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立足科幻文学的这种矛盾性，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1990-2010年的科幻文学进行历史性阐发，揭示其背后复杂深刻成因。
第一章未来想象中的科技悖论
第一节未来想象的核心论题：崇拜与恐惧共存的科技呈现
1990年以来的许多科幻小说，都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科技崇拜倾向。和中国许多理工出身的科幻作家一样，刘慈欣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他的小说也会不时流露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他在《圆圆的肥皂泡》中将海洋湿气传送到内陆创造出能覆盖整个城市的肥皂泡；在《诗云》中消耗整个太阳系的能量创造出能书写和储存诗歌的高级算法“诗云”；在《三体》中又极尽描写之能事，对“智子”“水滴”等科技造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显现出他们的功用和技术之美。高超的科技水平不仅使人类或其他文明创造了堪称伟大的造物，也为身处灾难中的人类提供着突围的唯一希望。在《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科技被视为决定战争胜败的绝对力量；而在《流浪地球》《微纪元》等小说中，当人类面对足以灭绝种族的灾难之时，也是行星发动机、人类微缩等技术的出现，才使得人类在绝望中获得了一丝希望，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人类就只能坐以待毙。就连在《三体》中，能够作为“执剑人”拯救人类的，也是作为现代科学理性化身的“罗辑”（逻辑）而非民众票选出的“程心”（诚心）。不仅上述几例，事实上在许多科幻文学的设定当中，科学技术几乎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在那些危机－应对类的科幻文学中，即使要诉诸某种制度或人的改变，也往往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某项成果。在科幻文学这一本来就与科技有着先天亲缘关系的文类当中，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早已跃然纸上。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被许多读者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思想的科幻呈现，认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然而事实上，这篇小说恰恰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科幻中科技崇拜的最极端表达。在小说中，以霍金为首的顶级科学家们在面对更高文明的技术封锁时，纷纷走上“祭坛”，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对个人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答案。在这些科学家们眼中，世俗的名利与情感在科学的求知面前一文不值，仿佛科学是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中国文学中再也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能像《朝闻道》一样将科技崇拜书写得如此直白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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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科技至上”的运行逻辑：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
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现代科学的急速发展密切相关。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每次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某项重大发现或突破。在这一意义上，科幻文学中的技术崇拜就不能视为科幻作家自己的创造，而是对现实历史的模仿。对科技的依赖与赞美，实际上是“科技至上”这一思想在科幻文学中的张扬。而这种“科技至上”背后，则是整个世界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化”的努力，更是在20世纪末作为后发型国家的中国进入“现代”的迫切要求和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必然。
一、科学的发生与资本演变
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指的是近代以来由伽利略开创的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特征之一便是要求它将对外在事物的观察，成功地放入数的公式里去，在毕达哥拉斯那里被反复强调的“数”的理性终于在现代得到了它的历史回应。陈楸帆在《递归之人》中写道：“这个世界早就走上了一条递归之路，也是不归之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数字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你说得没错，GDP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数学模型描绘着金融市场的涨落，银行存款捍卫着人仅有的尊严。”①因此人也最终向数靠拢，递归之人的永在，是因为数是不灭的。这正是科学所谓的数的理性在中国科幻中的直白表现。
而这种“数”的理性，实际上也表征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科学所内涵的数的理念和量化的标准，实际上是与资本的生产方式相契合的。量化地认识世界也就是量化地认识人，它配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人的劳动抽象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总体性阶段”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与这种总体的生产力直接联系在一起。②资本主义自它产生至今为止，已经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将自己变成世界发展变化的核心力量。这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而资本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转型，都以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为前提：正是技术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科幻文学中，就潜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迭代过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迅速进入中国的同时，科幻小说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在全世界的演变过程，以及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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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未来想象中的制度迷思
