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并且基于技术创新性特点，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机理，为后续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数字经济已经从信息产业方面扩散到社会多方面。数字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渗透不断加快，改变着传统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丰富了产业内容和产业层次，产业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数字经济活动成为引领发展、产业转型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经济引领了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各国相继发展数字经济，并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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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1.2.1.1数字经济内涵及测度研究现状
在学术界学者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各不相同。Jaakkola（1991）描述了信息技术的扩散过程，并认为信息技术改变了产业结构[1]。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Don Tapscott（1996）在其出版的著作中认为数字经济是以其数字化的形式通过网络传输的，所有的信息最终都以数字化形式表达，相比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更高级化[2]。Negroponte（1996）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基础变得信息化的经济，数字经济是信息数字化的转变[3]。美国学者Beomsoo Kim（2002）称数字经济为“新经济”，认定其是特殊经济形态，是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的[4]。在2008年以后数字经济的内涵也不断拓展。Heeks（2008）认为数字经济是货物、软件和基础设施，服务和零售，内容的生产及销售这三个层面组成的[5]。在对全球11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后，Knickrehm等（2016）从产出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使用这些数字工具来完成工作的硬件、软件、数字中间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以及与之相关的数字技术和员工共同创造的产值为国内生产总值（GDP）[6]。Bukht和Heeks（2017）认为，生产部门、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数字技术部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主要来自于以数字技术，或者数字商品或服务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其商业模式构成数字经济的定义，由数字部门和新兴的数字平台服务组成[7]。国际经合组织（2017）所定义数字经济是由数字化的生产制造产品、订购交易活动和基础设施与服务组成的[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认为狭义的数字经济是电子中介平台和活动，广义上数字经济是更多的数字化活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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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
2.1.1数字经济
2.1.1.1数字经济定义
Don 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时代》中提出了数字经济概念，阐述了网络化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变革，以及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新技术创建企业[57]。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将数字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数字化概念由此而兴起，描绘了人们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数字化活动[58]。美国商务部在1998年、1999年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2000》等报告[59]。数字经济的概念在20世纪末得以出现、传播并被广泛接受，数字经济也在技术的飞速迭代、商业模式的创新下持续快速发展，给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带来深刻的变革[6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数字经济是商品服务贸易。法国认为数字经济是在经济活动中普遍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澳大利亚数字经济部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由ICT技术形成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球网络。英国从产出角度将数字化投入，如数字技术、数字设备、数字产品和服务等带来的产出总量定义数字经济。随着数字技术会不断地拓展，数字经济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数字经济认识是一个过程。在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中：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载体是使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现代信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数字经济是作为结构优化推动力的经济活动[61]。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技术、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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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产业竞争力理论
产业竞争力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某国的某一特定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和持续盈利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竞争能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而言[67]。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提出了由市场需求、生产要素、相关配套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基本要素以及政府行为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共同作用的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68]。产业的比较生产力是竞争力的实质，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产品，并由此让消费者愿意接受的综合能力。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区域概念，突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位优势等各种因素。
2.2.2库兹涅茨经济增长理论
西蒙·库兹涅兹通过对多个国家人均收入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的得到增长，工业在产业结构中逐渐占据较大份额；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工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逐渐在降低，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69]。库兹涅兹指出，各个不同部门在生产体系内部会随着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差别，处理不好经济结构变化，就不能很好的促进经济增长[70]。在他的理论中，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属性是服务业的革命，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得到发展，并且服务业也在此过程中吸收到了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一个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就业的变化是其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经济的增长势必会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同时科技的进步和结构变化也会促进经济的增长[7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不仅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以交通通讯革命为代表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很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对社会资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更多。库兹涅兹的研究实际上是表明了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方向，实现劳动力由一二产业更合理的向第三产业的流动，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作用更强，能够促进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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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 16
3.1 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作用机理分析 ........................................ 16
3.2 指标体系构建 ........................................ 17
第4章 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实证分析 .................... 30
4.1 模型选择 .............................. 30
4.1.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30
4.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30
第5章 数字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41
5.1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差异化发展 .................................... 41
5.1.1 形成以政府指导为导向的发展机制....................................... 41
5.1.2 聚焦资源特点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 .............................. 41
第5章数字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5.1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差异化发展
5.1.1形成以政府指导为导向的发展机制
中央政府要精准配置，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各省按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来发展现代服务业，缩小省份之间发展差距避免出现“鸿沟”现象，补齐发展短板。积极推动各省提高现代服务业集约化发展水平、引导各类集聚区培育产业链，打造具有产业特色、配套功能的各类载体，提升带动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开展跨省合作，健全对跨省合作的激励机制。政府加强发展政策的解读与宣传，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做好整体发展规划，制订并完善各省发展指导目录，更好地指导调整完善相关产业政策。
探索省级政府、企业之间发展模式，提供现代服务业发展运行的稳定基础，缩小省际之间的发展差距。提升政企互动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畅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解决企业的问题。产业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应保证突出重点，集中投入，聚焦龙头企业竞争优势不足的转型升级等方面，形成精准性、持续性、成长性和叠加性的政策体系，并保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依据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状况，定期视龙头企业扶持效果适时进行动态调整。鼓励和扶持发展前景好、吸纳就业多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中小型服务企业进行深化改革，发挥挖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整体规划产业发展，打破固有的“各自为政”思想，实现产业的跨行业、跨地区整合，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区向更高层次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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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整理全国各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利用PVAR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0年共计10年的数据，定量研究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1）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对彼此相互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弱外生冲击力，基本依赖自身惯性发展。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贡献了6.61%的解释力比现代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1.49%的解释力弱，表明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比现代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小。
（2）在受到冲击时，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的波动状况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都具有时间差异性，在当期达到最大值，并逐渐下降，随后缓慢上升直至稳定。短期来看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其冲击作用逐渐减弱乃至最终趋向稳定。说明了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由此可见，实践上要在发展中期加强对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的要素投入。
（3）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作用呈现出“凹陷”状的区域异质特点，现代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解释能力呈现“凸出”状的区域异质特点。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东部（13.52%）>西部（11.90%）>中部（7.08%），即东部地区最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效果微弱；现代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部（34.65%）>东部（14.37%）>西部（4.86%），即中部最强、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颠覆了传统上对东中西地区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认知。因此，积极缩小我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新的“发展鸿沟”是值得关注的新命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