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和城际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来修正经典的引力模型，探究了石家庄市的辐射范围，界定出石家庄都市圈的范围，并分析了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又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的相关因素及被辐射城市接受辐射能力存在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镇化进度不断提高，全国总体城镇化率已由1978 年的 17.92%提高到 2019 年的 60.6%，标志着中国步入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城市群、都市圈等高级空间组织形态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形态。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将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界定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主题之一，并明确提出“特大城市要推进中心城市功能向 1 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 、一体发展的都市圈”的发展意见[1]。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首次定义了现代化的都市圈的内涵“都市圈是城市内部以超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大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1 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2]。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明确指示，揭示了我国的城市体系建设迈入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更高级阶段。
纵观国际社会上运行良好的城市群或都市圈，都是在一个或几个具有优先发展条件的城市的带动作用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极点，统称为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核心功能枢纽，催化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占据了顶端优势，以强劲的吸引和辐射能力作用于周边地区，带动区域的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三个以地区城市群为体系的区域增长极，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承载着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使命。其中，致力于建设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京津冀城市群，以目前发展状况，与目标相距甚远。与另外两大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即冀中各城市与京津的经济水平呈现断层式落后。河北省共有 11 个地级城市，城市占比达到京津冀城市群的 78.6%，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地位。尤其是以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为首的京津冀南部地区，甚至形成了发展上的“塌陷区”。如若不突破这种发展困境，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将难以提升，将京津冀城市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愿望将难以实现。因此，以石家庄市为中心，打造石家庄都市圈，带动京津冀南部崛起，改善京津冀南部的落后局面，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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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都市圈内涵与范围界定的研究
二战结束以后，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发展局面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载体。国外关于都市圈的研究就此展开。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形成的空间组织，有着独特的内涵。对于都市圈的具体含义，不同学者表述虽有所差异，但却具有对同一本质的深刻认识，都指出了都市圈是由一个或若干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构成的中心，以及与中心都市有着密切联系的周边地区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中心都市经过自身的辐射和吸纳，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欧美地区对都市圈较为正式的研究起源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海岸城市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了“Megalopolis” （“大都市带”）的概念 [3]。随着对“Megalopolis”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戈特曼相继在 1976 年和1987 年发表“Megalopolitan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一文，出版《Megalopolis Revisited：Twenty-five Years Later》一书[4～5]。他在研究中认为，都市带的形成以都市圈为基本单位，同时他还设定了都市带的形成标准，即人口在 2500 万人以上、人口密度在 250 人/km2以上的区域为都市带。戈特曼对都市带的研究被世界公认为现代都市区结构研究的起源，形成了都市圈概念的雏形。
日本学者木内信藏（1951）研究了日本的城市结构后，最先提出了“都市圈”概念[6]，并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1954 年，日本行政管理厅对“都市圈”的标准作出定义“以一日为周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须在 10 万以上，可以接受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进入 60 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公务性行业的集聚使日本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视角转向商业行政管理，提出了“大都市圈”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中心城市的条件：中心城市必须是由中央制定或者人口在 100 万人以上的城市，邻近城市的人口不能低于 50 万人，此外，还着重强调了通勤率和货运量，即外围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能低于人口的 15%，大都市圈之间的货运量不能超过总量的 25%[7]。随着都市圈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日本都市圈所指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70 年代以后，日本对都市圈的研究开始转向圈层结构和空间增长的过程，都市圈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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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通常为某一空间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共同构成城市体系，在这一城市体系中，中心城市集聚了各项最有利的资源，从而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型城市[39]。中心城市最初的建立通常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密切相关。因此一个自然条件良好、区域优势突出并且可以集中所有的产出要素、在整个区域经济活动中可以起到主导作用的地方特大或大城市，最易于形成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具有综合性功能，在区域中的能级最高，能够对周边的其他城市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2.1.2 都市圈
都市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经济空间结构的基本组成单元。关于都市圈的概念，早期的国内外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大都市区”、“大都市统计区”、“大城市圈”等多种叫法，最先提出都市圈概念的国家是日本。在我国，对都市圈这一空间形态的研究相对较晚，其相关概念源于对“metropolitan area”一词的翻译，有“都市区”、“都市连绵区”、“都市带”等多种译法。我国学者对都市圈的概念描述虽不统一，但在其内涵上都达成了一致，均认为都市圈是一个具备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中心外围紧密联系的综合性经济发展区域。2019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定义了都市圈的内涵，界定都市圈为城市群内部的以超大或特大城市为中心，达到 1 小时通勤标准的空间组织形态[2]。
2.1.3 经济辐射