第一节对独裁的无意识书写与有意识警惕
虽然福山的论断仍待商榷，但不可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越来越大，也在中国社会引发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对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批判之风，这种批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中国1990年以后的科幻文学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不少科幻作家都会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独裁的社会形态，然而与西方社会中一贯的批评态度有所不同，中国科幻文学对独裁的态度十分暧昧，呈现出一种迷恋与警惕并存的状态。
一、专制社会机器与卡理斯玛式未来领袖
1990-2010年间的科幻文学中，有着各种不同形态的独裁统治。但在绝大部分小说中，独裁往往是靠一个精密的“社会机器”所维持的。马伯庸的《寂静之城》是一部致敬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品，小说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语言受到严格控制的未来美国。在小说中，政府颁布了一套“网络健康语言词汇列表”来限制公民在网络中的发言，所有“不健康”的词汇都会被“屏蔽”，而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则利用一种被称为“旁观者”的设备来检测公民的语言是否“健康”。极权政府利用各种国家机器维持着自己统治，不允许公民说出任何不健康尤其是不利于政府形象的言论，随着越来越多的词汇被列为“不健康”的词汇而禁止使用，人们终于有一天变得无词可用，无话可说。如果说在《寂静之城》中，这种独裁统治显然缺乏对其“前史”的介绍，那么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独裁却是人类社会制度推演下的必然结果。在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地球文明的“哥哥文明”，并在“哥哥文明”中推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终极模式。在“哥哥文明”中，“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法律并由社会机器系统维持和执行，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终于可以依靠在人脑中植入超级计算机来完成，能够承担得起这项高昂费用的富人们在任何机能上都远超于普通人，富人和穷人俨然成为两个物种，而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以至于后来整个星球99％的财富都掌握在一个“终产者”手中。“终产者”拥有整个星球，而剩下的二十亿穷人几乎一无所有，甚至由于智能取代了人工，这二十亿人也没有工作，活着就是等待家庭生态系统的恶化，然后等死。“终产者”虽然不是主动攫取权力，但却在制度的推动下成为切切实实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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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对旧秩序的反抗与认同
如果说对独裁的迷恋与恐惧，是中国科幻文学有关一个统一政治体内部制度想象的迷思，那么对旧秩序的反抗与认同，则是中国科幻放眼世界时，对国际政治格局所进行的制度想象中最显著的矛盾之处。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是中国科幻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寓言式作品，小镇的存在将世界一分为二，小镇内安静平和但没有变化，数百年如一日；小镇外动荡不安却星移斗转，变化万千。要开放的危险还是要困守的安宁，要融入世界的浪潮还是要坚持区域的纯洁，这是刘维佳在小说中为小镇中的居民设置的难题，也是中国科幻在这二十年间摇摆不定的姿态和汲汲求索的答案。正是在种种摇摆与矛盾中，中国科幻表达着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和认同。
一、未来战争的想象与新秩序的建立
1990-2010年的中国科幻中，常常出现与现行国际社会制度相反的国际组织架构，试图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往往是在一种反抗性的基础上建构的，这种想象包含着对国家之间或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
虽然1990-2010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二十年，但是在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中，并非所有小说都会设想国家间的交流互进，在许多作品中，作家对未来国家和文明之间关系的想象呈现出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不少作家认为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类作品中往往会书写未来战争。在刘慈欣的《天使时代》中，战争起源于一项基因编辑技术，桑比亚国科学家伊塔博士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扩展桑比亚国民的食物范围，使他们能从自然界获得更广泛的食物，以此解决桑比亚国的饥饿问题，但这项技术却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是“违反了第一伦理”，“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①，随后文明世界对桑比亚国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军事行动。在《混沌蝴蝶》中，贝尔格莱德随时会遭到美国的轰炸；而在《冷战与信使》中，韩松则在更为广阔的太空世界中，通过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来不断追认“冷战还在继续”的事实。不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更具科幻视野的广阔星河中，战争都是科幻小说着重书写的内容，然而残酷的战争往往使人难以直视。在《光荣与梦想》①中，刘慈欣则想象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和平视窗。人类开发了一个巨型模拟软件，“使其能够在巨型计算机上用数字方式真实地再现各种规模的战争，最后达到在国家间用数字战争代替真实战争的目的，这个软件被命名为和平视窗。”但最终由于软件技术尚无法全面模拟复杂的现代战争以及交战各国对模拟结果的不认可，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多年后，联合国秉持着人道主义原则，重启了“和平视窗”，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战争替代物则是奥运会。这场针对西亚共和国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被搬到了北京举办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上②，在这场只有美西两国参加的奥运会上，西亚共和国意料之中地没有获得胜利，但辛妮的精神却鼓舞了无数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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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未来想象中的主体困境.................................41
