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型、农兼型、非农兼型、非农型。采用交叉统计分析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其中劳动力中 45 岁以下劳动力比例的家庭类型排序为：非农型>非农兼型>农兼型>纯农型。纯农型的自然资本排序最高，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户偏向与兼业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素。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日益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以及城乡壁垒的逐渐消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见证了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Gao etal, 2020; Zhou et al, 2020; Xiao W &Zhao G, 2018）[1][2][3]。图 1-1 是有关江西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及比例。从图1-1可以看出1978 年至2019年，江西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968.7万人减少至 700.8 万人，降低 27.7%，年均减少 6.37 万人（统计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乡村人口非农化趋势明显。自古以来，江西省就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充足。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农村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国家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就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速度也逐渐加快（Liu et al, 2017）[4]，由图 1-2 所示江西省的城镇化率由 2008 年的 41.4%增长至 2019 年的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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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江西省是我国的传统农区，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比高，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农地转出后农户实际上获得什么仍然没有较为明确的结论。农地的流转可能会对农户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对于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农户最为关注的方面。因此解决困扰农民生产生活这一问题是非常要紧的。农户在进行农地转出时大部分都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并且符合理性小农的假设，但农地转出后随着时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都会造成农户不能掌握农地流转后的情况。在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背景下，必然有农户会选择将农地转出，那么这部分农地转出农户如何维系可持续生计发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农户生计视角来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可以为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以此来更好地引导农户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和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农地转出后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用新的视角观察农地转出后对农户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丰富了农地流转、农村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实际应用，构造了一个“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撑。
现实意义：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随着我国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地不断完善，从土地资源角度讲，农村土地流转不仅能够减少撂荒耕地、降低土地的细碎化，还能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农户角度讲，农地转出还会对农户生计资本造成外部冲击，最终影响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农地转出户要面临可持续生计保障的问题，将全部耕地都流转出去的农户必然会转向非农就业；而只转出去部分农地的农户会选择兼业就业。农地转出也意味着农户丧失了农地的风险缓冲功能，同时农地收入来源的消失导致生活成本的骤然增加。如果农地转出户无法找到合适的生计策略，这部分农户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客观评价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厘清农地转出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中的影响机制，对于农户转变生计策略方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农地转出后的农户生计问题对当前乡村振兴、农户增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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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农户生计资本理论
农民生计目标的实现是以生计资本作为基础，DFID（2000）提出以可持续分析框架(SLA)为基础的生计资本理论，包括环境脆弱性、生计资本、结构制度、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11]。
（1）脆弱性背景。农户的脆弱性背景是农户维持可持续生计框架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农户在遇到危机和压力时所展现出来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受灾的程度等(Chambers, 1989)[12]。
（2）生计资本。农户生计资本的不同会导致生计策略的变化，这五类资本的数量和价值均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能够互相转化。
（3）结构和制度变迁。是指不同政策主导下构成的农户生计的组织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这些因素会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
（4）生计结果。是指在脆弱性背景和组织结构与政策的影响下，农户选择适合自己的生计资本并整合出最合适的生计策略，最后形成的生计结果。对于农户来说好的生计结果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增加、生计资本的积累、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
以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表明，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并最大限度的利用生计资本结合最适合自己的生计策略，以相关的政策为规范寻求更好的谋生产出。农户生计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户的脆弱性背景，不仅会影响相关农业政策和制度的规定，也会影响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相应的这些政策和规定也会反过来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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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际上有关农户生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问题中（Dartanto & Nurkholis, 2013;Dhamija & Bhide, 2011; Nega ei.al, 2010）[13][14][15]。近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引起了各种研究学者的兴趣，如生计资产的量化和评估（Herrmann &Fox, 2014）[16]，生计脆弱性和风险分析（Fang, 2013; Guo & Zhou, 2013;Liao et al., 2014）[17][18][19]，政策制度对生计的影响（Galipeau et al., 2013; Zhen et al., 2014）[20] [21]和生计与环境的关系（Kuang F ,Jin J , He R , et al,2019）[22]。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户生计资本领域研究日趋上升，主要集中在农户生计、生计资本、可持续生计、生计策略等方面（王转弟等，2020）[23]。目前我国农户生计多样性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并趋于平稳，优势生计比重逐渐增大的趋势（吴园庭雁等，2017）[24]，农户生计的选择对于推进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仁伟等，2019）[25]。
