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视角，对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同时，运用熵权-TOPSIS 法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借助泰尔指数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差距的时空特征展开刻画；最后，基于秩相关分析方法探究了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阻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子。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受历史、自然、地理、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区域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自 198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以来，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就从未止步，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到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等，我国也付出了诸多实践。2021 年，我国“十四五”规划也再度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由此也可得出，区域协调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仍需长期探索与实践。
然而，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大多基于全局目标及宏观政策，除了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这 3 个方面外，鲜少对具体的实现路径及协调领域作进一步阐释，多侧重于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等。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从大局出发，还需精准把握区域协调发展差距所在的具体环节，方可实现“对症下药”。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我国在创新能力、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来看，过往学者也大多基于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民生发展基础及城乡差距、生态资源环境这 4 个方面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评价视角、评价维度选择及指标设置上也颇为一致。
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现状，结合新时代背景来看，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创新已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世界也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中也可清晰看到，2005-2020 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 2.6 万亿元扩张到了 39.2 万亿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也从 14.2%上升到了 38.6%，同比增长 9.7%。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引领下，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加速扩张，已逐步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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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在文献回顾及梳理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及过往学者在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界定、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总结。通过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阐述，结合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对数字经济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统计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地，本文运用熵权-TOPSIS 法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及各维度发展水平分别进行了评价，与此同时，基于综合评价和维度评价结果，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对区域协调发展差距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刻画。此外，为探究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阻碍因素，本文利用障碍度模型进行了障碍因素分析，并对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秩相关分析。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本文给出了数字经济视角下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本文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 6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基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及相关政策文件的阐述引入本文的研究主题，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及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阐述基于数字经济视角来测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和基于数字经济视角来研究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路径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同时，较针对性地给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及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通过文献回顾和梳理，总结了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相关实践，以及过往学者在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充分了解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部分为数字经济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及测度方法。首先，结合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适当阐述，并基于此对数字经济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统计内涵进行了界定，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构建思路、构建过程及最终的指标体系和指标阐释；最后，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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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与内涵研究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地区落差过大问题也受到了各国关注，如美国、日本通过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制、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物品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来应对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石风光，2008)。整体而言，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由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7 年)、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1998 年)、总体发展战略阶段(1999-2016 年)到协调发展战略阶段(2017 年至今)的转变(肖金成等，2019；廖祖君等，2021)，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也付出了诸多实践。下面，将划分发展阶段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作进一步阐述。
(一)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建国初期，鉴于我国 70%的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工业布局极不平衡，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应当将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令工业布局逐步平衡。1964 年，党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加强战备，逐步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该阶段较注重平衡我国工业布局，因此在区域发展上主要采取均衡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改善。然而，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限制，均衡主义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地区发展，且由于历史等原因，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颇为显著，区域均衡发展对我国而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1998 年)
1978 年，伴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1985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带后富论”，即“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8 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提出了“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率先发展起来；二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也再次强调，要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此期间，我国区域发展也实现了由均衡主义向非均衡主义的转变，逐步形成“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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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在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多基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及内涵出发，进一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考虑到量化问题，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鲜少涉及政策体制等因素，大部分为定量指标，且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现有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大致可分为四类：基于经济发展视角、民生发展视角、生态环境视角和综合发展视角。
(一)基于经济发展视角
覃成林等(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的协调发展，且主要涉及区际的经济关系，并将区际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增长及经济差异作为评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主要标准。吴珊(2019)和李魏军(2020)均重点关注了经济发展领域，并分别对长三角和江西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其中吴珊(2019)主要从经济水平、结构水平、发展速度这 3 个方面构建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差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李魏军(2020)则主要基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对江西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测度。本文也对上述学者的指标体系展开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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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经济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及测度方法 .............................. 21
第一节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阐述 .................................. 21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阐述 .................................... 21
二、数字经济的影响阐述 ..................................... 22
第四章 数字经济视角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研究 .............................. 42
第一节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 42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评价 ................................ 42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区位比较 .................................... 43
第五章 数字经济视角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59
第一节 区域数字经济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关联分析 ........................... 59
第二节 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 ............................. 60
第五章 数字经济视角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节 区域数字经济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关联分析
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连续性等问题，以 2017-2019 年为例，结合中国信通院发布的“白皮书”来看，考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规模排名为定序数据，本文也将熵权-TOPSIS 法测得的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排名结果与其进行了相关分析，运用秩相关系数对二者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度量。
由于数字经济规模排名数据存在部分地区缺失，对此，最终确定 2017 年为 15 个地区，2018 年为 29 个地区，2019 年为24 个地区，并分别基于不同年份的得到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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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基于不同年份还是基于不同的样本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存在高度关联，且其关联程度随着年份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其次，为避免因地区样本量差异影响分析结果，本文也在统一样本量的基础上，测度了 2017-2019 年 13 个地区两项排名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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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总结了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相关实践以及过往学者在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评价及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背景，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本文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视角，对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同时，运用熵权-TOPSIS 法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借助泰尔指数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差距的时空特征展开刻画；最后，基于秩相关分析方法探究了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阻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子。最终，本文获得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区域协调发展整体稳中有进，但仍处于不充分阶段
基于熵权-TOPSIS 法测度结果来看，2015-2019 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整体呈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但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差距较为显著，四大板块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东-中-东北-西”递减趋势，而八大经济地带则大致呈现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递减趋势，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较明显的“梯式”结构特点。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发展水平存在较显著的领先优势，位居全国前列，其余地区的发展则相对不够充分；结合八大经济地带来看，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整体优势颇为显著，处于“领先地带”，而大西北地区的发展面临较大阻碍，处于“落后地带”，其余地带的表现则相对中规中矩，较三大沿海地区同样存在较大差距，处于“中间地带”。另外，结合维度评价排名来看，三大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三大维度上均处于“领先地带”，但在资源环境维度上，北部沿海地区表现相对欠佳，而长江中游地区则成功跻身第三名，总体来看，沿海地区在四大维度的发展优势仍较为突出。由此可见，地区发展不充分仍是现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提升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仍在于促进落后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四大维度的全面发展，同时，沿海地带需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带动其余地带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