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研究聚焦于我国与合作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是否得益于“丝路电商”国际合作，以及“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是否给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了福利效应，这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农产品贸易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现实背景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为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亚洲、非洲等地区消费能力的提升，全球农产品市场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也对我国农业产业能够灵活应对国际市场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壁垒如关税、配额等依然存在，新的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绿色认证等也日益成为制约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新型合作网络，为沿线国家突破传统贸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制度创新平台，也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丝路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实践载体，有利于优化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1]。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为“丝路电商”背景下我国与合作国家农产品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核心驱动力。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应运而生，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贸易，通过消费大数据分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倒逼农业生产标准化升级，引导生产端优化供给结构，在满足国际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也拓展了国际经贸合作的新空间。跨境电商通过激活沿线国家特色产品出口潜力，为沿线国家特色产品提供直达全球消费市场的数字化通道，提高了农产品跨境贸易的效率，促使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升级与市场多元化拓展形成双向驱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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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丝路电商”是指依托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拓展了经贸合作新空间。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我国农产品打开了新的国际市场，也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丝路电商”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合作模式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
1.2.1理论意义
首先，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关注国家间的贸易流动、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等方面，而“丝路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模式，其特点在于利用数字化平台跨越地理限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此，将“丝路电商”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畴，可以推动传统贸易理论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使之更加符合当代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
其次，通过对“丝路电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现状分析，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农产品贸易的新趋势和新机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于农产品这类传统行业而言，电子商务平台的介入不仅改变了销售模式，还可能引发产业链的重构，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些新现象的系统研究，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最后，通过对“丝路电商”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分析“丝路电商”如何帮助我国农产品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如何通过电商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等问题，可以为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实际操作的指导和策略，进而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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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2.1基本概念
2.1.1“丝路电商”相关概念
“丝路电商”作为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物，充分依托中国在电子商务技术实施、模式构建及市场规模运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积极投身于电子商务领域的国际合作之中。“丝路电商”合作的深入开展，不仅拓宽了经贸合作的边界，更是在探索构建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体系、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2016年，中国与智利签署了首份《关于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正式启动。时至今日，已有33个国家加入到“丝路电商”的合作行列之中，合作的空间和范围持续扩大，具体合作情况见表2-1。随着合作国数量的不断增多，合作机制的建设也在日益强化，为“丝路电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可以说，“丝路电商”已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文中所涉及“丝路电商”合作国指与中国签署了《关于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目前，中国已与33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2009—2023年，在采用DID分析法时，至少需要冲击年份后一年数据，因此剔除2023年签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2024年参与的塞尔维亚、巴林、塔吉克斯坦。此外，中国与科威特、乌兹别克斯坦这2个国家分种类农产品贸易数据缺失严重，且这2个国家占我国与“丝路电商”合作国家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剔除后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剩余的26个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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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外研究现状
“丝路电商”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鉴于此，本文旨在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成果，从“丝路电商”对经贸合作的影响、“一带一路”与农产品贸易的融合、跨境电商与农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2.2.1国内研究现状
（1）“丝路电商”对经贸合作的影响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影响的系统性评估尚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展现状相关研究方面，赵新泉等人指出，“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合作规模高速增长，合作方式不断丰富，合作内容不断走实走深[8]。张锐和钱霖亮认为“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通过制度型开放框架与数字技术赋能，推动跨境电商规模持续扩大[9]，安晓明指出“丝路电商”通过阿里巴巴eW TP、中欧班列跨境专列等创新模式推动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规则完善[10]，王媛媛也提到“丝路电商”通过“云端”展会、政企对话会等创新形式应对疫情挑战，形成线上线下互动格局，推动沿线国家商品贸易数字化转型，成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新亮点[11]。发展机遇相关研究方面，马述忠等人研究发现与电商基础环境水平较高的国家签订合作备忘录，以及在安全保护类条款相似度提升的情况下，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12]。刘乐认为中欧班列保障了“一带一路”的贯通运输，形成了“丝路电商+中欧班列”的新业态[13]。叶世雄和蔡一鸣则认为“丝路电商”通过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举办政企对话会等，有效缩小数字制度距离、深化技术合作，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载体[14]。其三是发展挑战。张剑认为“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面临跨境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电子支付体系不健全且监管能力不足，通关流程复杂且标准不统一，以及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缺失导致政策对接困难[15]。赵璟指出国内存在要素流动受限、区域发展失衡、国际平台贸易壁垒及政策试点限制等制约“丝路电商”发展的问题[16]。此外，李冬冬和曾雁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跨境电商物流效率在观测期内产生了显著的对外溢出效应，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具有较强的溢出特征，而西北地区则出现了逆溢出效应，这一发现表明，“丝路电商”的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内部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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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17
3.1理论基础...................................17
3.1.1比较优势理论.........................17
3.1.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19
第四章“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实施及其与合作国农产品贸易发展...............23
4.1“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实施........................23
4.1.1“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机制建设现状.................23
4.1.2“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基础设施现状................................25
第五章“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37
5.1模型的构建及相关说明................................37
5.1.1倾向得分匹配法.....................................38
5.1.2双重差分法.......................................38
第五章“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5.1模型的构建及相关说明
本研究聚焦于“丝路电商”合作框架下农产品贸易效应的定量分析。贸易效应定义为合作实施前后，中国与合作国家因双边贸易壁垒降低引起的农产品进出口流量变化，量化需基于可观测的贸易数据，涵盖合作国与非合作国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对比。现有文献多采用引力模型进行事后评估，但存在选择性偏差的潜在风险，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内生性偏误。
在方法论演进方面，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方法有工具变量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匹配方法。其中，工具变量法因理想工具变量的选取困难，易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Heckman模型要求严格设定选择方程与结果方程的函数形式，实际应用中存在模型误设风险；固定效应模型虽能控制时间、产品及地区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但无法有效处理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相较之下，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在保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平衡样本特征，可以有效处理选择性偏误[65]。通过核匹配、半径匹配等匹配方式，将合作国样本与非合作国样本进行特征匹配，估计政策干预的净效应，其优势在于降低模型依赖度并提升因果推断的可信度。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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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和建议
6.1研究结论
6.1.1“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实施促进我国与合作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
在PSM-DID模型中，核心变量在进口和出口模型中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对我国与合作国家农产品贸易具有正向作用。其中，进口促进效应强于出口，反映我国通过“丝路电商”从合作国进口农产品的规模提升更为显著。这表明，我国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支持力度，加强与合作国家的农业合作，推动农产品进口的多元化和规模化，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为合作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6.1.2“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在滞后性检验中，进口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随滞后期延长逐渐减小，但仍保持1%水平的显著性，表明进口贸易因需求敏感性和政策便利化措施能够快速响应。出口模型的系数降幅更大，反映出出口贸易受生产周期延长、供应链调整复杂性的制约，滞后性更为突出。进口促进作用虽随时间衰减，但政策效果持续性较强；出口促进作用则在长期显著弱化，需依赖配套措施以延长政策红利期。因此说明“丝路电商”的政策效果具有时滞特征，进口与出口的差异化响应为政策分阶段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需针对贸易类型制定动态化、精准化的配套机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