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选择1950年-1964年的《山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山花》的发展历程、编读互动状况、所刊发的文学作品，对这一阶段《山花》的整体面貌与刊物特色进行研究，以观照贵州当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站位。
第一章 《山花》的历史概述
第一节 从《贵州文艺》到《山花》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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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指出未来的文艺工作要“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①《人民文学》作为中央文艺刊物，对全国的文艺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其发刊词一方面表明在日益安稳的政治局势下，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路线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以工农兵为主要有生力量的“新型文艺”得以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确立其核心地位，贵州当代文艺便在积极的氛围中开始运行、生成。
《贵州文艺》的创刊是当代贵州文艺工作的重要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在贵州久未熏染当代文化的土地生根发芽。“十七年”间的《山花》先后搜集刊发了大量民间文学、民族史诗乃至花灯、金钱板和山歌等地方文艺形式，更刊发了“工人作品特辑”、“农民作品特辑”。在其流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出版周期的变化和刊名的更易，但始终没有改变对“工农兵视角”的坚持和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
一、创刊：贵州当代文艺的起点
《贵州文艺》的创办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形势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贵州文艺》为代表的地方文艺刊物不仅是我国50年代文化政策实践的典型产物，也是国家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取得长效治理的表现。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空前胜利地大会师了。”①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重大文学事件，这次文代会商定了未来数十年中国文艺的工作方针与前进方向。周扬在此次文代会上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扬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言人，以胜利者与预言者的姿态指出“广泛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将被建立”②并且“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将成为未来的文艺工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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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山花》的刊物运作：定位与模式
通过成立出版总署、文联、作协等文化管理机构进行覆盖式管理，并对文艺刊物进行“分类、取消、保留、创办”的一系列筛选后，无产阶级逐步掌控了文化产业，尤其掌握了文学期刊的出版的发行权力，进而掌握了对“文学”的解释权；同时，在“现代文学”时期大行其道的“同人刊物”退出了历史舞台，“标志着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会的组织方式基本结束了”。②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由中央到地方逐级覆盖的刊物管理模式，并切断了“现代文学”的审美传递，将50-60年代的“当代文学”引导向“人民文学”与阶级叙事。
《贵州文艺》与《山花》是贵州解放和建国后历次政策落实的产物，也是贵州在“十七年”间最核心的文学刊物，它们毫无疑问地以参与进了贵州当代文学的营构中。相应的，“工农兵文学”的取向和传达国家政策的模式通过以发刊词和稿约为代表的副文本和刊物办行模式折射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贵州文艺》与《山花》传达了“国家”与“人民”间相互的声音。
一、刊物定位——以发刊词和稿约为中心
发刊词与稿约是文学期刊的重要副文本。所谓副文本的概念源自叙事学学者让·热奈特的《广义文本导论》——主要用以指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正文本周边的序、跋、扉页引语或题辞、封面画、插图、注释、附录、广告等，甚至包括标题、副标题、版权页等“副”文本因素。③任一种传播媒介在筹备阶段和草创阶段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其有关自身的定位，即是所谓“传播者的自我形象”①。发刊词和稿约共同定下了整个刊物的运行基调，规范了该刊物将要展现的文学面貌，故而此二者是窥探刊物定位的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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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花》的构成要素：编者、读者与作者
第一节 编者的隐秘出场与意义
编者作为刊物的实控人，其出场往往通过“编后记”等形式。所谓“编后记”，是指一个刊物的编辑者以刊物的名义对某事物、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发表自身观点的方式。它包括且不限于“编后记”、“编者按”和“编辑部的话”等多种方式。通过梳理“编后记”这一重要副文本，可以看出该刊物的价值取向和办刊倾向，对研究当代文学期刊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50年代初期，受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的指导，各级各类文艺刊物被纳入计划经济的统一管理中，“自流”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在管理逻辑上采取垂直化、一贯制的机关式管理。1951年11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整风学习会，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使前者成为领导性的艺术评论和文艺学习的刊物，后者成为领导性的发表创作指导创作的刊物。”②由此，两大“中央级”刊物成为指导全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晴雨表”，通过“编者按”等形式与读者进行沟通的模式也由中央刊物逐渐向地方刊物扩散并在“十七年”的文艺刊物运行中形成常态。
不同于“中央级”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两种刊物中编辑频繁、高调地出场，如《文艺报》从1949年到1966年共出版342期，发表编者按达244条①，《贵州文艺》与《山花》的编者相较而言极为低调，这是由“地方文艺刊物必须接受中央文艺刊物管理和领导”的方针决定的，地方文艺刊物的编者往往只需要响应上级号召，并不需要过多地“发声”。《贵州文艺》与《山花》在1950年-1964年间仅刊出过十余篇“编后记”或具有相同性质的文章，其中编者的出场普遍具有针对刊物运行的指引作用和对外部社会与文学之关系的评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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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读者的“仲裁”及其形式
