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以2012年为政策起始点，以2009—2022年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上市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及成本的影响。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化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环境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客观真实且正确的道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绿色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追求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在2017年召开的第十九大会议报告中提到的“大力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在202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明确提出了未来的“双碳”目标，即努力在2030年之前使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致力于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的净零排放。我国在2022年召开的第二十大会议报告中又提到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所以加快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备条件。绿色低碳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通过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引导资金和技术流入绿色低碳类产业，而绿色低碳类的项目一般投资期长且获利性较差，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国家为了充分支持绿色低碳类产业推行了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作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兴金融工具之一，通过为绿色环保项目和可持续发展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环保领域，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与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另外，相较于绿色证券市场和绿色保险市场，银行的绿色信贷市场不仅拥有最长的发展历史，还有最庞大的市场规模。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23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36.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4个百分点，持续推动实体经济的低碳绿色转型。绿色信贷源于2002年新提出的信贷体系标准——赤道原则，主要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规定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在贷款前对投资项目的环境问题及社会效益进行全面的评价，尽可能规避投入贷款后项目因环境问题而产生一定的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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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关于绿色信贷政策研究
（一）绿色信贷定义
德国第一家“生态银行”的成立为绿色信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法案，美国CERES集团提出了伯尔弟斯原则，两者均对绿色信贷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Cowan(1999)认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相结合，为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可持续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Labatt(2002)认为绿色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手段，具备应对环境问题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环境金融通过促进企业融资模式的转变，能够有效降低环境风险、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Thompson和Cowton(2004)在研究中表明，以由荷兰银行、西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著名银行共同制定的“赤道原则”这一新的信贷体系为基础，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实行绿色信贷政策时，必须充分考量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环境风险，将其作为贷款的审核内容。在Lee和Zhong(2015)看来，商业银行通过运用混合债券等创新型衍生金融工具，能够有效开展绿色信贷业务。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可再生能源产业信用风险和融资风险的发生。Martina(2016)认为绿色信贷以2002年新建的赤道原则为参考标准，它的兴起标志着金融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融合，其旨在充分利用金融的经济杠杆作用，以推动清洁技术革命取得更大进展。JuxiuSun et al(2019)指出，绿色信贷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及时地调整信贷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更加倾向于支持那些对环境效益有积极贡献的绿色产业，同时，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企业或项目，则采取严格的措施限制其债务融资。通过这样的策略调整，银行类金融机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绿色信贷体系随着2007年《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发布才正式起步发展，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体系全面步入规范发展的阶段。陈海若(2010)认为绿色信贷政策将企业环境效益纳入贷款审批的考察范围内，对于改善企业普遍存在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营模式有较好的效果，已经有效地激励了企业降低能耗和节约资源。徐胜等(2018)在研究中指出，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积极响应并顺应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战略导向，加大对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生态农业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确保这些关键领域的企业或机构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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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最早源于1974年德国成立了一家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银行，其主要扶持绿色类项目的经营，后来西方国家持续推进绿色信贷的发展，在2002年由世界多家著名银行新规定了一种以“赤道原则”为标准的信贷体系，赤道原则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规定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在贷款前对投资项目的环境问题及社会效益进行全面的评价，尽可能规避投入贷款后项目因环境问题而产生一定的贷款风险。我国绿色信贷体系随着2007年《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发布才正式起步发展，2012年由原银监会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体系正式规范发展。
绿色信贷是一种要求银行类金融机构以一定的环境标准为信贷门槛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差别化贷款以达到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金融工具，对绿色类企业降低信贷门槛，提高其信贷额度和降低其贷款利率；对污染类企业环境问题加强监管，若一直维持其原始生产方式没有实现绿色升级，则会高强度地限制其信贷资金，反之若生产方式实现了绿色升级，则会享受到和绿色类企业一样的贷款福利。银行类金融机构对绿色类企业和污染类企业通过实行差异化配给信贷资金能够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二、企业债务融资
