，分别归纳总结现有研究[12]。其中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是注意力嵌入层面的权力权威机制和激励机制，二者分别是指运用权力权威和激励将事务或时间嵌入到组织或个体中。比如，组织内部的管理者往往借助其权威，动员被管理者从正常工作中抽离，集中精力完成管理者安排的紧急任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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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两县与国际环保NGO合作的注意力分配过程
（一）M局：注意力衰减
2020年7月在项目启动阶段，NGO项目负责人前往M局就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洽谈交流。M局的局长、副局长、管护科科长、宣教科科长等主管科室的负责人均出面与之会谈，主要领导对NGO项目负责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此次合作项目表示大力支持。会谈过后，M局副局长安排管护科科长和宣教科科长配合NGO项目负责人在局里给管护科、宣教科等科室的人员开展了项目宣讲培训会。[1]从M局出席会谈的人员以及相应行动来看，在项目启动阶段，M局对此次合作颇为重视，集中呈现出较强的注意力。
2020年11月在项目实施阶段，M局安排8位人员参与此次反盗猎项目。根据此次反盗猎项目方的任务设计和要求，每位项目参与人员（以下简称巡护人员）每周要上山到指定网格巡护一次。在项目正式开始前，M局给8位人员召开了一次项目培训动员会，并以一天300元来调动8位人员上山巡护。然而，第一天巡护下来有些人就表示“太累了不走了”。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M局便提高激励资金，以一天400元来调动他们继续上山巡护，但他们表示“给500也不去”。[1]正如管护科科长坦言：“大家上山巡护的积极性确实不算太高，主要是去一趟太费劲了，有些地方实在是太远了，一走得一天，而且冬天雪大雪厚，走着很累，积极性吧咋调动都是那样，没有补助的话大家更不愿意去了。”[2]宣教科科长在访谈中也谈到：“东北林大的女大学生来我们这儿调研，人家那些小孩是真能干，拿着GPS直接上山把所有点位都走一遍。我们的小孩上山就走一段，走不远，有的拿着巡护装备上山，把东西都弄丢了，丢盔卸甲的。”[3]其中一位巡护人员在受访时也表示：“上山巡护的强度和压力不大，但是大家肯定是不愿意去巡护，冬天雪大，上山非常难走。”[4]由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巡护人员消极响应的阻力，M局副局长便向NGO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执行困难，并道出了项目执行难的关键所在：这些人及其所在的家庭在该县大都有一定影响力，使唤不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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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局：注意力持续
2020年7月在项目启动阶段，该NGO项目负责人同样前往N局与主管领导商谈反盗猎项目合作事宜。N局的主管副局长和保护科科长出面与之会谈，并对此次反盗猎项目表示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会谈过后，N局副局长安排保护科科长召集全部巡护人员，同时副局长全程陪同NGO项目负责人给全部巡护人员开展了项目宣讲培训会。[5]从N局参与会谈和出席会议的人员以及主要领导的行动来看，在项目启动阶段，N局对此次合作也表现出高度重视，呈现出较强的注意力。
2020年11月在项目实施阶段，N局的副局长、保护科科长和副科长都对项目实施情况给予了密切关注。N局副局长时常关注项目进展，对此保护科科长谈到：“我们副局长总会过问起这个工作进展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及时沟通怎么样改进，有时还让我把巡护人员上传的数据调出来给他看一看，隔一段时间就会问起。”[1]保护科科长则分别于11月和12月亲自给全部巡护人员召开了三次项目培训动员会，一方面培训反盗猎技能、小程序应用和反盗猎监督评估机制，另一方面部署动员项目任务和工作要求。对此，一位巡护人员谈到：“局里给我们开项目动员会，工作要求都讲得很明白，要求我们所有巡护人员必须都得参与，这都是局里规定的，不是我们随便报名的。在项目任务这块，要求我们规定性动作必须完成，自选动作看我们的责任心。在奖励这块，局里当时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说可能会有一些奖励，说发钱也好，不发钱也好，发服装设备等实物也好，都得好好干，具体也没多说，俺们一直也没敢再问，最后发多少算多少。”[2]实际工作部署也的确如上所述，N局安排32位巡护人员参与此次反盗猎项目。按照NGO项目方的任务设计，每位巡护人员每周要上山到指定网格巡护一次，然而N局要求巡护人员每周上山巡护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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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两县与国际环保NGO合作的注意力分配逻辑 ................... 23