辐射原义用来解释能量通过媒介在具有能量差的物体之间的传递。在经济学中的最早运用源于美国学者赫希曼（A.O.Hirschman，1958）发表的《经济发展的战略》一文中关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论述以及瑞士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1953）发表的《作为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中提到的空间扩散作用[40]。由此，经济辐射的概念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运用。我国以厉以宁、姚士谋等学者对经济辐射的解释较为权威，按照他们的解释，经济辐射（Economic Radiation）实际上是指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知识、理念等生产要素通过向其他经济发达区或不发达区转移、扩散，与这些地区形成双向流动的过程[43]。经济辐射能力的大小以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为媒介，通过速度和强度来体现。距离中心城市越近，与中心城市联系越紧密的地区，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速度越快，强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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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于 1933 年由德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最先提出，廖什（A. Losch，1940）进行了完善。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在对德国南部的一些中心地研究后发现，市场、交通和行政是影响区域内中心地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三个因素的共同支撑下，中心地发挥各种中心职能为周边地区提供服务，成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心。
中心地是区域内等级最高的地点，具备的中心职能最多，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区域的中心地不是单一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区域中可能形成多个中心地，由于发展基础或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心地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差距，由此形成高中心地和低中心地的差异。高中心地提供给周边地区的服务更全、辐射范围更广，中心职能更高；低中心地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总之，中心地的等级和职能呈现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也是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的最大特征之一。经过高、低中心地的组合，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得以形成。
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是我国现行城镇空间组织形态发展单元的最高级中心地。中心城市的发展建设目标是带动整个都市圈的良性运作，从而促进区域的整体进步。强大的中心城市需要具备高等级的中心职能，形成战略上的中心地，辐射带动圈内城市的共同发展。
2.2.2 增长极理论
1955 年，法国学者佩鲁（F. Perroux）根据以“经济的发展是否会逐渐出现不平衡”为主题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不同种类的要素在不同的城市的集聚强度是不同的，发展基础越好的地区越能吸引更优质的资源和要素从而形成增长极点，不同的极点凝聚了不同程度的资源实力，对周边地区散发着不同的辐射力，产生不同的地区发展效应。
增长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有利的一面是扩散效应，可将优势资源向周边扩散，对周边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不利的一面是极化效应，随着增长极的不断发展，将区域内的优质资源无节制的吸收，使自身发展越来越壮大，使周边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受限，这一效应也被称作“回流效应”。当增长极对周边的带动作用更明显时，会激活要素流通，将自身发展优势扩散到周边，美国学者赫希曼将这种现象称作“波及效应”或“涓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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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区域界定及中心城市发展质量测度 ....................................... 16
3.1 研究区域概况 ......................................... 16
3.2 基于熵值法的中心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 17
第四章 基于综合交通网络的中心城市交通可达性评价 ............................... 26
4.1 城际综合交通可达性评价方法 ........................................... 26
4.2 城际综合交通方式权重及成本的确认 ................................. 27
第五章 石家庄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及能力分析 .......................... 33
5.1 城市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评价模型构建 ................................ 33
5.1.1 引力模型 ......................................... 33
5.1.2 断裂点模型 ............................................. 34
第六章 经济辐射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6.1 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从阅读的文献和资料中可以发现，当前对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文献仅针对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进行界定分析，并未对影响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因素进一步探究。在少数对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多为灰色关联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法等，对多个中心城市或中心城区进行比较分析。如栾强、罗守贵等人，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测度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影响因素，在分形模型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 6 个关键因素对 3 个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做灰色关联度分析，根据各项指标与城市经济辐射力的相关性大小来判断影响因素的强弱[56]；范巧，王成纲收集重庆两江新区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重庆两江新区辐射带动力的影响因素，根据各项指标回归系数的大小判断影响因素的强弱[57]。本研究采用引力模型来测算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城市发展质量测度的基础上，挖掘影响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相关因素。
6.1.1 经济发展因素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经济总量有较大的提升，截止 2019 年，石家庄市地区生产总值 5809.9 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16.55%，居全省第二位，与唐山市存在 1000 亿元的差距。放眼京津冀全局，石家庄市城市发展质量虽位居第三，但与京津相比，差距悬殊。石家庄市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第三大中心城市，京津冀南部地区核心城市，经济发展实力不够强劲，生产要素支撑不足，对外辐射能力受到制约。
（1）资本制约
资本要素是制约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本要素的差异导致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宏观经济中，无论是从短期需求效应还是长期供给效应来看，资本投资的效果都表现为资本产出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本文借鉴学者们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入指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来分析石家庄市的资本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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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和城际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来修正经典的引力模型，探究了石家庄市的辐射范围，界定出石家庄都市圈的范围，并分析了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又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的相关因素及被辐射城市接受辐射能力存在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但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受数据获取的制约，在城市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上，个别指标代表性不强；因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统计指标不同或相同统计指标的口径不一致，导致不能在时序上进一步探究石家庄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变化，这是本研究中最大的遗憾。其次，在引力模型分母部分的修正过程中，虽考虑到现代发达的大数据信息流对城市间联系的影响，但由于信息数据的难以获得以及难以量化，仍采用交通数据来衡量城市间的联系。另外，研究虽提出了增强石家庄市经济辐射带动能力的意见和措施，但意见如何实现，措施如何落实，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来实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统计数据的推进与完善，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实现对石家庄经济辐射能力时空演变特征的探究；落实增强石家庄市经济辐射能力的相关举措，引领都市圈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