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重点关注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在提炼理论与剖析事实特征的基础上，从正式和非正式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并考察了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三元边际以及效率的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1.1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扩大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发挥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在外贸中的独特作用，一直都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2016年12月26日，商务部发布《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壮大高端技术制造业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2019年11月19日，国务院推出《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不断优化高端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2021年11月24日，商务部发布《“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商品出口结构，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类企业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2022年9月21日，科技部印发《“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再次强调要鼓励国家高新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输出，推进高水平“走出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高速增长。依据CEPII BACI数据（www.cepii.fr）测算（见图1.1），1995~2020年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由554.76亿美元增至15775.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17%，而同期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1.46%。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35.66%增至2020年的63.13%，年均占比达54.04%，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已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品对出口贸易的贡献最高，2020年这两类高端技术产品细分行业的出口总额分别为6838.16和2889.36亿美元，占同期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3.35%和18.3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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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包含理论研究目标和实践研究目标两个方面。具体而言：①理论层面上，本文试图厘清制度差异对出口规模、三元边际以及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②实践层面上，本文试图评估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三元边际以及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而为降低制度差异的外贸风险，拓展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外贸潜力，推进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参考与经验借鉴。
1.2.2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分为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两个部分。
（1）理论意义。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以及比较优势等因素是导致出口贸易形成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通常因被视为外生因素而较少被关注（杨弋，2020[7]）。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表明，两国间的制度差异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诱发跨国贸易的重要因素（Acemoglu et al.,2011[8]；陈怀超等，2013[9]）。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制度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并被纳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吴先明和马子涵，2022[10]），但仍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当前针对制度差异影响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的分析，缺乏数理模型支撑，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又例如，当前围绕制度差异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分析，在研究视角上多侧重于出口的区位选择，较少有学者关注制度差异对出口三元边际和效率的影响。同时，在制度差异的指标选择与构建上，多聚焦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单个方面，鲜有学者将二者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去。因此，本文聚焦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三元边际以及效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边界，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现有的制度理论与贸易理论，具有较高的边际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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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评述
2.1关于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研究
当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凸显，高端技术产品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高端技术产品的外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杨飞，2021[17]），谁占领技术高地，谁就拥有核心竞争力（魏浩等，2020[18]）。对此，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问题。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出口贸易的量化评估、影响因素以及战略探讨三个方面。
2.1.1量化评估层面
关于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量化评估，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比较优势、商品结构以及产品质量等。具体而言，高志前和刘彦（1999）[19]在梳理我国技术出口统计两大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技术出口衡量指标，重新评估并比较分析了我国的技术出口，结果指出传统的测量方式会高估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而基于改进的衡量指标则可以更真实地反映我国技术出口的实际水平。彭建平（2008）[20]通过构建半对数模型、出口占比、出口导向指数等指标考察了国有与外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结果发现外资企业整体表现要优于国有企业。刘钻石和张娟（2010）[21]利用贸易品技术附加值指数和相对附加值高度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我国高附加值贸易品的竞争劣势主要体现在化学品和商业服务方面。杜莉和谢皓（2011）[22]基于出口相似度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与墨西哥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状况，结果指出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大于墨西哥，但差距在缩小。汤碧（2012）[23]基于Hausma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对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总量规模较大，但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显著低于日韩，并且这种差距正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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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制度差异对出口规模的研究
