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基于本土组织情境，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围绕“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道德权威”这一核心议题，从概念、测量、前因后果等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现实和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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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市场经济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健康有序运行的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的道德逻辑和规范。商业伦理不仅蕴含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自身价值，也规范着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实体的观念和行为。东、西方社会关于商业伦理问题的讨论，至少可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与墨家关于“义”与“利”的辩论，以及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德”与“福”的讨论。近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两部巨著《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分别对个人自利和道德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了“亚当·斯密疑问”，即经济“利己心”原理与道德“同理心”原理相互矛盾[1]。作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指出，随着工业化发展，“分工”成为社会系统组织和运转的重要原则，嵌入到社会机体的各个方面。“分工”像一个巨大的轮毂，在驱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又激烈地碾压着传统道德习俗，使人们的道德信仰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2]。长久以来，商业伦理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热议的焦点。
近些年，商业丑闻在全球范围频出。2018年，Facebook深陷“用户数据曝光门”——纽约时报和观察者报共同披露Facebook涉嫌泄露超过5 000万用户隐私，并向目标受众推送美国大选广告，借此影响总统选举[3]。2019年，Google公司强迫AdSense用户签订不接受竞争对手搜索引擎的广告合同，为此或将面临欧盟的巨额罚款[4]。2020年，瑞幸咖啡承认存在高达22亿元的虚假交易，导致股价暴跌80%，盘中数次暂停交易。上述商业丑闻严重影响企业利润、业绩和声誉等，损害股东、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削弱大众对企业和整个行业的信任，直至泛化为对现有企业伦理的怀疑和担忧，损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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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响应习近平主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以及“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贡献中国智慧”等号召，基于中国组织情境开展道德权威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建立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理论体系，弥补现有组织伦理理论和实证中存在的缺失和局限。作为新生理论，道德权威理论亟需进一步地检验、修正、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跨文化检验。本研究在具有典型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情境下，明确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概念内涵、结构和维度内容等，开发可靠适用的测量工具，建构和检验道德权威与其它相关理论或概念的逻辑关联，推进道德权威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进而对组织伦理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完善现有道德权威理论，检验该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作为新生理论，道德权威理论需要历经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在此期间，一方面，学者们需要逐渐澄清道德权威的内涵，通过一系列检验、修正和完善，使该概念的内涵、内容范畴和维度结构等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学者们需要不断探索道德权威的外延，既要将源于西方的道德权威理论置于其它文化背景下进行适用性检验，又要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权威的表现和多样性。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边界，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兼具普适成份(情境一般性因素)和特殊成份(情境特殊性因素)。基于不同情境(具体为中国组织情境)研究道德权威，是明确理论边界、验证理论普适性、辨识理论特殊性，促进理论成长的必要步骤。因此，本研究的首个理论意义就是检验道德权威理论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适用性，发掘道德权威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各种具体表征，对该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
(2)明确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内涵、结构维度和内容范畴，开发和检验能够有效测量该概念的工具。本研究综合采用了自上而下(基于文献回顾，从组织伦理进展、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的道德体系等形而上的视角，推理演绎道德权威的内涵、结构、内容和典型表现等)和自下而上(基于深度访谈，从员工所见、所闻、所思等形而下的视角，搜集与道德权威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归纳总结道德权威的典型行为和表现等)两种方法逻辑路径，分析和阐释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内涵、结构和内容等，以及形成量表的条目池。再严格依照量表开发程序，开发和检验道德权威量表等，确定其构念结构和相关内容的维度归属等。总之，本研究的第二个理论意义在于确定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内涵、结构、维度、内容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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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2.1 道德权威
