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日本留学论文，本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典故、典故词语、用典三者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中央文献用典的范畴和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在界定过程中，笔者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不同视角的创新。从词汇学角度将中央文献的典故词语分为三大类，每一类别都有各自的特征和独特的翻译方法。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外宣工作的开展，近年来我国的政治文献陆续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向世界介绍我国的方针政策、施政策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围绕中央文献的翻译研究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国家领导人著作中的诗词典故解读一直是翻译研究学者关心的热门话题。用典翻译在加强文化自信、传播东方文化韵味、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何将用典中蕴含的文化意蕴准确传达并被受众接受是一大难点。
目前习近平用典的翻译研究已经逐步展开，学者基于各个理论视角对用典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较少有基于阐释学的相关研究。基于以下两点内容，笔者认为从阐释学视角进行用典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文献学、修辞学、训诂学的发展表明古代典籍需要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而习近平用典虽然属于政治文本，但作为其典源的典故均取材于古代典籍，既然来源于经典就必然涉及到对意义的解读和阐释，同时，从阐释学的定义来看，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阐释(Auslegung)”，也就是说，典故词语的翻译过程也就是译者的“阐释过程”，故而阐释学可以为中央文献的用典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阐释学强调读者理解的重要性，重视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这与用典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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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及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习近平用典的概念界定及其翻译方法归类
翻译研究离不开对文本及语言现象的归纳总结。本部分首先结合汉语中典故及典故词语相关概念对习近平著作中出现的典故词语进行界定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典故词语不同日译方法的具体特征和产生原因。
（二）习近平著作译者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研究
习近平著作的翻译涉及到中日两方的译者群体，不同的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翻译词语的选择直接影响译作的风格和译文质量，本研究将阐释学的“前理解”及阐释四步骤等相关概念与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和主观能动性两方面相结合，深入考察中日两国译者翻译活动的限制因素、在阐释过程中与原文本的互动关系等内容。
（三）习近平著作中典故词语译文的接受效度研究
阐释学将读者这一接受主体纳入了翻译研究范围，而读者的接受效果是检验翻译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在“视域融合”的理论指导下考察采取不同典故词语译文的接受情况、中日不同译本的视域融合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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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习近平相关著述翻译及传播研究综述
领导人著作一直是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热点，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发行以来诸多学者围绕其译本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笔者分别以“习近平著作”、“习近平、翻译”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发现，截止到2021 年 10 月共有文献 400 余篇，在此基础上仔细研读文献标题、摘要和论文主题后进行进一步筛选，剔除无关数据后得到有效文献共 340 篇，其中博士论文 5篇，期刊论文 335 篇。在下文中笔者将从翻译和传播两大视角对 340 篇文献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论述。
2.1.1 习近平相关著述的翻译研究
以习总书记相关著述的翻译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共有 298 篇。从研究语料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领导人著作及其译本，如李钰婧（2017）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及其日译本为研究语料探讨了习近平著作的跨文献交际效果；赵祥云（2017）、宫宇航（2020）、刘奎娟（2021）分别从不同维度考察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译文的翻译策略；薛悦（2020）将《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译本对比研究；张晨星、崔小清（2021）考察了《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及其英译本的翻译特征等等；第二类是演讲、讲话、新年贺词等文本译文，如习总书记 2015 年西雅图外交演讲：（胡燕、汤堃，2017）；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修刚、李运博、花超，2018）；习总书记抗战胜利 70 周年讲话：（朱鹏霄，2019）；习总书记 2020 年新年贺词：（姜晓敬、荣正浩，2021）；习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演讲：（张丽、汪少华，2021）；习总书记抗疫国际讲话：（冯正斌、苏攀，2021）等等。
从涉及的语种看，英语数量最多（259 篇），其次是日语（13 篇）、俄语（6篇）、韩语/朝鲜语（6 篇）、法语（2 篇）、德语（2 篇）、越南语（1 篇），还有11 篇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有维吾尔语（3 篇）、藏语（3 篇）、蒙古语（1篇）等。
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多为某个或某类词语的个案研究，如外交话语（任庆亮，2021）；特色词汇、文化负载词（卓欣莲，2020）、（韩宁，2020）；四字格、熟语（郝苗，2016）、（李玥，2019）；重要表述（杨明星，2016）、（卿学民，2018）；特殊句式（王友良，2019）；隐喻（曹灵美、王宏，2017）；用典（张晓希，2019）、（姜雅明，2019）、（陈大亮、陈婉玉，2019)；标题、注释、图文等副文本（陈风华、刘春，2017)、（陈双双，2018）的翻译研究。宏观层面则是从具体的翻译案例出发，考察译文的整体翻译效果或翻译问题，如读者接受（尹佳，2016）、（熊正，2020）；翻译规范（赵祥云，2017)；译者主体性（王晶、郭佳，2019）；国际形象（楚树龙，2015）、朱伊革（2018）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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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典及习近平用典翻译研究综述
