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营商环境亟待优化密不可分。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1978年至2023年，我国GDP年均增速约9%，2023年我国GDP达126万亿元① ，稳居世界第二，这主要得益于资本、劳动要素的持续投入以及各要素效率的提升。然而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国际方面，欧美等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受到阻碍，政治上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抬升；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生育率持续下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2023年“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同比增长29.9%②，但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未来出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一些重点产业领域比如芯片领域依然面临被欧美国家“卡脖子”的境地，多种因素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逐渐过渡，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方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1978年—2008年，中国TFP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TFP的增长率逐渐下降到2%左右，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有所上升③。根据王鹏等人（2023）[1]的测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年均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21年TFP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47.3%，而资本投入的年均贡献率从2008年的约70%下降至2021年的约50%，劳动投入的年均贡献率变化不明显，近年来一直保持在10%以下。可见要素动力正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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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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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完善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视角出发，在“专精特新”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层面，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证据，也拓宽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
其次，现有文献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看，集中于金融市场变革、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等视角；从微观层面看，集中于家庭经济活动、企业经济活动等视角，其中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研究，又集中于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则聚焦全要素生产率层面，从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金融资源错配视角系统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行的路径。
最后，“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力量，承担了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任，本文的研究，将为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的个性化融资需求，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指导，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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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数字普惠金融
（1）数字普惠金融内涵。数字普惠金融源于普惠金融，其概念最早出现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宣传大会中，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让金融服务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给需要的群体。普惠金融在刺激经济增长、减贫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nohan,2005)[4]，普惠金融致力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使得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切实享受到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福祉(kapoor,2014)[5]。多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在全球各地推广这类普惠金融的项目，旨在缩小经济发展的差距，提升金融包容性。近年来随着数字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新型普惠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出现了。G20会议中其概念首次被官方确认，将其界定为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旨在推进普惠金融事业的活动和为受到限制无法正常获取金融资源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孙天琦，2016）[6]。具体来说，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赋能，从而诞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便利性、覆盖广、成本低廉等特征为广大居民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汪亚楠等，2020）[7]。不同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以高效、便利、智能的特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显著增强了金融配置资源的效能，更好的服务了实体经济（梁榜等，2019）[8]。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切实的改变了广大居民的生活，它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供了便宜可得、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郭峰等，2020）[9]。
（2）数字普惠金融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测算，这一过程中也产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从成果的来源看，中央银行、高校、研究机构或商业机构均有所贡献。第一，中央银行。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于2016年开始发布《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采用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等三个维度，来呈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第二，高校。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卢亚娟和张菁，2018）[10]，该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调查周期为两年，已历经七轮，涉及家庭金融的微观数据；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何婧和李庆海，2019）[11]，该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在我国多个省份的乡村地区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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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
2.2.1 数字普惠金融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的深度结合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诞生，也为满足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郭峰和熊云军，2021）[34]，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泛，学者对于其经济效应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家庭经济活动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普通家庭的意义在于，它通过互联网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扩大了服务范围。使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金融支持，促进了金融包容性。具体表现在通过减轻流动性的约束以及提高支付的便捷程度，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易行健和周利，2018）[35]。通过扩大就业规模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偏远地区的提升作用更大，也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黄倩等，2019；梁双陆和刘培培，2019）[36,37]。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促进消费、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储蓄和投资渠道等。然而，它也可能带来家庭债务的增长，对家庭经济稳定性构成潜在风险，因此要做好风险管理帮助家庭提高风险认知，做好风险防范。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同时减少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促进家庭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于，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结合，通过多维度信息搜寻与评价，有效的缓解了企业与资金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创新并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探讨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根据万佳彧等（2020）[38]的研究，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并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钟凯等（2022）[39]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从而可能间接促进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张铭心等（2022）[40]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出口行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企业克服出口活动中的金融门槛，特别是对生产率较低的小微企业出口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企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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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7
3.1 理论基础....................................... 17
3.1.1 金融发展理论.................................. 17
3.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17
第四章 数字普惠金融及“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24
4.1 数字普惠金融现状.......................... 24
4.1.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 24
4.1.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5
第五章 研究设计.................................... 30
5.1 模型构建..................................... 30
5.2 变量选取........................ 30
第六章 实证分析
6.1 统计分析
6.1.1 描述性统计
表6.1展示了描述统计的结果，确定了4731个观察值。由表6.可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大值为9.91，最小值为6.02，标准差为0.80。可知TFP水平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后）作为解释变量最大值为5.86，最小值为4.09，均值为5.41，标准差为0.38，标准差取对数后的值仍然较大，反映目前的数字金融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平衡。从中介变量来看，各企业的创新水平与金融错配程度差距也比较大。
金融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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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金融服务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科技赋能传统金融诞生的新形态金融，在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奠定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专精特新”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获得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资格认定的上市企业的作为研究对象，手动整理补齐“专精特新”企业缺失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等数据后，采用LP法测算了“专精特新”企业2011—202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研发投入代表创新投入、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数代表创新效率、专利申请的他引次数代表创新质量、企业资金使用成本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代表金融资源错配，并将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创新质量、金融资源错配作为机制变量，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最后从产权性质、市场竞争程度、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约束等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