2.1.1 道德权威的内涵
道德权威是一个由“道德”和“权威”构成的组合词。广义上，“道德”是指导人们判别事物正确与否的原则[44]。狭义上，“道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工具理性的属性看，道德是人们出于共同利益考量，在处理人与外部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问题上，制定并且自觉遵守的系列行为规范，是辨析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和依据，反映了当前社会推崇的价值取向，具有功利主义色彩；从价值理性的属性看，道德是个体发自内心地对善的追求和坚守，以及对恶的痛恨和摒弃，衡量着个体精神生活的价值高度。前者指向人类的群体属性，是一种群体契约式的社会价值取向；后者指向人类的个体属性，是一种个体自发式的自我价值取向。道德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类社会意识形态，通过传统文化、社会舆论、个体信念和思维来评价人事物等的善恶、正误、是非、荣辱，是调整人与外部关系的原则或规范总和。
“权威”一词源于拉丁文“authoritas”，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或“在一定范围内有地位、威望的人或事”，可从精神层面和法理层面进行界定。从精神层面来看，权威具有内在控制力，使人们对其自愿信服和服从；从法理层面，权威具有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基于此，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权威是一种在社会系统中界定他人权利义务，评判他人行为的内在优越性[45]。据此，“权威”包含着他人对权威者的内在服从和外在遵守，可以被视为“在实践中形成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权威是一种根基(foundation)，并以坚强根基为开端，导出世界之持久和永恒”[46]。我们作为追随者，服从权威者卓越的知识和能力，寻求并信任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努力学习和推崇他们的行为，尊重并信服他们对他人、他事的评价和判断。权威具有一种固有的优越感，人们会毫无疑问、毫不犹豫地追随，而不需要外部强制的力量，如正式的权力、地位等。例如，议会被视为“权威”，本身不具备国家赋予的正式权力，作为协商和咨询机构，基于长期经验、超高智慧、高尚美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和建议，确保法律政策能够遵循国家历史传统，维护国家共同价值，引导国家健康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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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德领导
鉴于道德权威与道德领导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旨在对二者进行有效区分，本部分内容将对道德领导的概念、维度与测量、成因、后果、效应机理及边界条件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回顾与评述。
2.2.1 道德领导的概念
在组织情境中，组织赋予领导正式职权，他们持有的道德标准和展现的道德行为对规范和指引下属的道德至关重要。以往领导力研究被“行为范式”主导，长期忽视了“领导的道德”这一重要议题。直到魅力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等开始受到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后，领导的道德才逐渐走进研究者视线。早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通常将变革型领导描述为积极的、道德的和基于价值观的。例如，Burns(1978)将变革型领导界定为“领导者和追随者彼此提升动机水平和道德水平的过程”[67]。Bass(1985)认为变革型领导本质上是一类管理手段，目的在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结果。因此，变革型领导可能通过变革的力量来引导员工追求道德或不道德的组织目标[68]。进一步地，学者对变革型领导进行“真”和“伪”区分[69]184-187，对魅力型领导进行“个人化(不道德)”和“社会化(道德)”区分[70,71]。Bass和Steidlmeier(1999)指出“真”变革型领导具有道德基础，强调为集体服务，而非利己；“伪”变革型领导是不道德的，专注于自我私利，而非集体目标[69]187-190。Barling等(2008)发现，“伪”变革型领导(低理想化影响/高鼓舞性动机)导致下属恐惧、不安全感、依赖性；而“真”变革型领导(高理想化影响/高鼓舞性动机)的效果则与之相反[72]。上述研究通过权力使用的目的和手段来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的领导[11]298。但此类辨别方式存在的问题是“真”、“伪”变革型领导可能表现出相似行为，唯有真正了解领导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才能清晰地辨识变革型领导的真伪。此外，Price(2003)指出不道德不能等同于利己，“真”变革型领导虽然致力于他人、团体、组织或社会利益，奉行利他主义，但也可能与其他某些道德标准相悖，如：在追求符合内群体利益时，忽略或损害了外群体的利益和诉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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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情境下道德权威的文化基础分析 ....................... 55
3.1 传统文化基础 ............................. 55
3.1.1 道家思想中的道德哲学 .................................. 55
3.1.2 儒家思想下的道德体系 ............................. 58
第4章 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构念开发 ............................ 75
4.1 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定义和维度 ......................... 75
4.2 中西方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对比 ............................... 76
4.3 深度访谈与内容分析 ..................................... 78
第5章 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量表的开发和验证 .............................. 92