第一节未来时代的主体性危机.............................42
一、赛博人类的“离身体验”...................................42
二、人类世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审........................45
第四章未来想象的文学坐标....................................54
第一节事关未来的文学想象..................................54
一、科学、文化的实验室............................................54
二、奇点来临与两难的未来.................................56
结语....................................65
第四章未来想象的文学坐标
第一节事关未来的文学想象
科幻文学是事关未来的文学想象，“未来”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指当下以后的时间。但在科幻文学中，“未来”的含义明显并非如此。不是每一个当下的以后都被称之为“未来”，对“未来”的确认包含着明显的人为因素，即只有某种或某几种情况才被科幻作家们视为“未来”。那么，文本中这些不以时间确定的“未来”，它真实的划分依据是什么？这些“未来”又是如何出现的？它在生成以后如何存续？本文前三章中论述了无数科幻文学未来想象中的诸多矛盾之处，事实上，这些矛盾与悖反都与其“未来”属性息息相关。
一、科学、文化的实验室
对未来的书写构成科幻文学的核心叙事，科幻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文类，正是因为它不厌其烦地对未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假设。吴岩在其《科幻文学论纲》中指出：“科幻文学就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实验室，是创新思考的实验室。”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幻小说可以带我们抵达未走过的道路。在无数的未来“实验”当中，科幻作家们最常使用的两种方法便是某种单元素突进与极端情境的设置。
科幻文学是基于科学技术所进行的想象。在科幻文学中最为常见的叙述模式便是某一种科学技术的突破、某项成果被广泛应用导致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普洛普在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中提炼出7种人物和31种功能，提出叙事功能理论，我们将这种叙事功能学迁移到科幻小说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在科幻文学中，科技的进步往往具有一种功能性效果。在王晋康的《亚当回归》中，正是被命名为“第二智能”的生物电脑元件的发明，才让人类凭借植入这种元件得以提升各项机能，迈入“新智人时代”。事实上，科幻作家很难写出一个全方位发展的社会模型，以科学为最基本表征的科幻文学，它的作家们却缺少了一种社会科学家的气质。回顾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科幻文类中最广为人知的往往是描写变动或转型社会时期的作品，在变动的社会中，矛盾、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影响总是显见的，故事性与文学性也便随之产生。但一个稳定、自足的社会却是难以书写的，它不仅可能导致科幻的“惊奇性”无法凸显，更考验着作家的想象力。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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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想象了未来中国的样貌：新的共和国政府将在1912年建立，并定都南京，其领袖人物名为“黄克强”。这些都与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文学与历史的巧合也向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科幻文学从来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当我们再次阅读科幻文学并关注到其中的未来想象时，重要的不仅是它对未来进行了何种想象，更是我们为何做出这种想象，以及这种想象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成因。
作为一种事关未来的文学类型，1990-2010年的科幻文学在被各种现实不断撕扯、争夺的过程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其未来想象也在对时代意识形态理念与话语的再生产中，呈现出重重矛盾。1840年，当中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叫开了国门，就踏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在这一百多年间，虽然其实现形式和发展速度在各个时期皆有不同，但这一进程从未中止。尤其在19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新一轮铺展，这一时期科幻文学的未来想象之中也便渗透了它的重要观念。进化论的思想、建立现代化强国的愿望、资本主义的物质诉求以及与其生产方式相关的精英主义与科层制，都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幻的未来想象，使科幻文学表现出对科技的崇拜、对独裁的迷恋与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秩序的认同，以及人的理性精神的高扬。然而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坦途，这一过程中同样有着无数的痛苦与血泪，对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不满、创伤性记忆的重演、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根本的反思以及光明未来的失落，又都将科幻文学的未来想象引向了这些想象的反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