新的政治体系的确立，将文学的社会功能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匹配如此强烈的功能需求，对文学艺术的管控也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新的文艺作品是为了哪些读者而生的，读者在文艺活动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义。为了使文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具，对其生产机制中的产生、传播、消费等诸环节占有重要地位的“读者”群体进行制约规范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程，“新中国文学系统构建起了一个整体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秩序，作为读者的工农兵在文学活动中被赋予权威的地位。”①对“工农兵读者”的想象与代言形成了“十七年”文学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
一、“工农兵读者”文学空间的建构
“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真正得以实现的过程。”②“十七年”的文学发展实际上承接了解放区的文学传统，这种诞生在革命中的文学传统本身即具有强大的读者意识——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最坚实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强调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能否得到“工农兵读者”的认可。这样的文学风习无疑为“工农兵读者”这一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根据和实施路径。
对“工农兵读者”的身份建构首先在舆论营造中发酵起来。中央文艺刊物《文艺报》中刊发评论文章《面对劳动群众来稿的不正确的态度》指出：
“在这时，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而办的报纸，就必须足够地重视一切来信，倾听他们的呼声，积极地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这是每一个编辑人员应当引以为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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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花》的文学风貌:以短篇小说、诗歌、特写为例 ........... 54
第一节 主题、人物与叙事——小说研究的三个维度 ..................... 54
第二节 诗歌创作中的“颂”与“风” ........................ 67
第三节 平凡中窥见伟大——特写创作 .................. 74
第四章 《山花》与贵州“十七年”文学 ........................... 81
第一节 贵州文学工作的道标与园地 .................................. 81
第二节 贵州文坛与全国文坛交流的媒介 ..................... 85
结语 .............................. 90
第四章《山花》与贵州“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贵州文学工作的道标与园地
文学论文参考
由于地处偏僻，边缘化几乎成为贵州当代文学的代名词，但也正因为此贵州当代文学的生产除了受到全国性的文艺政策与《人民文学》等中央文艺刊物引导影响外，几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生成特点。一方面，身为贵州省内在1950-1964的十四年岁月中唯一由省文联负责编辑的通俗文艺刊物，《贵州文艺》与《山花》记录了新中国初期贵州文艺发展的原生态；另一方面，作为贵州文艺唯一的本土阵地，后来数十年间在中国当代文坛大放异彩的“文学黔军”也孵化、成长与此。
一、贵州之变的文学呈现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以其自身的优点成为构建文学史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要素之一。①文学期刊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现实世界的变化，如《人民文学》刊载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第一朵报春花”的开放，思想与文学迎来“文革”后的全面解禁，“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大行其道；再如《当代》凭借重新扬起“百花齐放”的方针，推动了当代文学生产对政治话语的祛魅。而从《贵州文艺》到《山花》，”这份文学刊物可堪作为一面投射着当代贵州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生生不息的风云变化。
首先，当代贵州的演进体现在经济结构上。“从经济视角考察文化、从文化角度观照经济，经济与文化越来越紧密地联姻。”①《贵州文艺》中所反映的贵州经济状态相当真实。在“三大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经济建设的国策落实定埠之前，贵州的经济结构以粗放农业为主。这一特点从《贵州文艺》所刊载的文本中可以得见：1950年到1953年的《贵州文艺》中所刊载的文艺作品几乎以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作为主题与创作出发原点，如蹇先艾的小说《春耕》《农民的怒吼》，诗歌《农村小唱》《农民张树林》，民歌唱词《植树谣》《破襟襟，水草鞋》等，在这些文本中频繁涉及贵州在解放前缺乏技术指导的农业水平、粗糙贫瘠的农村生产状态和精神萎靡的农民。而在1956年后，随着贵州基本建成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改善，《山花》中所刊登的文本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描写工业生产景况的文本成为《山花》主流，《家家灯明亮》《汽油桶的故事》等小说反映了贵州工业体系逐渐完整后，居民生活面貌发生的巨大改变，《歌颂明日的钢都——遵钢》《颂化铁炉·外一首》等诗歌展望了贵州未来宏远的发展前途，反映了工业建设的卓越进步，可谓“一步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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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贵州的当代文学发生于1950年，伴随着省会贵阳和全部省境的逐步解放，贵州文学在百废待兴的历史境况中开始复苏，一朵娇艳“山花”在黔地崇山峻岭中悄然开放。
《贵州文艺》与《山花》作为贵州文艺的“活化石”而存在着，它们记录着贵州在建国初期的十余年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演进，作为贵州当代文艺的滥觞，《贵州文艺》与《山花》为贵州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完成了初期的经验和人才积累。客观地说，贵州开展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并不坚实，这个沉寂在西南一隅数千年的边地在20世纪50年代面临着从近乎零开始的经济基础、积弱衰微的政治残余，更甚被迫面对着尚未被扫清的敌军匪患，而传媒则负载着对社会大众造成影响、渗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领导权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期刊需要承担起在战火余烬重新凝聚起人民群众的团结心、同情心的重任。《贵州文艺》的创立背负着来自国家重托和贵州人民的殷切盼望，它的成功运行意味着贵州在经济、政治等社会基础方面的治理初见成效。从功能上来看，它是一架矗立于文学与贵州之间的大桥，一方面沟通着文学与政治，不遗余力地传递着政治话语，引导贵州文学与国家意志之间发生和谐完整的协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份质量卓越的文学刊物，以其内嵌的文学追求在疾风骤雨的时代声音之间保留了贵州文学纯粹的一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