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先是对海归高管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进行了阐释，然后对股权集中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再引入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产权以及行业性质，针对不同性质以及处于不同成长时期的企业，探讨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绩效贡献，因此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调节手段，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赢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化发展方式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粗放式的模式难以为继，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回顾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了一定进展。部分学者从公司治理要素入手，探讨了所有权结构[1][2]和高管激励[3]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探讨了政府法规[4][5]、非政府环保组织[6]以及企业客户群[7][8]等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的影响。然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行不仅需要考虑企业的外部环境，更需要与企业自身战略发展和市场定位相匹配。所以，作为企业的指挥者和决策者，高管团队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高管的海外经历在公司治理和企业战略实施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频繁与国际形势日渐复杂等影响，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呈增长之势。海归高管往往被认为是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载体[9]。既有研究已验证海归高管具备更加良好的教育背景[10]、更优秀的专业技能[11]和更强的环保感知力[12]，这些要素可能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优势资源。然而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具备海外背景高管可能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Cellini以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样本为基础，实证指出相较于本土高管来说，海归高管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性[13]；刘凤朝等研究指出海归高管由于自身的职能优势与本国国情不能够实现契合，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沉没成本进而阻碍了技术创新[14]；Huang发现海归高管回到本国企业后，难以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从而难以获取外部融资，进而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15]。那么，在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的浪潮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法得到统一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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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第一，以企业股权结构为切入点，探讨了股权集中度是否会对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丰富了海归高管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并且进一步揭示大股东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为企业股权结构特征、海归高管行为决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第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演进过程，揭示了大股东在海归高管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中的动态性治理特征。以往研究侧重于从静态视角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而本文细化甄别企业的成长时期，综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内容，从动态视角考察股权集中度调节效应的作用边界，拓展了有关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补充了相关文献。
第三，基于产权性质与行业性质两个维度，验证了大股东治理效应存在的企业异质性。本文突破静态分析框架，分析了股权集中度在海归高管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之中影响所表现出的产权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这一方面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相关研究，在另一方面也为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完善股东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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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2.1.1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因素的研究回顾
梳理关于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因素的现有研究，主要是围绕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两方面展开的。其中外部制度环境客观存在，并且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出台的环保政策与法令法规、利益相关者的绿色诉求、群众的环保意识、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新闻媒体关注等方面。内部治理环境主要包括股东治理、组织支持因素、公司高管行为和员工环境意识等。
许士春等以我国重污染行业的数据为基础，分别研究了排污税、排污许可、可交易的排污许可三者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实证研究指出这三种环保规制手段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9]。王娟如等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指出两类规制手段均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有正向诱导作用,但是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提升管理者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20]。边明英以国内交通运输业的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的财税补贴政策也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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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高层梯队理论
行为理论的观点指出，企业决策者是连接企业内外部的枢纽，其自身的经历和价值观念等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过程。Hambrick和Mason（1984）以有限理性假说为出发点，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该理论指出，高管团队的特征展现出企业所处环境的特征，企业所处的环境也能够持续塑造高管团队特征。其次，在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企业高管的认知和经验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可以通过高管团队组成人员的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来对高管人员的特点和经验进行系统性地推断。
1994年，Hambrick对影响高管团队决策的影响因素重新进行了梳理，将其细化为团队人员构成、团队结构、人员激励等，并且指出CEO等主要高管在团队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这之后，Carpenter等学者再次优化和调整了对该理论的阐释。他们用风险偏好、人力资本、在团队中所处层级等概念代替人口统计学特征，添加管理者自主权、决策动机等变量完善理论的作用机制，更加全面的反映了高管团队的决策过程[69]。
由于高管团队的隐性特征难以进行观测和数据化分析，有关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热点集中于高管团队的显性特征。对隐性特征研究的匮乏也制约着该领域的发展。为了突破研究瓶颈，学者们开始注意到高管人员的学术背景、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军旅背景以及绿色背景等特殊变量。权小锋等通过对上市公司高管的军旅特征进行分析，指出高管的军旅背景显著的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70]。张信东和吴静基于心理认知理论与高层梯队理论，通过考察高管海外工作背景、人力资本等因素，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能够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产生积极的影响[44]。刘凤朝等以高层管理团队的组织架构为切入点，指出海归高管的人力和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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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 ............................... 20
3.1 海归高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 20
3.2 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21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6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26
4.2 变量测量 ............................................. 26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1
5.1 描述性统计 ................................. 31
5.2 相关性分析 ................................... 32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表5-1为描述统计结果的报告。其中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自然对数的最小值为0.425，最大值为7.08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参差不齐；均值0.425与最大值7.085差距较大，这反映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较低。海归高管人数均值为0.867，中位数为1.042，最大值为8.744，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海归高管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股权集中度的均值为0.370，最小值为0.034，标准差为15.246，指标波动程度较大，并且均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普遍呈现出集中的特征。控制变量中，杠杆水平最小值0.014与最大值2.290差距极大，说明不同公司之间资本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自由现金流均值为0.074，最小值为-0.470，最大值为0.484，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悬殊，表明不同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发生额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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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关于海归高管的经济后果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议题，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的相关观点，本文认为海归高管具有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然而，已有研究指出，拥有多数海归高管的企业的创新并未表现地更好。因此，本文尝试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去探究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股权集中度作为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会影响管理层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方向。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到股权集中度对海归高管的经济后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先是对海归高管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进行了阐释，然后对股权集中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再引入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产权以及行业性质，针对不同性质以及处于不同成长时期的企业，探讨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
首先，海归高管具有显著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即企业存在海归高管数量越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越好。根据烙印理论的观点，海归高管受到海外发达国家价值观和商业伦理等的影响，自身会形成相应的内在特质，相较于本土高管，海归高管环境意识更强，并且会更加注重企业的声誉管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降低环境负外部性，向外界各主体传递积极的信号，正面塑造企业的形象，而且具有环境友好性的特征，会受到海归高管更多的关注和推崇。“知识溢出效应”表明，海归高管掌握着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稀缺性的知识，这些是企业是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优势资源，并且海归高管因其自身更强的风险偏好，相比之下更加关注企业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和成长，更愿意为绿色技术创新带来可持续效益买单。从上述几个方面讨论，海归高管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其次，股权集中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随着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升，海归高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增强。随着企业股权结构的集中，股东的话语权就会更大，能够在“主人翁意识”的推动下更有效地起到监管作用，越有动力采取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的战略。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使企业建立长远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因此大股东会更加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另一方面，大股东的这种“长期战略”导向可以有效地缓解高管人员的短期利润压力减少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股权集中度在海归高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升，海归高管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