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型CEO、企业注意力宽度与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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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120252 论文编号:sb2024021616500551853 日期:2024-02-28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基础的综合视角,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指数构建—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构建了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指数,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现状,系统研究了通才型CEO对企业合规管理的影响,包括其影响效果、影响机制、具体的作用路径与经济后果。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 研究背景
“法度者,正之至也。”①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马怀德,202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20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布《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列为专章,并宣布“实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一步强调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主体,企业合规是建设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作为对社会经济有广大影响力的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具有带头示范作用。自1990年沪深两大交易所成立以来,规范上市公司运行的治理机制日趋完善,其中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治理机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现有的治理机制已逐渐变得难以跟上全面依法治国目标下更高的企业合规要求。一方面,近年来长生生物、康美药业、康得新等上市公司重大违规事件表明,事后巨额罚款难以弥补违规事件对社会的危害,重罚的威慑并不能直接指导企业防范违规,如何激励与指引企业主动合规才是高效监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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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关注企业合规管理的影响因素,聚焦通才型CEO对企业合规管理的影响,以及注意力宽度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逻辑思路具体如图1-1所示。
本研究基于“指数构建—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研究以下关键问题:第一,企业合规管理如何量化,中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现状及有效性如何?第二,通才型CEO是否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通才型CEO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的具体路径是什么,通才型CEO是否增加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宽度,进而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第四,合规管理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通才型CEO能否通过促进企业合规管理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首先,本研究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合规管理的价值效应与原始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高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分别从条件与动机的角度,指出了CEO在企业合规管理建设方面的障碍,也解释了通才型CEO对企业合规管理的促进作用。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强调了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进而从企业注意力宽度的角度,揭示了通才型CEO促进企业合规管理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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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2.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最早由Freeman(1984)提出,该理论在企业战略管理方面向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发起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应该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专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
该核心观点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经济学在一些基本假设上存在不同看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竞争是社会福利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强调合作(Freeman and Phillips,2002)。因此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价值来源于将竞争对手打败,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公平和持久的关系对价值创造至关重要(Dmytriyev et al.,202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性地通过对货币激励的反应来追求自身利益,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远比这复杂(Jones,1995; Parmar et al.,2010)。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人类互动不仅包括经济维度(价值创造),还包括社会维度(关系管理)和道德维度(公平);传统经济学理论将所有互动简化为依赖货币激励来协调利益的公平交易,从而消除了人类互动的社会维度和道德维度。因此,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的职责是最大化企业的金融市场价值(Jensen,2010);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管理者的工作是通过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Parmar et al.,2010)。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经济学的差异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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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合规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企业合规的研究,根据所关注的重点,可以分为两块研究领域:企业合规结果研究与企业合规管理研究。其中企业合规结果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企业不合规(违规)行为本身,包括违规行为的前因与后果,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以财务学、会计学、审计学的学者为主。企业合规管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企业在防范合规风险上的努力,包括合规管理的概念讨论、量化与实证研究,该领域研究涉及的学科主要有法学、会计学、管理学。
2.2.1 企业合规结果研究
(1)企业违规类型及其后果
现有关于企业违规的研究主要关注狭义的违规,即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违规,这主要是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违规行为的识别通常是观测上市公司是否被证监会及下属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财政部等政府监管部门处罚并公开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
