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构建了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发展为核心维度的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2003-2021年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发展指数均值由0.053上升到0.234，年均增长率为8.56％，但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然而，在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背后，却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这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经济增长路径已经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应当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其稳定性、高效性、低耗性和协调性能转变发展思维[1]，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标志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经济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可见，高质量发展已大势所趋，但任重而道远，在现有条件下，如何突破发展瓶颈，为高质量发展寻找新的动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下一个阶段至关重要[3]。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作为继工业经济时代后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基于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的“数字经济”出现次数愈加频繁，并蕴藏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巨大潜能，数据和信息要素作为打破传统资源约束和增长极限的法宝，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也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2017年我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在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十九大等重要会议中明确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十四五规划也指出了要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数字经济成效显著，特别是在步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下，数字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逆势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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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以2003-2021年为研究时限，在构建甘肃省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甘肃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绪论、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水平测度、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甘肃省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
第一部分：绪论。首先，详细阐述文章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便于读者对本文的研究主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说明研究甘肃省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其次，概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最后，指出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首先，回顾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内涵、指标测度、实现路径、经济效应和两者间关系等方面进行归纳整理，并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述评；然后，详细阐述了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基础，即新经济增长理论，产业融合理论和绿色发展理论。
第三部分：从不同角度探讨两者的影响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为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
第四部分：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水平测度。从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应用水平三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甘肃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接着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第五部分：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适应甘肃省省情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得到综合指数，并运用相应分析方法探究甘肃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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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2.1.1数字经济发展
（1）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
对数字经济内涵与本质的明确阐述，构成了探索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石。20世纪40年代，报纸《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首次提到了“数字经济”一词，随着二进制和计算机的诞生，拉开了数字时代的帷幕。数字经济的首次概念界定出现在Tapscott Don的著作《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中，他指出将互联网效应融入经济发展过程后，会形成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这就是数字经济[5]。Mesenburge提出数字经济主要由电子商务以及服务于电子商务的产业所组成[6]，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数字经济还应包括相关的其他方面，Brent R.Moulton的观点是：数字经济并非只涵盖电子商务，还而是涉及到诸如IT（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相关领域的数据传递[7]；Kling R、Lamb R认为数字经济还应包括数字商品与服务以及IT行业[8]。
目前，就数字经济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不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相关机构和学者基于各自的关注点和理论基础对数字经济内涵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将数字经济看作一种经济活动，何枭吟指出，数字经济涉及商品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全新的经济范畴[9]；裴长洪则认为，数字经济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经济效率，不能把它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10]；G20杭州峰会提出，数字经济是由一系列经济活动构成[11]；上述研究尽管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存在着不同，但都认为数字经济就是一种通过使用数字信息科技来改变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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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新经济增长理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质”的提升离不开前期“量”的积累，即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系统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其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取决于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操作技能熟练度”、“提升劳动者的有效工作时间”、“减少工作量”等途径，借助扩大资本生产规模，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92]。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会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因此通过抑制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扩大投资规模[93]。大卫·李嘉图则指出利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94]。总之，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理解到了劳动、资本、社会分配对提高劳动效率的影响，并关注到了资源的局限与稀缺，然而，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科技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未提供适当的研究工具和可供利用的研究数据，且过度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因此，得出“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看法。
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构建经济模型，Harrod[95]是最早构造出经济模型的——G（产出增长率）=S（储蓄率）/V（资本产出比），得出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Domar[96]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似的经济模型，合成哈罗德-多马模型，将劳动和资本设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两种投入要素，得出经济增长不稳定的结论。Solow和Swan[97]联手构建了索洛-斯旺模型，假设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是恒定的，并且考虑到经济的动态变化，接着，他们逐渐放宽了这个假设，假设规模报酬稳定，在劳动力和技术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无论经济的起点是什么，都可以重新回到平衡的增长轨道，而人均产出的提高则依赖于技术的进步。通过分解生产函数，能够得到“索罗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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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 21
3.1 直接效应分析 ................ 21
3.2 传导机制分析 ............................ 23
3.3 门槛效应分析 .............................. 26
4 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水平测度 ...................... 28
4.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现状....................................... 28
4.1.1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支持 ......................... 28
4.1.2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 28
5 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 37
5.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37
5.1.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37
5.1.2 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 38
6数字经济对甘肃省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6.1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水平（hq）：上文已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出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高质量发展指数。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上文构建了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发展为核心维度的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有关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会对地区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一是能够对市场进行充分的调控，并通过在民生等领域的投入，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倾斜以及其它的有利条件；其二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反而会抑制地区的发展活力，甚至造成资源错位的现象，不利于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政府财政支出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值对甘肃省的政府干预程度进行表征。
金融发展水平（fin），金融机构的数量越多，越能够为个人、企业、政府等不同的社会主体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进而提升整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投资活跃度，繁荣经济运行情况，为保证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本文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对甘肃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表征。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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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构建了两者的评价指标体系，且运用熵值法测算了甘肃省14个市州2003-2021年的数字经济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其次，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ArcG is可视化分析对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最后，建立了面板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本文构建了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发展为核心维度的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2003-2021年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发展指数均值由0.053上升到0.234，年均增长率为8.56％，但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始终处于较高水准的是兰州市和嘉峪关市，发展指数均值位于全省前列，而定西市、陇南市指数均值处于末位；对于数字经济增长速度来说，增速最大的是甘南州和平凉市，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3.58％和12.73％。
（2）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出适应甘肃省省情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2003-2021年甘肃省在稳中向好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由2003年的0.084上升至2020年的0.250，年平均增长率为5％，发展水平最高的是省会城市，而水平较低的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将其划分为五大区域，陇中地区高质量发展状况良好，发展指数均值为0.191，甘南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发展指数均值为0.111。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未来转移趋势较小，等级跃迁的概率较低且多为向上转移；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稳步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整体发展水平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