5.1 量表的开发 ................................ 92
5.1.1 初始量表的测量题项 ....................... 92
5.1.2 初始量表的检验 .......................... 93
第7章 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效应、机理及边界
7.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博士论文参考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于1952年提出，该理论假设个体以适应社会情境，且需自我提升，从社会情境中不断学习，掌握社会知识、经验和行为规范以及各类技能[347]。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主要通过社会学习而形成，且习得过程分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两类。直接学习指通过自身直接经验获得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即“通过反应的结果所进行的学习”；间接学习指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即“通过示范所进行的学习”。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环境的重要性，突出个体与环境的交互，认为榜样对观察者的特征、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多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角色示范包含一系列广泛的心理过程，包括观察学习、模仿学习和识别。在组织情境中，领导被组织赋予正式的职权、地位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有价值资源的分配，是员工观察学习的主要对象。特别地，基于员工视角，领导作为榜样必须有魅力和吸引力，才能使员工的注意力转移到领导行为上。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如：诚实、公平、关心他人等的领导才是可信的，其品质和行为才能够被员工认同并且积极向其学习。道德领导在日常管理与决策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行为，通过社会学习过程，被下属识别，并以其为榜样进行学习和模仿，进而表现出与领导一致的道德行为。
类似地，组织中的道德权威：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如：无私奉献，舍己利人；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拥有突出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绩效；深谙人情世故、分析问题深刻且有远见智慧，具有广泛且良好的人际关系等。道德权威这些特征和行为对他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当同伴观察、与其互动，并有动机向其学习时，同伴为基础的社会学习就会在组织情境中发生。具体地，同伴学习分为两类学习：观察学习和咨询学习。观察学习是同伴不需要和榜样进行互动，直接在组织情境中通过观察榜样行为进行学习；而咨询学习指向榜样寻求建议和指导以解决困难和处理问题，通过榜样的直接教学来获得关于问题或决策的丰富信息。道德权威使同伴认为其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权威的道德决策，因此，同伴可能通过直接观察道德权威的行为或者直接询问他们的建议来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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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基于本土组织情境，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围绕“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道德权威”这一核心议题，从概念、测量、前因后果等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检验道德权威概念的跨文化适用性。本研究，首先在系统回顾和评述道德权威、道德领导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道德权威的意义与核心观点。接着，总结回顾中国传统和现代伦理道德体系，厘清中国文化情境下道德权威应该具备的道德原则、要求、特征和表现等。然后，对十三位受访者开展深度访谈，搜集有关道德权威的详细、真实、具体的信息，应用内容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凝练出中国组织背景下道德权威的内涵、结构和维度内容等。研究发现，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道德权威包括一般性道德、职业性道德和权威性道德三个维度，依次代表着道德权威的道德广度、道德精度和道德高度。中西方的道德权威在内涵和结构上既有重叠，亦有差异，呈现出“核心观点一致，本土特征突出”的特点。
第二，本研究开发了在中国组织情境下，适用、可靠和有效的道德权威量表。根据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本研究阐述了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内容，清晰地界定道德权威的内涵和维度，收集道德权威量表的题项素材。具体地，通过深度访谈，从组织管理实践中获取大量题项信息，通过逻辑推理，总结描述道德权威的核心题项，编制了包括15个题项的MASCO初始量表，并对该量表进行了预测试。根据预测试结果，对初始量表进行了修正，在删除1个题项后，形成了包括14个题项的道德权威量表。进一步地，对修正后的MASCO量表进行了两次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结果表明：修正后的MASCO的信效度均达到较佳水平，道德权威的三因子模型也得到了确认。通过上述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本研究开发了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正式量表(MASCO)，为后续开展道德权威的实证研究提供测量工具。
第三，综合考虑人格、认知和价值观因素作为道德权威的关键前因变量，实证检验上述前因变量对道德权威的影响。通过专业的问卷调查平台收集数据，应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所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人格特质方面，宜人性对道德权威及其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尽责性对职业性权威有正向影响；开放性对道德权威及其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在认知因素方面，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对道德权威及其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在价值观因素方面，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庸价值观和集体主义对道德权威及其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