(一)相关竞争性解释因素的排除 ............... 23
(二)证成成员政治资本关键性解释因素的影响 ...................... 24
结论与讨论 ..................... 30
三、东北两县与国际环保NGO合作的注意力分配逻辑
（一）相关竞争性解释因素的排除既有研究指出政府层级、科层规则、外部社会压力、晋升激励、问责压力和任务情景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然而在此次反盗猎项目中，在政府层级方面，M局和N局都处于县级政府，其政府层级相同，即可排除政府层级影响了两局对此次反盗猎项目产生不同的注意力分配；在科层规则方面，M局和N局都具有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职责要求，即此次反盗猎项目与两局的工作职责都密切相关，都在两局本应配置注意力资源的视域范围之内；在外部社会压力方面，M局和N局同处于东北地区且均不属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区域，两地的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利益诉求相差无几，因此两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外部社会压力大致相似；在晋升激励方面，由于该反盗猎项目来自于国际环保NGO的社会行动，与两局内部的绩效考核没有太大关联，两局管理者都表示该项目对晋升影响不大，因此该项目对M局和N局而言均属于弱晋升激励类型；在问责压力方面，由于该项目的委托方是非政府组织而非上级政府，即便项目最终的实施结果差强人意，该国际环保NGO也无法对两地政府施加有效的问责压力，因此M局和N局在此次反盗猎项目中所面临的来自委托方的问责压力均极为微弱。同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M局和N局也会面临来自上级政府的问责压力。但由于M局和N局同处东北地区且均不属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上级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大致相似，两局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致相同，即两局所面临的来自上级政府的问责压力也大致相同；在任务情景方面，M局和N局在此次反盗猎项目中面临同一委托方（即该国际环保NGO）、同一运动型任务、同一激励机制（该国际环保NGO给予M局和N局各7万元项目资金，一半用于激励巡护人员，一半可以由两局相对灵活地使用）、同一监督机制（两局都需要及时在反盗猎小程序上上传巡护日志等项目实时进展材料），即两局在此次反盗猎项目中所面临的任务情景也相同。由此可见，影响M局和N局对此次反盗猎项目产生注意力分配差异的相关竞争性解释变量均可以基本排除。究竟是什么关键性因素影响了两局对此次合作产生不同的注意力分配？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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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东北两县政府机构M局和N局与某国际环保NGO合作开展反盗猎项目的治理实践，通过对M局和N局在此次合作中的注意力分配过程及其逻辑的比较研究，在案例实践与“资源—支配”理论和注意力分配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归纳成员政治资本对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建构出“成员政治资本—支配方式—支配效果—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在弱晋升激励、弱问责压力和弱任务情景下，当政府组织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成员大多具有政治资本时，政府管理者所具备的权威性资源优势相对减弱，因而主要采用诱导型支配而非命令型支配的方式来调动下级成员执行项目任务。然而在诱导失效的情况下，管理者难以有效支配下级成员执行项目任务，进而导致对该项目任务产生注意力衰减。当政府组织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成员大多不具有政治资本时，政府管理者所具备的权威性资源优势明显，因而主要采用命令型支配并辅以诱导型支配的方式来有效支配下级成员积极执行项目任务，从而促进对该项目任务注意力的持续表达。由于本研究所关注的两个案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可以集中反映地方政府中多数成员有政治资本和多数成员无政治资本两种类型特征，同时反映政府管理者和成员之间一般性的支配方式和支配效果。因此，基于东北两县政府机构M局和N局归纳出的成员政治资本对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外推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