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些复杂和新型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在影响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同时会影响人民生活质量，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轻外部性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经济发展早期，我国大力发展工业和制造业，追求较高的经济总量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果且经济增速放缓，绿色经济成为时代主流，政府部门逐步重视传统经济转型的重要性。绿色生态平衡和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稳定动力。党的政府会议多次强调将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国家，政府，企业都秉承保护环境，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生态理念。同时，经济健康发展与高新技术创新紧密联系，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新鲜血液，也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公民身体健康受到危害、稀缺资源消耗巨大、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等。经济转型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成为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选择之一。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逐步实施各项环保政策,构建各项约束性指标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环境污染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作为一种规制手段直接作用于企业，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加快生态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虽取得快速发展但我国制造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资源利用率低，创新动力不足，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制造 2025》提出“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再次强调了制造业的发展要兼顾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问题。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环境规制政策的约束对象，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又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从不同角度研究制造业企业具有时代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入手，在倡导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研究背景下，以研究制造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文章首先实证分析制造业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的正负，验证“波特假说”理论在我国制造业中是否成立，即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抑制了企业创新还是促进了企业创新，或是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其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文章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企业异质性，具体检验不同制造业企业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最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以环境规制存在二次项为基础，在“波特假说”的成立的基础上，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环境规制则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将继续探究不同制造业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不同类型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门槛效应，本文则考虑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的门槛值。以上三个方面是本文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以“波特假说”的成立性引出对异质性企业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门槛值的研究。
1.2.2 文章结构安排
文章具体研究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内容主要分别陈述了创新与绿色协调发展的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为出发点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本部分还主要介绍了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确定文章的主要内容、研究问题以及总结文章中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及述评。本部分内容主要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文献综述的内容包括三部分：“波特假说”成立的文献综述；“波特假说”不成立的文献综述；异质性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按照以上三个方面来详细梳理相关文献，找出已有文献研究的未及之处，由此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部分：相关理论基础。本文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外部性理论、成本理论、波特假说理论、“污染避难所假说”以及异质性企业理论。本部分对相关理论的介绍为环境规制在我国制定实施以及验证“波特假说”和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
.........................
2. 文献综述
2.1“波特假说理论”文献综述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会受利益驱使而过多追求利润而忽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因此，企业在规避成本时会排放不达标的污染物，其带来的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成本。基于此，各国政府都纷纷出台环境保护政策规制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行为。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早期，这种强制性的规制政策规范了企业的行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热情。环境规制政策提出后，是否会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激烈讨论。
由于各国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的起步不同，规制的方法和领域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表现出一定差异性。所以，各国学者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该研究主题依然存在一定研究价值。研究初期，传统规制理论学者Gray（1987），Dension（1987），Gray 和 Shadbegian（2003）认为政府或相关部门制定的环境政策通常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资金使用压力，进而可能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随即，美国学者Michael Porter(1991)对传统的环境规制理论提出挑战。波特首先指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负向关系并非是稳定不变的，这种关系可能会随着政策实施、时间推移或规制强度增加而发生逆转，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上升压力会倒逼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早期会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额外成本，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称作“遵循成本”效应；在长期内，环境规制强度会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而不断提高，同时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过程，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会倒逼企业投资于研发创新活动。企业在长期面临不断增加的规制成本时，通常会选择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来降低能耗和污染。基于此，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或是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活动满足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谋求长期成本最小化，企业在成本压力下进行的研发创新活动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被称作“波特假说”。
.........................
2.2 异质性企业创新文献综述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在生产经营中承担了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也担负了自主创新的重任。Saviotti(1996)在其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并驾齐驱，较强的创新能力决定了国家的综合实力。Cao(2016)在其文章中提出，不同企业在各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面对成本上升时的研发投资决策不同。Chiaromonte 和 Dosi(1988)在研究企业异质性时主要从企业自身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企业自身的创新意愿、创新能力，管理方式、企业文化，企业存续历史等异质性因素决定了企业创新能力高低。Feldman 和 Audretsch（1999）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会影响创新能力，异质性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Greunz（2004）通过考察欧洲制造行业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相同类型的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之间存在稳定的差异性，并且同类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共同点。董俊武（2004）研究发现企业的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企业竞争行为和技术创新以异质性为基础才能准确找出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共同因素。张江雪，蔡宁（2015）基于行业异质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孙晓华，周玲玲（2010）测算了工业行业的企业异质性程度并证实了异质性是造成企业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李平（2007）利用 probit 模型研究表明同行业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异质性，企业间的个体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赵伟，韩媛媛（2012）同样利用 probit 模型验证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同时，对含有外商资本的企业创新能力存在差异性影响。王华，赖明勇（2010）研究企业异质性的结果中发现企业经营中是否有外资参与这一因素并不能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两者关系不显著。易靖韬（2015）运用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证明企业异质性会通过企业高管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温军，冯根福（2012）研究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显著不同。史宇鹏，顾全林（2013）发现异质性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是因为不同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同。刘悦，周默涵（2018）将环境规制政策纳入研究异质性和企业创新的体系内，阐述了环境规制在长期内会提高异质性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研发投资效率。
..........................
3.相关理论基础..................................17
3.1 外部性理论............................17
3.2 成本假说理论..................18
4.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22
4.1 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22
4.1.1 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23
4.1.2 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22
5. 实证分析......................... 28
5.1probit 模型介绍...............................28
5.1.1 模型介绍.......................28
5.1.2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28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选择和变量选取
5.1.1 模型介绍
技术创新是社会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内推助力，创新活动最终会落实在微观层面企业个体的决定和选择上。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更有利于检验环境规制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离散选择模型属于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范畴，适用于以微观个体为对象的研究，该模型能够对个体行为进行经验性统计分析，适用于多个学科领域。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企业个体，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 Martin（2008）构建离散选择决策模型更适合微观企业研究。在常见的离散模型中，Probit 模型是一种广义的线性模型，服从正态分布，克服了 Logit 模型的诸多局限性，使用条件较 Tobit 模型也更加宽松。Probit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可以定义为一个 0,1 变量，即被解释变量的发生依赖于解释变量。
5.1.2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本文所使用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取我国沪深两市 A 股 2007-2015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处理数据的中，剔除了在 2007-2015 年间未连续存续的企业以及数据不完整的企业。同时剔除 ST 企业、净利润为负值、资产负债率大于 1、股东权益小于 0 的样本后，最终获取 758家企业，6822 个样本数据。
.......................
6.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首先，本文以制造业企业全体为样本初步实证检验了“波特假说”理论在我国的成立性；其次，本文先检验了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整体的影响；同时将全体制造业企业分别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非外资企业，分别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并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背景下再次检验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作用。最后，对异质性企业进行门槛回归，探究异质性企业的门槛效应的差异性。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以制造业为全样本实证检验“波特假说”，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在总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第二，市场化程度放大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放大作用。环境规制会通过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起加速促进作用，相反，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有加速抑制作用。第三，按照产权性质划分后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均存在抑制作用，但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考虑市场化程度后发现：环境规制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抑制作用；反而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抑制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强于制造业民营企业。第四，环境规制对不同资产性质来源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存在差异性。首先，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外资企业创新活动，抑制了制造业非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其次，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同样促进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抑制了非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影响的作用比全样本的影响作用更强烈，体现了市场化程度的放大效应；最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抑制了制造业非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是由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外资企业数量少，环境规制的作用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