2.2.1 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和兼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提高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保障（杨伦等，2019；安士伟等，2018）[26][27]，首先就要对影响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节从政策、特殊地形地域、乡村产业发展等角度总结其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影响。
（1）政策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影响
随着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农户生计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出现明显提升（伍继强等，2020）[28]，而且在生态政策影响下，不同生计的农户生计资本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农户的生态策略（郭秀丽等，2018）[29]。
对于易地搬迁农户来说，其生计资本发生变化，大多成为失地农户，对于不同搬迁类型和不同搬迁时间的农户来说只有从生计资本、生计持续发展、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出发，增加农户社会资源禀赋，才能解决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问题，提高其生计恢复能力（周强等，2019；刘伟等，2019）[30][31]。
在对退耕还林、还草区域研究中，刘璐璐针对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调查，发现物资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并且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对生计策略有一定影响（刘璐璐等，2020）[32]。张晶渝（2019）通过研究云南休耕试点区的农户休耕前后的福利变化发现农户的生计资产富裕程度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非常明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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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16
3.1 农地转出与农户生计资本关系的理论分析.........................16
3.2 农户家庭生计策略转变的理论分析............................17
4 调研区域基本情况...............................19
4.1 数据来源.........................................19
4.2 调研区域的基本情况....................................20
5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影响的实证分析..............................24
5.1 变量的选取...............................................24
5.1.1 变量的选取依据及定义................................24
5.1.2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28
5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的选取
5.1.1 变量的选取依据及定义
（1）因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有关生计资本的定义如下所示。生计资本中各变量的选取依据如下。第一，自然资本。对于中国传统农户而言，农地依赖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部分，土地承担着农业生产也保障了农户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大龄农户会更看重土地自然资本（陈曼等,2019）[93]，因此本文选取“人均水田面积”和“人均旱地面积”来代表自然资本。第二，物质资本。农户的物质资本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决定了农户的生活状况（杨婧等，2020）[94]，因此本文选取“生活设备价值”“生产设备价值”和“农户畜禽牲畜养殖存栏价值”来代表物质资本。第三，金融资本。农户的金融资本是农户转向兼业经营的资金基础，经济基础越丰厚则越可能向其它谋生策略转换（纪红蕾等，2017）[95]，因此本文选取“人均现金收入”、“有大额资金需求时可求助的农户数”和“银行贷款和公益组织的可获得性”来代表金融资本。第四，人力资本。农户的人力资本则会影响农户能否进入回报率更高的行业（马艳艳等，2020）[96]，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成年的劳动力总数”、“劳动力中 45 岁以下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是否接受过就业或创业培训”来代表人力资本。第五，社会资本。农户社会资本的个体差异性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杨晶等，2020）[97]，因此本文选取“非农工作可求助户数”、“城市亲戚数量”、“亲戚中村、乡镇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和“全家通讯费”来代表社会资本。第六，对未来的预期。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同心态的农户在进行生计选择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因此本文在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将农户的五类生计资本，再加上农户对未来的预期 6 类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当作因变量，测算农户的六类生计资本指数。生计资本中各资本类型的测量指标和定义如表 5-1 所示。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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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根据江西省的 382 个农户调查数据，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农户家庭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基于农户微观视角，描述了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之间的联系，并运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和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分析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农户生计策略之间联系。研究结论如下：
（1）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型、农兼型、非农兼型、非农型。采用交叉统计分析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其中劳动力中 45 岁以下劳动力比例的家庭类型排序为：非农型>非农兼型>农兼型>纯农型。纯农型的自然资本排序最高，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户偏向与兼业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素。
（2）农地转出不影响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但对农户家庭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负向影响，对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产生正向影响。
（3）农地转出对农兼型生计策略呈显著负向影响，但对非农型生计策略呈显著正向影响。且农地转出规模对非农兼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呈正向影响。
（4）与纯农户相比，自然资本对农兼型、非农兼型以及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呈负向影响。金融资本正向影响农户选择非农兼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负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正向影响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而不仅仅选择非农型。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对未来生活期望对纯农型生计策略选择呈负向作用，对农兼型和非农兼生计策略选择起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