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出发对于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展开研究，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1.城市社区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了社区一词并阐释了其含义。滕尼斯于1887年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Gemeinschaft”，该词是指由拥有类似价值观念及生活习性、关系密切的同质人口形成的团体或共同体。后来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将该词译成了英文“community”。学者罗伯特·E·帕克将社区一词定义为“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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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在汉语中是外来词，1933年，我国学者费孝通将“comunity”一词译为“社区”并引入中国。社区一词引入中国后，我国学者从多种学科角度对社区进行定义，例如学者郑杭生认为社区是在人们靠共有文化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生活活动区域。后来随着政府职能及治理格局的转变，社区一词也正式引入了政府工作之中。2000年民政部给了社区一个明确官方的定义：“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虽然国内学者对社区的定义不一而足，但是通过总结分析，可以概括出社区的三个显著特征：地理区域、互动关系、共同情感，它是人们居住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共同的利益诉求、文化认知、共同情感为基石，彼此之间充分沟通合作，对该区域有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目前社区通常被划分为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两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人口结构、功能等方面。城市社区主要是由从事非农业或者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居民，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情感诉求，遵循一定规则的城市生活共同体。我国的城市社区实际上是一种居民自治组织，民政部将其定义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它是在社区居民意愿的基础上，能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推进居民自治，为居民提供服务，解决社区内各种问题，促进社区成员更好地在本区域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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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1.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社会运动研究的初代理论，主要是学者们对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社会运动的思索和凝练。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不同，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了理性选择假设。该理论以集体行动理论的中心命题即成本-收益的权衡为基础，提出了早期资源动员理论，即将动员对象看作一个理性行动者，之所以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社会面上可获得利用的资源总量骤增的结果；个体是否参与一项集体运动，参与到何种程度，是人们对利益的理性权衡和选择。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即资源调配下社会运动的组织以及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后来许多学者将框架构建与分析、动员结构研究纳入了资源动员理论当中。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石大建等将资源动员理论划分为三个维度：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本文也是在这三个维度基础上对于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展开研究
（1）资源动员
资源动员维度包括物质、媒体、网络、时间等物资资源，这一维度的主要研究是早期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运动发起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取足够的物质资源支撑，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都认为组织内外资源对于动员十分重要。
（2）成员动员
成员动员维度主要涉及可动员潜在成员、人脉关系网络以及动员成员的机制。其核心宗旨是首先发现识别可以动员的成员，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动员其参与到社会运动进程之中。通常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进行解读，处于同一网络的人们会产生更为相似的文化、情感或价值观念，更容易做出统一的集体行动。以成员动员维度为基础，需要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哪些人是可以动员的潜在力量、运用何种手段能够让这些居民参与到运动之中；何种社会及组织结构更有利于动员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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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现状
（一）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历史发展
1.单位制时期：以政治动员模式为主
单位制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重要的城市管理制度，在改革开放后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治理单元，单位制是一种有着强组织结构的制度，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度集中治理单元。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亟需发展，社会资源总量严重短缺。在极度匮乏资源的情况下，国家只能集中掌握并分配包括物资、就业、福利等重要资源，因此基层治理的权力较小，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领导，逐级进行管理。单位制是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它的建立使我国在物质资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将所有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关键领域建设之中。党和政府依托单位制自上而下进行管理，各单位承担强资源分配的职能，除此之外还会承担强政治管理职能，可以充分地对群众进行人员管理、思想宣传教育、组织动员等，因而各单位内部都有强凝聚力，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应对突发危机事件时主要以政治动员模式为主，这种动员模式具有较强的权威性、阶级性、强制性和群众性，以行政命令及政治权力为主要的动员手段，动员对象以人民群众为主，利用政党权威、媒介宣传、群众运动等方式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由于这一阶段我国物质资源相对不足，“生产自救”成为了当时我国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借助高效率、高统一的单位制，以行政系统为主导，单位依靠“组织关系”自上而下动员群众，对匮乏的资源进行整合及分配；文化资源在这一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动员模式具有极强的宣传能力。党和政府自身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借助树立先进典型、媒介宣传、情感共鸣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迅速调动群众情绪，发动群众运动来共同面对公共危机，因此这一时期动员能力极强，效率较高。但是这种动员模式的弊端和它的优势一样明显。首先动员对象单一，社会参与程度低。这一阶段应急所需的物资、资金等基本都由政府承担，政府应急管理负担过重；在动员时主要是针对单位内居民进行动员，尽管群众积极性很高，但是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依附性。其次，政治动员模式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和政治权力进行层级动员，单位作为基层治理单元权力较小，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决定进行动员。突发危机事件强调应急的及时性，政治动员模式会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影响应急效果；采用的动员方法较为强烈，例如群众性运动等，会影响应急管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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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现状
