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围绕发展数字经济和提高碳排放效率的现实问题，考察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碳排放的持续增加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了北极冰川融化、气候反常、病虫害增加等许多极端现象，阻碍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此减少碳排放成为了需要世界各国携手面对的重要议题。在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197个与会国家共同通过了《格拉斯气候公约》，140多个国家承诺要达到净零排放，巴西等100多个国家承诺2030年前停止滥伐森林，40多个国家承诺逐步禁用煤炭。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的大户，2020年碳排放总量占到了全世界的30.7%，积极承担起了碳减排的重任，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此，我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启动碳排放线上交易市场等，这对全世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数字产业不断发展；数字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不断融合，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步伐。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内部的分工逐渐明确，管理制度逐渐完善，一方面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资源损耗，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整体规模为45.5万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6.2%，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9.8%。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3万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1.9%，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3%，构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7.2%，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2.5%，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成果显著，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其对实现碳减排的影响也成为了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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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1）数字经济的内涵
Tapscott(1996)[1]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一词，并对数字经济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但由于Tapscott并未给数字经济进行精准界定，因此各个国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日本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广义的电子商务，美国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国际网络、电子化企业、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的总和，澳大利亚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的进步过程。Lane(1999)[2]认为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所构建的基础框架上对现有电子商务进行的改造；Mesenbourg(2001)[3]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了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经济发展模式数字化；Kim(2002)[3]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信息技术进行交易的一种经济形态；Carlsson（2004）[5]、何枭吟（2011）[6]、Turcan V等（2014）[7]以及张雪玲和焦月霞（2017）[8]认为信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与核心，基于此改变现有的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郑健壮和李强（2020）[8]总结了数字经济的特点，包括数字化、虚拟化等；乐颖等（2020）[10]认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前提、以数据为发展动力、以平台为发展方式的经济形式。而本文采用中国信通院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2）数字经济的测算
许多国家和相关机构都对数字经济水平进行了测算。联合国际电信联盟的ICT发展指数，全面衡量了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应用和人力资本等情况。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准备度指数，着重介绍了在信息化领域发展好的地区的先进经验。欧盟从宽带接入、人力资本、互联网应用等角度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美国商务部提出的数字经济框架，包括了经济领域的数字化程度、经济活动和产出中数字化的影响等。在国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赛迪顾问、上海社科院、腾讯、财新智库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水平进行了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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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效率：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2.1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的理论基础
2.1.1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型关系假说[111]，后由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引申到环境层面，认为当经济较为落后时，环境污染水平较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往往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展经济，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变得愈发严重；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污染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逐渐减少[112]。关于拐点的出现，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方面影响环境质量；有学者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高要求，强化了环境保护的压力；有学者认为是环境规制的强化导致了经济结构的绿色化；有学者认为随着自然资源的存量不断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自然资源价格升高，促进了经济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还有学者认为随着资本充裕度的提高，减污投资的规模增加构成了环境质量和收入间倒U型关系的基础，这些探讨丰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解释。
2.1.2资源基础理论
Wernerfelt(1984)[113]提出了基于企业层面的资源基础论，Barney(1991)[114]和Peteraf（1993）[115]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由相近企业组成的大集体中。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作为资源的集合体，每个企业拥有的资源不同决定了其竞争力的差异。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异质性资源，其主要特征为有价值、稀缺、不能完全被仿制、无法被其他资源替代、获得成本低于资源自身的价值等，拥有这些资源的企业可以收取经济租金。其次，由于资源模仿成本高或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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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
2.2.1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数字经济对于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从以下两方面体现：一方面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减少碳排放，数字经济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数字化产业拥有环境友好型特征，比如腾讯2021年启动了碳中和规划，蚂蚁集团承诺实现净零排放；其次，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线上办公、远程学习、在线政务等，将一部分人类活动转向虚拟空间，助力构建低碳生活方式；最后，数字经济的产生可以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一系列人类活动提供最优解决办法，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资源投入，从整体上实现节能减排。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数字产业本身带给经济极大的发展动力；其次，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断融合，有利于传统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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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分析................21
3.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演变特征...........................21
3.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21
3.1.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30
第4章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38
4.1 研究设计..............................38
4.1.1 模型设定....................................38
4.1.2 变量选择.............................38
第5章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48
5.1 空间计量模型..............................48
5.1.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48
5.1.2 空间自相关检验......................................48
第5章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5.2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5.2.1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了全局莫兰指数来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1。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年份，碳排放效率的莫兰指数是显著为正的，因此各区域之间的碳排放效率是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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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细致的观察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本文绘制出了三种权重矩阵下2005年和2020年我国碳排放效率的莫兰散点图，如图5.1。我们发现，大部分省份在第一三象限，即大部分省份属于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如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天津等省份属于高高集聚，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新疆、宁夏、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甘肃、山西、河南、青海、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属于低低集聚，基本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另外，各省的莫兰指数由原来的较为分散变得集中于原点，表明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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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发展数字经济和提高碳排放效率的现实问题，考察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对数字经济和碳排放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影响机制；其次，测算了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和碳排放效率，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以我国2005-2020年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5-2020年间，各省数字经济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经济冀、珠三角、长三角和四川地区增长最为明显。分区域来看，平均数字经济水平的排名是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但中西部发展速度最快，其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且目前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已落后于西部地区，排在最末；就分类指数来看，数字产业化的排名是：东部、西部地、中部、东北；产业数字化程度的排名是：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第二，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效率都有所提升，在地理维度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碳排放效率递减的趋势。分区域来看，各区域的碳排放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大于中部，大于东北，大于西部地区，但东北和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发展速度较快，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发展最慢。
第三，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可以显著提高碳排放效率，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等因素对碳排放效率也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都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则不明显。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尤其是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地理临近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对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一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会促进周边地区碳排放效率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