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步入 21 世纪以来，各个国家的科技与全球网络信息化迅猛发展，国家间贸易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都在大幅度下降，为了加大自身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更多的企业将生产的产品投入到能够创造更多收益的增加值环节来提升本国的竞争力，反而减少对市场中最终产品出口份额占比的竞争，这种现状的出现使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替代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 1980 年的 7707 亿美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94150 亿美元，几十年间贸易额增长了近原来的 12 倍之多。同时，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贸易规模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货物贸易出口的第一大国，但是随着当代经济中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的高密度投入和使用，传统的服务贸易逐渐向知识型服务贸易转型，对此中国仍然处于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很多国内企业一味地追求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出口质量以及企业在服务产品创新上投入不足，致使在贸易中虽然规模增加但是获利长期增长缓慢。中国要想突破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单一的瓶颈，实现经济长久发展必须开始重视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未来的产业发展规划中，中国急需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企业提升自身产品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服务产品出口质量[1]。近些年，由于全球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均大于出口额，长期的贸易逆差更多的是来自于本国对知识型服务产品的进口，本国自身知识型服务产品技术创新不足，相关产业不发达，产业结构较低级，这些均致使中国现代服务业难以快速发展，所以鼓励服务产品在知识和技术上进步是中国的必行之举，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知识型服务贸易。
此外，很多国家在发展服务贸易中，追求“量”上的快速增长，这其实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的发展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一国出口贸易数量上增加并不能准确的代表一国经济水平的上升，而高技术、高质量的出口产品才能在国际间持续占有更高的国际市场份额[2]，所以随着研究的需要“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名词出现在时代舞台上，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起产品出口质量，希望通过测算出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来分析该产品（制造产品与服务产品居多）的出口技术水平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因此了解中国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提升中国知识型服务产品出口质量，为中国改变在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局面以及完成其在国际分工中扮演制造者的角色转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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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的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希望分析出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现状与中国各类知识型服务贸易产品出口和进口现状；利用 Hausmann 指数衡量方法计算出知识型服务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找出其 2000-2014 年变化的规律现状；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分析出中国在各个国家间的地位，以及是否具备技术上的出口优势；利用面板校正标准检验误差估计方法对影响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各个变量与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关系；结合研究结果与中国具体国情，提出能够促进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和提升其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1.2.1 研究的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希望分析出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现状与中国各类知识型服务贸易产品出口和进口现状；利用 Hausmann 指数衡量方法计算出知识型服务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找出其 2000-2014 年变化的规律现状；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分析出中国在各个国家间的地位，以及是否具备技术上的出口优势；利用面板校正标准检验误差估计方法对影响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各个变量与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关系；结合研究结果与中国具体国情，提出能够促进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和提升其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1.2.2 研究的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目前，中国在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时仍面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致使在全球性贸易的大环境下知识型服务出口举步维艰且一直处于劣势。很多国内企业一味地追求出口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出口质量以及在服务产品创新上投入不足，致使在贸易中虽然规模巨大但是获利增长缓慢。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稳健增长以及突破知识型服务贸易技术上的瓶颈，研究并掌握其贸易现状与影响因素是必行之举。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做出更全面、更具体的探析，让其更具有指导性，其存在的理论意义具体为：
第一，通过获取数据以及指数测算，对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做出详尽地分析，为日后探究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学者们提供指导和借鉴；采用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国际地位，对未来学者探析我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借鉴作用。
第二，在影响因素方面，从经济自由度、反腐败度、财政自由度和政府支出四项制度质量指标因素来分析其与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关系，勾勒出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提升的理论基础，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观点。
第三，本文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自由度、对外直接投资等十项影响因素变量，多方面分析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关键因素，从实证结果中直观的反映出中国在未来提升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一，通过获取数据以及指数测算，对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做出详尽地分析，为日后探究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学者们提供指导和借鉴；采用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国际地位，对未来学者探析我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借鉴作用。
第二，在影响因素方面，从经济自由度、反腐败度、财政自由度和政府支出四项制度质量指标因素来分析其与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关系，勾勒出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提升的理论基础，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观点。