1.社会支撑应急物资，政府筹集效率更高
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应急资源配给要求社区能够迅速筹集所需物资以保障居民需求，因而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保障，对于应急物资的筹集、整合是进行应急动员的关键所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位，自身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相对较少，需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各方力量进行物资筹集。结合前文分析，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政府简政放权，社会治理重点下沉，社会资本不断流动，政府直接掌控的物质资源相对减少，因此社区仅靠上级政府进行物资调配分发难以满足居民应急需求，需要通过社区网络，动员各方力量迅速进行资源筹集整合。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加之城市社区自身建设发展，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不断融合，连接性更强，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因而社区能够动员管辖范围内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群众，使得重要应急物质资源能够无障碍快速集中、调配和使用，应急治理所需的物质资源获得可持续保障。综上，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在物质资源动员层面上，一方面依靠政治动员，通过上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分发，再由社区分发给居民；另一方面则需要社区凝结各方力量，结合本社区居民需求，快速动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进行物资筹集，因而物资筹集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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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25
(一)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存在的问题 .................................. 25
(二)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0
四、疫情防控背景下北京市H社区应急动员的创新实践 ................. 33
(一)北京市H社区概况 ............................. 33
(二)北京市H社区应急动员的创新实践 ........................... 33
五、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对策建议 .............. 42
(一)物质资源维度:激活资源活力,强化物资管理 ...................... 42
(二)人力资源维度: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主体合力 ..................... 43
五、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对策建议
（一）物质资源维度：激活资源活力，强化物资管理
1.摸清资源储备底数，设立应急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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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摸清社区资源底数，一方面可以利用科研项目、社会普查、经济普查等方式，梳理“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和“项目清单”1，盘查社区资源储备底数。另一方面，组织策划丰富活动，实现各主体围绕社区工作的“公转”，激活社区内部治理，盘活各类社区资源，例如通过开放式党建让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第二，鼓励社区设立风险防控专项资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合理预算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政企合作等方式，设立一定的应急专项基金。同时完善社区内部同应急治理相关的基础设施，为应急动员效用的发挥打造一个有人财物保障的社区环境。通过前置完善设施的工作，减少社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中的动员阻力。
2.建立物资储备机制，强化资源监督管理
首先，健全常态化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社区在面临应急物资储备数量不足的问题时，常态化的物资供应链是保障其应急物资的重要路径。可通过多个社区联合，构建联合物资储备机制，实现信息化、数据化的资源流动，以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物质资源不足的难题。也可以构建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应急物资调配系统，依托网格化管理，将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应急物资供给企业纳入网格之中，将其有机连接起来，在系统中实现对应急资源的有机整合。具体来说，就是汇集整合应急资源种类、数量等相关信息，形成详实、精准、带有定位的全国性应急资源管理信息，以保证能够实现应急资源的高效流动配置。在社区内部划分网格进行精细化管理，各网格设立网格长，网格长作为负责人对其辖区内的现有应急物资储备及使用情况、应急物资供给企业进行信息收集汇总，将这些信息上传至信息管理平台，建立全国应急物资调配及共享机制，全面提升我国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效率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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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格局不断转型，社区制也在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基层治理基本转变为社区制，国家对社会的动员不再囿于单一的政治动员，而是以基层社区为基本单位进行精准动员。想要提升社区应急动员能力，更需要多元主体能够有机参与其中，而动员实质上就是将各类资源快速集中、整合。因此本文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出发对于城市社区应急动员展开研究，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目前城市社区在应急动员时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资源底数不清，空间配置失衡；人才配置不足，动员能力有限；群众参与热情低，社区共识凝聚弱等。本文结合北京市H社区在疫情防控背景中的创新实践，该社区在进行资源动员时依托网格化，首先进行初次动员，动员辖区内积极分子；再以积极分子为媒介，带动其他居民参与疫情防控，即二次动员。这种模式更适用于处于熟人社会或者居民自治较完善的社区，但同时H社区的应急动员也可以给其他社区提供一些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社区提升应急动员能力的几点对策建议：从物质资源层面上，摸清社区资源底数，设立应急专项基金；建立物资储备机制，强化资源监督管理。从人力资源层面看，推动社区治理资源下沉，强化基层工作减负；建立长效人才机制，提高队伍应急素质；优化激励保障机制，多元方式动员参与；充分发挥网格力量，强化主体组织合力。从文化资源层面，丰富动员宣传手段，引起主体情感共鸣；建立内部信任机制，凝聚社区内部共识；加强应急宣传教育，提升居民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