企业主要通过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这两种方式实现外部筹资以支持自身企业的运营发展，但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较不稳定，风险较大，所以企业基本会选择债务融资的方式增加自身的运营资金。外部债务融资主要包括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商业信用及融资租赁四种类型。第一种银行信贷，顾名思义就是银行将存款人的资金贷给企业并收取相应的利息费用，资金流动性较低，银行类金融机构债权人无法及时识别债权资产的价值，很难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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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念最早由联合国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在不损害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需要保证未来世代也同样能满足她们自身的需求，强调环境、社会跟经济三个发展维度的平衡。其涵有公平性、持续性与共同性三个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主要强调社会资源是有限使用的，能够横向满足当代社会追求美好生活质量的需求，但当代人在资源使用上不能完全把自己处于主导地位而随意滥用，未来世代也有同样平等的资源使用权。持续性原则是指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在其受到某种程度的扰乱时并不会受到影响，具有稳定性，人类社会必须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持可再生资源的再生产效能，提高非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共同性原则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单单依靠一个国家遵守生态秩序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团结一致推行可持续性发展方式，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的和谐共存。
绿色信贷是银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区别化信贷配给以促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是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金融手段。企业的环境效益成为银行类金融机构决定是否发放信贷的关键因素，以往高耗能、高污染类企业只有尽快实现原始生产方式的绿色技术升级才能获得银行的贷款，且能够与绿色类企业享受到同样优惠的贷款利率。绿色信贷这样的配给方式能积极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协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达到环境、社会跟经济三个发展维度的平衡的核心内容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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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19
第一节绿色信贷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19
第二节异质性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20
第四章实证研究........................23
第一节研究设计.....................23
一、变量选取.............................23
二、模型构建........................25
第五章结论与建议..........................37
第一节研究结论.............................37
第二节相关建议...........................37
第四章实证研究
第一节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一）被解释变量
企业的债务规模(dfs)被视作衡量其借贷活动总体情况的关键指标，这一指标揭示了企业对于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而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因此本文采用了企业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比重作为债务融资规模的测算依据，这一比例能够更直观地展示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债务融资成本(cost)的测试方法依照李广子和刘力(2009)的研究，以净财务费用占企业总负债的比重进行测算，其中净财务费用为利息支出、手续费以及其他财务费用的和。
（二）解释变量
样本分组虚拟变量(treated)、时间虚拟变量(time)以及双重差分变量(did)。若样本企业为处理组绿色企业，则treated为1，若样本企业为对照组非绿色企业，则treated为0；若样本时间在绿色信贷政策正式实施年份之前(2009—2011年)，则time为0，若样本时间在绿色信贷政策正式实施年份之后(2012—2022年)，则time为1；双重差分变量did是通过时间虚拟变量(time)和样本分组虚拟变量(treated)相乘得到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绿色信贷政策的净效应。
（三）控制变量
经过文献综述部分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影响因素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性等方面，另外在考虑到企业宏观层面数据较难获取的基础上，选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的财务数据作为可能影响其债务融资规模及成本的控制变量，最终选取了6个指标作为本论文实证所需的控制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量比率(cfo)以及企业年龄(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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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2年为政策起始点，以2009—2022年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上市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及成本的影响，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依据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绿色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同时其债务融资成本也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另外，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贷款审核中新增了企业环境风险这一标准。通常而言，绿色企业在环境友好性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所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更愿意优先满足其贷款需求，可能还会对其适度放宽贷款条件。相比之下，银行类金融机构可能会对非绿色企业维持原有甚至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此举旨在扶持绿色企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实现绿色转型，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第二，根据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可知，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不同所有权属性的企业以及不同法治化水平区域的企业存在显著的执行效果差异。首先，从所有权异质性角度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绿色上市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及成本的影响效果相较于国有绿色上市企业更为显著。具体表现为：更为显著地提升了非国有绿色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并更为显著地减少了其债务融资成本。缩小了原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因为其“政治背景”而具有的信贷差距；其次，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对于法治化水平较高区域中的绿色上市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扩大，并显著降低了其债务融资成本，法治化水平较高区域的企业完美地发挥了其融资优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