2.2.1 用典翻译研究
以“典故、翻译”、“用典、翻译”进行检索发现，用典的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基于典故翻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类别的研究比较宏观，不拘泥于具体的翻译文本，力图全面把握典故的翻译状况。如郭丁（2020）从翻译的角度将典故分为三类，并通过大量有针对性的译例提出了各类典故的英译方法，甄春亮（2004）基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探讨了用典的四种翻译方法，认为译者必须识别哪些是典故，并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来翻译；二是国内外典故翻译的对比研究。如夏敏（1998）论述了汉语典故英译的词典译法和行文译法以及英语典故汉译的直译、意译和变通翻译法，兰洁（2011）从语用隐含的角度和文化传真的原则探讨了英汉典故词语互译的可行性策略；三是结合具体文本的典故翻译研究。如诗词典故翻译：顾正阳（2004）结合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案例，提出了译出典故人物名字、介绍典故中人物、介绍典故情节、介绍典故内容等等共七种诗歌典故的英译方法；李崇月、李静、李文（2008）从《毛泽东诗词》的八个英译本中选取了经典案例进行对比，发现中西方译者对典故的处理方式有很大的共通性；文学作品的典故翻译：许宏（2009）以《尤利西斯》的典故注释为例探讨了典故注释的翻译原则，高玉海（2012）以《红楼梦》俄译本中的“金陵十二钗判词”的翻译为研究对象，从典故、谐音、拆字等修辞角度切入，探讨了《红楼梦》俄译过程中的信息缺失和弥补手段。综上所述，典故翻译研究一直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点，而随着《习近平用典》系列丛书的出版，中央文献中的典故翻译研究也逐渐引起各界学者的关注，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详细阐述以习近平用典为语料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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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框架 ....................... 15
3.1 阐释学 ...................................... 15
3.1.1 理论缘起 ............................ 15
3.1.2 阐释学中与翻译相关的核心概念 ........................... 16
第四章 用典翻译的“效果历史”：习近平用典阐释方法研究 ............................... 30
4.1 术语界定 ............................. 30
4.1.1 典故 典故词语 用典 ...................................... 30
4.1.2 中央文献中的用典界定及分类 ............................. 36
第五章 用典日译的“阐释主体”：中日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 59
5.1 中方译本的阐释主体——官方主导的翻译机构 .......................... 59
5.1.1 阐释主体的“前理解” .................................. 60
5.1.2 阐释主体的阐释过程 .............................. 65
第六章 用典日译的“视域融合”：受众的译本接受研究
6.1 问卷调查概况
6.1.1 问卷设计
本文在上两章结合案例详细分析了中央文献典故词语的翻译方法和不同译本中译者的主体考量，问卷题目将在上两章的基础上选出具有典型性且容易引起分歧的案例，具体问卷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本选定
第五章中分析统计了中方两个译本、日方三个译本中的典故词语的翻译情况，由于日方三个译本中『珠玉のスピーチ集』（一）和『珠玉のスピーチ集』（二）出自同一个翻译机构，且在译文质量上和译者语言能力上前者明显要优于后者，因此本章问卷题目的中方译本选定为外文局翻译的『国政運営』（一/二）和编译局翻译的『運命共同体』，日方译本则确定为日中翻译学院和武吉次朗教授共同翻译的『珠玉のスピーチ集』（一）和三潴正道教授翻译的『習近平の思想と知恵』。
二、典故词语的选择标准
中央文献中的典故词语数量多且内容丰富，仅一个译本中就有四五百个典故词语，虽然问卷中的题目越多，所得的数据就越详细。但是题目越多，答题者填写题目的意愿会降低，认真度也就会降低，这样所获得的数据的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将译本中出现的相同的典故词语进行筛选，最终拟设置 36 道题目。
中方译本相同的三十五篇文章中共有 221 例典故词语，其中词及词组型共有151 例，句子型共有 70 例。由于词型仅有 3 例且译文无歧义，因此选定 10 例词组型典故词语。而句子型典故词语中共有 15 例相同译文，且很多案例只是现代日语释义和汉文训读这两种翻译方法上的差异，译文在意思表达上并没有不同，所以在选择案例时更侧重选择使用同一翻译方法但是在用词和典故理解上有差异的案例，最终确定句子型典故词语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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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语
7.1 研究内容总结
本研究以阐释学为主体理论依据，结合译介学理论对近年来的习近平著作的典故词语日译及其在日本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系统、综合的考察，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本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典故、典故词语、用典三者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中央文献用典的范畴和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在界定过程中，笔者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不同视角的创新。从词汇学角度将中央文献的典故词语分为三大类，每一类别都有各自的特征和独特的翻译方法。其中词及词组型典故词语的阐释方法有五种（汉字还原法、释义法、训读阐释法、仿译法、加注法），句子型的典故词语共有四种（汉字还原法、汉文训读法、现代汉语释义法、加注法），相比较于单纯的翻译方法介绍，本章结合译介学和阐释学等相关理论，着重分析每个阐释方法的历史渊源，明晰了每种翻译方法的应用情况和使用特点。
其次，在典故词语的翻译方法界定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阐释学和译介学的相关理论从文本内外两个方面、中日两个文本、语内和语际两个阐释过程对典故词语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深入的考察，希望为中央文献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作出补充和完善。在我国当前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翻译界，“中国文化应该由谁来译”这个问题一直受到翻译界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中方译者还是外方译者，均应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探索更好的翻译形式。从文中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央文献典故词语的翻译方面，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有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目的和翻译风格，因而翻译策略也会有所区别。和外国译者相比，中国译者对中国文化更熟悉，而且他们对中国文化更充满信心和自豪感，对文化拥有更多的认同感。外国译者的一些翻译策略的新的尝试也开辟了典故翻译的新路径，只有中日译者通力合作，中国文化才能有机会得到真正的诠释和传播，从而促进和其他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