关于制度差异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从国外的研究进展来看，Anderson and Marcouiller（2002）[48]通过构建进口需求的结构模型，探讨了执法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指出制度缺失限制了国家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使得经济捕食者能够在进口国的边境进行偷窃和勒索。Acemoglu and Johnson（2005）[49]分析了保护公民免受政府和权贵征用的产权制度和允许公民之间签订私人合同的契约制度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果指出产权保护制度差异是国家之间投资和增长差异的重要来源。Berkowitz and Pistor（2006）[50]探讨了出口国和进口国制度在复杂和简单的产品市场中如何影响国际和国内成本，结果发现出口国的制度质量对于促进复杂产品市场的贸易更重要，而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则对于促进简单产品市场的贸易更重要。Levchenko（2007）[51]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制度差异的国际贸易模型，考察了制度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证实了制度差异是贸易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Nunn（2007）[52]通过构建测度产品的“合约密集度”指标，从中间品投入专用性角度研究了合约实施制度国别差异对于比较优势的影响，发现合约执行力更好的国家会更专注于跟特定关系投资联系更为紧密的行业并鼓励其出口，从而证明了合约的执行力度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因素的总和。Belloc and Bowless（2009）[53]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条件下的进化模型，认为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是来源于内生文化的差异和制度。Tadesse and White（2010）[54]通过引入“文化距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与另一个国家不同程度的指标，并采用了一个修正的引力模型来检验这种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贸易流量，结果发现美国与一个贸易伙伴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对该国的州级产品出口就越少。Tadesse et al.（2017）[55]研究了跨社会差异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结果发现中国的总出口和进口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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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框架设计 ........................... 21
3.1 概念界定 ....................................... 21
3.1.1 制度差异 ................................ 21
3.1.2 高端技术产品 ................................. 24
第四章 样本国的制度环境与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的特征事实 .... 51
4.1 样本国的范围 ............................ 51
4.2 样本国的制度环境 ........................... 51
第五章 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实证分析 ............ 81
5.1 问题的提出 ................................... 81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82
第七章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实证分析
7.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加之新冠疫情肆意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高端技术产品贸易摩擦的可能。为了稳定对外贸易并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201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拓一批重点市场”。实际上，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即在于提高贸易效率、拓展贸易潜力。关于贸易效率，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常被定义为实际贸易额与理论最大贸易额的距离，是衡量双边贸易效能的重要指标（Doan and Xing,2017[253]）。那么，如何测度贸易效率？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来看，既有文献主要包含3个方面：①基于SFA测度；②基于经济指标测度；③基于DEA测度。其中，由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较为成熟，且其拓展模型的种类较多，因而基于此类方法评估贸易效率的文献最多，相关研究的主题也最为丰富，而基于另外两种方法评估贸易效率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通常而言，影响出口效率的因素很多，但单从制度差异层面来看，两国间制度差异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当一国推行贸易自由化时，两国间的制度差异可以凸显出口产品的“来源国优势”或“外来者优势”，进而促进出口效率的提升；而当一国实施贸易保护时，两国间的制度差异可能会放大出口产品的“来源国劣势”或“外来者劣势”，进而抑制出口效率的提升。同时，不同领域或类型的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因此，制度差异对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产业异质性和制度异质性（赵素萍和葛明，2020[106]）。
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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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8.1研究结论
立足于中国高端技术产品严峻的外贸发展现实背景，在提炼理论与剖析事实特征的基础上，从正式和非正式两个具体维度考察了制度差异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的规模、三元边际以及效率的影响，并依次从整体、地域、行业层面以及制度差异的细分维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样本国的制度环境与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的特征事实来看：①样本国的制度环境整体呈现多元性与复杂性，其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中国与大洋洲、欧洲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差异较大，而与非洲、亚洲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差异较小。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中国与亚洲、欧洲等邻近地区的差异较小，而与非洲、大洋洲等偏远地区的差异较大。②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是伴随外贸政策的渐进式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发展历程可归纳为“真空期—孕育期—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危机应对期—稳步攀升期”六个阶段。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此后，其出口结构得到了持续优化，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整体的影响力也愈发强大。③中国高端技术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是亚洲、北美洲以及欧洲，但对南美洲和亚洲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较多地区出口结构的水平和层次更高。细分行业视角下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是我国出口体量最多的两个行业。在国别层面上，各细分行业产品主要出口至美国、中国香港以及日本等地。在地域层面上，各细分行业产品主要出口至亚洲、北美洲以及欧洲等地区。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结构明显优于非“一带一路”地区，但出口体量则低于后者。④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的边际特征存在差异性。其中，出口的扩展边际整体呈现出增长态势，是早期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的价格边际整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口价格占据比较优势，并且价格增长对出口增长的驱动作用存在时段异质性。出口的数量边际整体及行业层面均呈现出收敛、下滑的负增长态势，而在主要贸易伙伴和区域层面上则表现出正增长的变化态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