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笔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既有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也存在资源挤占、附加成本、避难所等负向效应，致使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峻（Fay，2015），联合国里约热内卢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各国发展绿色经济（Barbier，2012；诸大建，2012）。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绿色发展方案，如韩国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主要强调要以绿色增长的模式发展经济，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于惊涛和王珊珊，2016；Haris等，2020）；欧盟以围绕“智能”为核心出台绿色经济方案，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崔海霞等，2018）；美国制定了“清洁电力计划”，大力发展核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核电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李坤泽等，2021）。由此可见，面对全球资源和环境危机，各国都在尝试转变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自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发达国家（王弟海，2021），在2010已经赶超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多依赖自然资源消耗、大规模粗放扩张的传统增长方式使中国现存的资源急剧减少，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对未来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阻碍（方毅，2022）。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绿色发展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口大国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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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如何处理好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实现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助推是中国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的实际国情出发，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研究，见图1.1。
首先，介绍选题背景，中国当前在严峻的环境与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下，结合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对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提出研究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次，对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的分类，测度方法，影响因素及机制关系。
再次，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阐释其传导路径，提出研究假设。
最后，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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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
2.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2.1.1 绿色经济概念及演进
“绿色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公认是1989年英国环境学家戴维·皮尔斯在其《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之中提出，要构建一种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的新经济模式。
之后产生了与绿色经济相关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Hall和Kerr（1991）在《绿色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绿色经济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找一种非人类中心、非物质的，具有合作价值观的发展模式”；莱斯特·布朗（2006）指出，之所以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不合拍，是因为市场运行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并提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个时期，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寻求一种既能保护自然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绿色经济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讨论领域，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将其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战略举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诸多发达国家围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方针，试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促进经济复苏，并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赵斌，2006）。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2009年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呼吁各国加强对劳动力的绿色技能培训并对核心部门开展绿色化管理，实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并于2011年指出：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还能够增加人类福祉，使得环境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12年“里约+20”峰会《我们希望的未来》中对绿色经济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绿色经济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都可以承受，而且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造成社会生态危机，也不会因为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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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规制的分类、测度及效果评价
2.2.1 环境规制的概念及演进
规制这一词语来源于英文中的“Regulation”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管制”，“监管”，“监督”。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ahn（1988）在研究中指出，规制的本质是取代政府命令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其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绩效，标志着规制经济学的诞生。“环境规制”一词包含了两方面理论内涵，即环境经济学与规制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对“环境规制”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环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特殊资源，同时具有稀缺性Atkinson（1980），环境资源的使用者之间存在互相挤占，即某一使用者对环境资源的占据可能会对该环境资源的其他使用者产生负外部性，De等（2013）认为这种负外部性直接导致了环境资源利用率的降低，最终会造成社会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了克服使用者在占用环境资源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解决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的社会整体福利损失，政府、社会团体、公众等采取多样化措施，即形成环境规制的雏形（张晓敏等，2021）。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规制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传统上所说的规制实际上指的是经济性规制，是政府取代市场竞争的命令，保持良好经济绩效的制度安排（张红凤和杨慧，2011）。而环境规制本质上是社会规制的一种，为了应对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改变企业的供求关系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实施关于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目的是促进环境绩效的提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Zhang等，2018）。无论是从环境经济学还是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境公共属性，仅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彭文斌和路江林，2017）。因此，环境规制成为弥补市场不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力突破口（Che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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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35
3.1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效应及数理解析 ................ 35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效应 .............................. 36
3.1.2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数理解析 .......... 38
第4章 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 59
4.1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及绿色经济效率测度 ..................... 59
4.1.1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 ............................ 59
4.1.2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测度 .......................... 63
第5章 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检验 ........ 96
5.1 研究设计 .............................. 96
5.1.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96
5.1.2 模型设计 ..................................... 98
第5章 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检验
5.1 研究设计
5.1.1 变量选取与说明
（1）绿色技术创新
本研究进行机制检验的过程中选择的中介变量为地级市的绿色技术创新，目前学术界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测量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下，企业视角下和区域视角下。 在企业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度量亦可以分为建立在调研量表基础上的测量方法和建立在专利数量上的度量方法（Lubatkin，2006）。同时，李柏洲和董恒敏（2018）认为企业的新品销售收入也可以作为企业实施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除此之外，企业的绿色实用型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也较多的出现在相关文章之中。考虑到本研究的实际需要，在面向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度量过程中，调研量表的方法和企业新品销售收入的度量方法显然不合适。
在区域视角下，选择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使用区域的研发投入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但本研究认为，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成果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同时研发投入并不是都运用在适应绿色生产的领域。企业在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下要实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是要实际提升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所以区域研发投入作为本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表征方式并不契合。第二种是围绕专利数据展开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相对于研发投入指标，专利数据因为自身具备一定的可拆分性，可以进一步拆分为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使得研究过程中可以选择与绿色经济增长尽可能适配的专利指标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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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异质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关系及驱动机制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首先对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的分类、测度方法、影响因素及机制关系。其次，在A-J模型框架的基础上，数理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通过机制分析图，又进一步解释了环境规制组合作用下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关系，同时从理论层面阐释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传导路径，并提出研究假设。再次，梳理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进历程，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中国267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最后，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整体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又考虑到多种环境规制并存的情况，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交互影响下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结果。在机制检验中，验证了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可以促进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既有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也存在资源挤占、附加成本、避难所等负向效应，致使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产生协同效应，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发挥“1+1＞2”的组合影响效果。机制方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优胜劣汰效应等影响绿色技术创新，通过需求、供给、政策等方面作用于绿色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推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2）2012—2021年中国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普遍较高且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多数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发展较为缓慢，整体上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发展不均衡，有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