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伙伴国贸易便利化与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两者之间的关系。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迅速蔓延，各国经济发展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而贸易作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环比下滑了13%，其中，第一季度环比下降5%，第二季度下降幅度高达19%。而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改善，全球贸易在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与放宽的贸易限制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也开始缓慢回温，在2020年下半年实现反弹，环比增长11.6%。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全球经济波动不定的情况下，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却呈现逆势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的跨境电商更是释放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中国跨境电商自发展以来，就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态。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规模从疫情前的10.66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并于2021年继续上升至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尽管跨境电商的增速受疫情影响有小幅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跨境电商作为电子商务和外贸的结合体，将成为推动全球贸易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加剧，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加征关税和增设贸易壁垒为特征的贸易保护行为，也都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国际组织一直在为开放各国市场、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发展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为消除非关税壁垒制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1996年达成《信息技术协定》，2015年通过《重大减免关税协定》。而后，2017年实施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更是成为推动贸易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自该协定生效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国就积极地执行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并取得了稳步进展。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2月22日，74.3%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与义务已经得到成员国的承诺履行。并且，据世贸组织估计，全面实施该协定将使贸易成本降低14.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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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对贸易便利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贸易便利化也逐渐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目前，针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便利化的内涵、贸易便利化的测算指标与方法以及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三个方面。
(1)贸易便利化的内涵
目前，贸易便利化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一个统一且固定的定义。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有部分国际组织和学者对其进行了阐释。早期，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贸易便利化来源于程序的简化与统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加快货物运输、简化海关过境手续。柴利和董晨（2019）认为简化协调国际贸易制度和手续即是贸易便利化的本质。葛纯宝等（2020）将一些国际机构和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内涵阐述归纳为：收集、处理、传递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数据，简化和协调阻碍货物通关以及贸易政策执行所涉及的行为、惯例和手续等。史亚茹等（2022）认为贸易便利化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削减边境成本的措施。尽管关于贸易便利化概念的阐述有所不同，但所传达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关于简化国际贸易程序、缩短货物运输时间、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削弱贸易壁垒以及降低贸易成本等一切有利于促进贸易发展的相应措施的统称。
(2)贸易便利化的测算指标与方法
在贸易便利化的测算指标方面，分为单维度指标和多维度指标。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贸易便利化的单一措施的影响，如交通基础设施（Demurger，2001）、港口效率（Clark等，2004）、信息技术（Chaturvedi，2010）、物流绩效指数（Felipe，2010）、商品出口所需时间（Persson，2013）等指标。但是，Wilson et al.（2003）考虑到贸易便利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非只局限于某一方面，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维度进行了扩充，选用港口效率、海关环境、监管环境和电子商务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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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作用机理分析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于1973年在其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而产生的一系列成本，这些成本按交易流程可分为五类，即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所产生的费用、谈判和签约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督促条款按时履行的费用、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额外费用以及解决交易纠纷的费用。科斯还指出，市场中的企业可以将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按照不同特征进行划分归类，然后根据交易成本所属分类采取更为合适的交易方式、交易条款及交易政策，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而后，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其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对交易成本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陈述。威廉姆森从契约的角度出发，根据交易发生的时间先后，将交易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签约前的交易成本，指的是在签约前发生的起草、谈判和保证落实某种契约的成本。另一类是签约后的交易成本，指的是在签约后发生的成本，如创办和运作管理机构的成本、保证条约生效的抵押成本、交易偏离规定引起的成本以及处理纠纷的成本。此外，在交易成本理论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研究角度对其进行过定义。如阿罗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张五常教授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组织、维持和实施一项制度安排的所有费用，这些定义也使交易成本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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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
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作用渠道：第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升直接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产生影响；第二，贸易便利化分指标的提升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产生影响；第三，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产生影响；第四，不同类型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产生影响。
2.2.1 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直接影响
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和实证检验，大都发现贸易便利化能够促进贸易顺利地开展，同时，可以通过规模扩大效应促进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规模。在过去的传统贸易时期，国际贸易存在较高的贸易壁垒，这就导致在贸易过程中会降低贸易效率并产生较高的贸易成本，严重挤压了企业出口贸易的利润，从而制约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在早期，方晓丽等（2013）就通过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可以体现在一国制度安排的优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的生产效率，增大企业的出口规模，而且可以吸引更多企业出口，进一步促进一国的出口规模。如今，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以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工作。持续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削减关税以畅通资源和优化配置，简化通关程序以减少货物在海关的滞留时间，努力提升政府措施的透明性，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创造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和健康的金融服务环境，这些举措加快了货物等要素的流转，减少跨境电商企业的产品积压，有利于刺激企业的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跨境电商产品的出口数量，从而提升跨境电商的出口规模（付韶军和杨文静，2022）。Fontagne et al.（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与贸易规模的扩大存在正相关关系，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0%，出口国的贸易规模将增加40%，这就表示贸易便利化的提升能大幅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另外，马梦燕等（2023）研究指出，贸易便利化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产品的出口质量，从而有助于促进跨境电商企业的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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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测算和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现状分析 .................. 25
3.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25
3.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25
3.1.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28
4 伙伴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35
4.1 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变量的度量 ................ 35
4.2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35
4.3 模型的检验 ................................. 36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5.1 结论 ...................................... 51
5.2 政策建议 .......................... 52
4 伙伴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4.2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同时加入贸易便利化TF、汇率EXCH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构建了拓展的引力模型，以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LnE Xjt=β0+β1LnGDPjt+β2LnCGDP+β3LnDIS+β4LnPOPjt+β5TFjt+β6EXCHjt+β7FTA+γj+θt+εijt （4.2）
其中，EXijt表示中国在t年对国家j的跨境电商出口规模，CGDP为中国的国内生产值，GDPjt代表国家j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POPjt代表国家j在t年的人口规模，EXCHjt则表示在t年国家j货币兑换人民币汇率，DIS表示中国与国家j的距离，TFjt为国家j在t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而FTA为虚拟变量，表示是否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是则取1，否则取0。γj和θ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贸易便利化指数和外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原始数值较小而未取对数，模型中其余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关于解释变量的预期符号、理论依据以及数据来源，如下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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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首先，本文选取了2009—2019年中国90个跨境电商伙伴国家的数据，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海关环境、规制环境、金融服务以及电子商务5个一级指标，基础设施质量、海关清关效率、政策透明度、银行稳健性和互联网用户占比等20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伙伴国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样本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其次，利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伙伴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然后，在稳健性检验中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分指标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接着，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渠道。最后，按照伙伴国所在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收入水平的不同进行分组，拓展性分析了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总指标和分指标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评价体系对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所选样本的伙伴国贸易便利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所选取的中国和另外90个国家样本中，30个的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高，而还有60个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较低阶段。另外，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处于偏低水平，贸易便利化指数为0.685，而贸易便利化程度最高的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却有0.943。由此可见，中国和很大一部分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显著。通过引力模型回归发现，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影响为正，但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样本国家中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较少。外币兑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也存在积极影响。而地理距离在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方面存在阻碍作用，因为距离越长，运输成本就越高，从而会降低中国跨境电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规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