汪昌云和孙艳梅(2010)根据代理冲突的分类,将违规分为第一类违规与第二类违规。其中第一类违规行为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陈述、重大遗漏等;第二类违规行为包括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产或违规对大股东及大股东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等。陆瑶等(2012)进一步将违规类型分为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三种。其中信息披露违规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其它)和一般会计处理不当;经营违规包括: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违规担保;领导人违规包括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
违规公司需要为其违规行为付出代价。除了执法处罚带来的直接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市场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Karpoff et al.(2008)估算了美国上市公司1978年到2002年因虚假陈述而造成的损失,发现公司因虚假陈述每带来一美元的市值增加,在违规处罚后,市值不仅损失这一美元,还会额外损失3.08美元,其中0.36美元是执法处罚,2.71美元是由于声誉损失。杨忠莲和谢香兵(2008)研究了我国沪深两市遭受证监会和财政部处罚的违规公司在公告日前后的市场反应,发现在处罚宣告日前后各3天中,平均累计超额回报率(CAR)值达到-1.6%。违规导致的声誉损失不仅体现在股价下跌,还会体现在其他要素市场上,如审计市场、信贷市场、产品市场等。朱春艳和伍利娜(2009)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被处罚的当年及之后年份,审计师更有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要求更多的审计费用。刘星和陈西婵(2018)研究发现,证监会处罚公告后,违规公司的银行贷款签约概率、银行贷款签约率和新增银行贷款规模均下降。辛清泉等(2019)研究发现,违规公司在受罚后三年内销售收入下滑了11.9%-17.1%,销售毛利率下降了2.4-2.8个百分点。总而言之,对违规行为的公开处罚通常使违规公司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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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指数研究 .......................... 58
3.1 引言 ................................. 58
3.2 合规管理制度背景 ........................... 61
第四章 通才型CEO与企业合规管理 ........................... 88
4.1 引言 .............................. 88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91
第五章 企业注意力宽度与合规管理 ......................... 115
5.1 引言 ................................. 115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117
第七章 进一步研究:合规管理与企业价值
7.1 引言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应该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专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Freeman,1984)。该理论通常被认为与股东至上主义相对立(Hogan and Reid,2022; Liu et al.,2019),但长远来看,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可以将价值创造作为总体目标,但实现的过程需要遵循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要求(Bird et al.,2007; Jensen,2010)。企业在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方面的投入,从狭义股东至上主义的视角看只是减损当期利润的费用,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看则是可在长远的未来转化为企业价值的投资,即前者是“费用化”,后者是“资本化”。当然,现行会计准则并不允许将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方面的投入资本化。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践目前尚无法直接在现行会计报表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决策(Hall et al.,2015; 朱卫东等,2018),因此更多地寄希望于具有多维价值追求与战略远见的管理者来推动(Bridoux and Stoelhorst,2022; Martin and Phillips,2022)。
从管理的目标、过程与结果来看,企业合规管理高度契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的重要实践。新时期,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总目标下,企业合规管理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企业合规管理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根据本文第三章指数研究部分统计,2013-202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平均水平逐步上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的指引支持与监管压力,但作为企业主动合规的治理机制,合规管理需要满足企业对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或至少不与该目标冲突,才能保证合规管理长久可持续且高质量的运行。然而实践中,大部分企业仍对合规管理的真实价值认识不足(Luo et al.,2022; 储育明和朱庆,2022; 郭青红,2020; 君合律师事务所,2022),以至于存在着单纯为应付监管但实际并未有效执行的“象征性合规”现象(Li et al.,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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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8.1 研究结论
企业合规管理是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下建设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的微观基础,也是企业诚信守法与合规经营的重要保障。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规管理有效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维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提升企业价值,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的重要措施。如何高质量建设合规管理,从现实与理论上看是重要的研究问题。CEO是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与决策者,对企业各方面资源调配起到关键作用。合规管理作为一项企业自上而下的重要制度安排与管理活动,其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离不开CEO的支持。其中拥有跨界通用技能的通才型CEO可能更有动机与条件高质量建设企业合规管理。
因此,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基础的综合视角,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指数构建—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构建了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指数,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现状,系统研究了通才型CEO对企业合规管理的影响,包括其影响效果、影响机制、具体的作用路径与经济后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本研究构建了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指数。指数以PDCA(策划—执行—检查—改进)为框架,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赋权与文本分析为主的方法赋值,并从现实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验证。现实验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水平整体上呈现“大部分平庸,极少数优秀”的正偏态分布;在四个维度中,执行与检查两个维度较为完善,策划与改进两个维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从时间趋势看,自2013年以来,上市公司合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从产权性质看,中央国有企业合规管理水平最高,其次是地方国有企业,最后是非国有企业;行业差异方面,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合规管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地区差异上,华北地区上市公司的合规管理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在上市情况方面,非ST公司、H股上市公司、主板上市公司的合规管理水平分别高于对照组公司。实证验证结果显示,合规管理水平与公司未来一到三年的违规概率与次数负相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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