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论文以沪深两市2010—2019年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加入融资约束讨论其中的中介机制，并研究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规模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差异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大会上曾明确提出，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标志，金融业的各项工作都要紧密地围绕着“实体经济”这个主体来进行。实体企业是实体经济的载体，它以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还提供了与金融无关的服务（张敏，2020）[1]，而金融业是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对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同样，在2019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还再次强调了要加强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由于近些年来市场环境逐渐紧张，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危机，实体行业的盈利能力及投资规模呈下降趋势，与金融行业的利润差距逐渐拉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纷纷开始投资理财，他们会把自己的闲置资金投入到金融产品中，而这些产品也是一种套利的方式，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收益。这种“金融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金融市场，也出现在其他领域中，比如股票、债券、保险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这些金融产品，以获取收益。“金融化现象”开始蔓延，金融投资已逐渐成为非金融企业改善财务状况和追逐利润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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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论文基于企业金融化投资的不同动机，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金融化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当前学界已经存在了一些关于对公司金融化投资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务的视角，对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探讨，但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财务视角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的文献却很少。因此，论文通过借鉴已有的文献中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对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融资化之间的联系和传递机理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不仅可以拓宽公司社会责任这一视角的分析范围，还可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多的补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2现实意义
论文着重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展开主题研究，主要可能有以下现实意义：首先，宏观层面上，通过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更精确地认识到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因素，并深化对公司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的认识。根据企业的股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的不同结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使我国企业适度持有金融资产，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微观层面上，通过用实证的方法来分析验证两者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更有说服力。理论分析可以让企业了解过多持有金融资产的危害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益处，实证结果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发挥效用最大化时的金融资产水平，企业更加理性对待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此外，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范式，将融资约束变量考虑其中，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会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有助于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对监管机构制定金融防范措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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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2.1.1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目前有非常多的学者基于企业金融化进行研究，大多从以下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的：
（1）影响因素。外部宏观环境方面，有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利率管制等。具体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任何增加的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因素，都将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的上升（孙华妤等，2021；彭俞超等，2018）[9]、[10]；当放松利率管理下限时同样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利润差距是引致我国实体企业进行金融化投资的主要因素（杨筝等，2019）[11]；张成思和郑宁（2020）[12]研究了影响实体行业金融化的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三个关键因素，发现货币扩张具有两种影响，一种是对资本的直接压制，另一种是对资本的间接推动。内部公司治理方面，对金融化投资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建立在股东价值基础上，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等。有学者通过实证证明了代理成本增加会导致企业金融化水平提高（孙洁和殷方圆，2020）[13]，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却对企业金融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李鑫等，2021）[14]；股权质押行为会使公司的金融化程度更高，如果将融资约束考虑其中，则会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熊礼慧和董希淼，2021）[15]，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比例增加企业更易投资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短期金融资产（杜勇和眭鑫，2021）[16]；企业金融化投资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于建玲等，2021）[17]，而CEO金融背景这一变量会减弱这一作用（杜勇等，2019）[18]。
（2）经济后果。关于非金融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造成的影响一主题，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倾向于从宏微观角度讨论，但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以储蓄动机和投资动机两种形式存在（Wu Y et al，2020）[19]，而由不同动机所产生的企业金融化可能会带来正面和负面两种完全相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当企业因为“预防性储蓄”理论而持有金融资产，其主要目的当面对着可能存在的、有价值的、有潜力的、有可能存在的投资机遇时，避免由于现金流量的影响而导致的基金崩溃（Sun C et al，2019）[20]，并对公司的生产和运营进行了规避（汪伦焰等，2020）[21]。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的描述，实体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这与多数研究结论相悖。多数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样本和方法，实证出企业金融投资对实体经济投资间的负向影响（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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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概念界定
2.2.1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为CSR），这一术语是Sheldon在1923年的《管理哲学》中首次使用的，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着道德因素，企业不应单纯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最为目标，理应将其与社会的其他责任联系起来，增加全社会利益。前期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对其用规范的定义对其解释，他们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是按照其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自己的价值观，在制定相关的决策和行动目标时所需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几乎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解释，随后有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其进行修正完善，目前市场上得到普遍认可的是Carroll在1979年提出的相关阐述：企业在一段时间内，从经济、法律、慈善、道德四个方面承担并予以执行的责任。这说明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当将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纳入考虑的范围。
现代社会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对社会责任的定义更加包容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局限于追求账面利润，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更为强调承担企业外部的供应商消费者、周边社区环境和内部员工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不仅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世界竞争力的不断加剧而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由此，践行社会责任不仅是对消费者和社会负责，更应成为企业长远发展规划中的一部分。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公众，都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仅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片面的，除了对内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外，对外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符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遵守基本的法律、保护生态环境亦或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道德层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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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15
3.1研究假设...................................15
3.1.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投资.........................16
3.1.2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17
第四章实证分析...................................24
4.1描述性统计分析.............................24
4.2相关性分析..............................25
4.3回归结果分析...............................26
第五章结论与启示..............................38
5.1研究结论与启示...............................38
5.1.1主要研究结论.....................38
5.1.2相关的启示...........................38
第四章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防止极端值造成样本偏差，首先对选取的沪深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连续变量采取上下1%的缩尾处理。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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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自2010年以来在沪、深两个市场中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的均值为0.6511。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5.1334，这表明不同的非金融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决策行为是不一样的。再看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变量，均值23.709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3.62、74.61，标准误15.5926比较大，说明市场上的非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普遍偏低且存在很大差异。中介变量的标准误1.5578值不大，但最小值1.9824和最大值9.9416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说明各企业之间的融资难易程度有分层现象，与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控制变量中，企业上市年限（Ag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企业盈利性（ROA）、股权性质（Stat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dp）、二职合一（Dual）、企业成长性（Growth）、股权制衡度（z）、股权集中度（Con）、两权分离度（Sep），均处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与目前学界研究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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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与启示
5.1.1主要研究结论
论文以沪深两市2010—2019年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加入融资约束讨论其中的中介机制，并研究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规模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差异影响。论文得出的主要实证结论如下：
（1）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金融化之间主要呈倒U型关系。非金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但这种作用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反而会抑制金融化，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拐点为企业金融化最高值。结合当前国内现状，多数企业出于投机动机进行金融化投资，引起实体企业的“空心化”，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观，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不容乐观，达到金融化的峰值的企业只占少数，因此要实现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应该利用好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
（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非金融企业通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降低了投资方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程度，扭转了企业的资金分配，使得企业具备更多的资金用于实体企业的实业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中介效应的加入，论文得出了更加深入严谨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3）股权性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非线性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均得到了肯定，相对来说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在所有企业中，都存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5%。因为相对来说，国企拥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使其在融资时面临的限制更小，承担社会责任水平更高，作用不明显，相反企业社会责任对金融化的倒U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4）企业规模在倒U型关系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金融化的非线性关系在小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较大型企业更显著。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企业规模中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均没有表现出明显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