第三，本文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自由度、对外直接投资等十项影响因素变量，多方面分析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关键因素，从实证结果中直观的反映出中国在未来提升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知识型服务贸易
目前，针对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定义和范围划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早期的国外学者认为，知识型服务在动态框架中是指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并且存在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随着数字市场的发展，其可贸易性逐年增强（Romer, Paul M.，1994）[36]。目前中国也步入信息数字化飞速发展的阶段，对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研究逐渐被更多学者关注，在 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报告中，将知识型服务定义为在信息时代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包括知识含量高、高科技水平的服务）[37]；金雪军，毛捷（2002）借鉴马克思对服务的定义和德国研究学者柯武刚对知识的理解，提出知识型服务主要是指提供将各类信息流整理、转化、储存为可用知识的服务[38]；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潘菁（2007）认为，国家间进行包含信息、金融、技术和专业的这些高新科学技术服务的贸易被称为知识型服务贸易[39]；李平（2007）、徐琳（2008）等学者均提出知识服务主要是高新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软科学知识服务，而以高新软科学知识为主的贸易即为知识型服务贸易[40-41]。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知识型服务贸易
目前，针对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定义和范围划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早期的国外学者认为，知识型服务在动态框架中是指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并且存在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随着数字市场的发展，其可贸易性逐年增强（Romer, Paul M.，1994）[36]。目前中国也步入信息数字化飞速发展的阶段，对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研究逐渐被更多学者关注，在 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报告中，将知识型服务定义为在信息时代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包括知识含量高、高科技水平的服务）[37]；金雪军，毛捷（2002）借鉴马克思对服务的定义和德国研究学者柯武刚对知识的理解，提出知识型服务主要是指提供将各类信息流整理、转化、储存为可用知识的服务[38]；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潘菁（2007）认为，国家间进行包含信息、金融、技术和专业的这些高新科学技术服务的贸易被称为知识型服务贸易[39]；李平（2007）、徐琳（2008）等学者均提出知识服务主要是高新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软科学知识服务，而以高新软科学知识为主的贸易即为知识型服务贸易[40-41]。
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本文研究的内容，将知识型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信息，高新技术（特别是高新软科学技术知识）服务为对象的贸易。根据给出的定义，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将服务分为的十一大类别，将本文研究的知识型服务划分为：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版税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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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 1871 年提出，其基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认为，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别，每个国家都会拥有其相对优势的产品和相对劣势的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时，两国间只需要出口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和进口最大相对劣势的产品即可，这样也会产生贸易并在贸易中获得利益，进一步发展了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进一步完善了绝对优势理论，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仅仅只是从国家生产技术的差异来进行分析，随后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H-O 理论模型，主要从各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差异来解释，其是指当一国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均不具有绝对优势时也会产生贸易，其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均拥有自身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资源，其中包括土地、技术、资本等，该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至此的比较优势理论被学者们定义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形势更加多元化，学者们对此又提出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42]。
2.2.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 1871 年提出，其基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认为，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别，每个国家都会拥有其相对优势的产品和相对劣势的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时，两国间只需要出口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和进口最大相对劣势的产品即可，这样也会产生贸易并在贸易中获得利益，进一步发展了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进一步完善了绝对优势理论，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仅仅只是从国家生产技术的差异来进行分析，随后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H-O 理论模型，主要从各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差异来解释，其是指当一国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均不具有绝对优势时也会产生贸易，其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均拥有自身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资源，其中包括土地、技术、资本等，该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至此的比较优势理论被学者们定义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形势更加多元化，学者们对此又提出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42]。
如今，比较优势理论针对于商品贸易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但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快速发展，更多学者开始研究比较优势是否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而针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更偏向于探讨比较优势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43]，并对此进行了众多研究，其中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史密斯（A. Smith）、劳尔（S. Lall）等，他们认为将比较优势中对传统的商品贸易研究拓展到服务贸易中，仍可以用比较优势的理论来解释，这是一个更为简单的且可适用于服务贸易的方法[44]。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一点就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这一点服务贸易产品同样具有适用性，例如，在国际贸易中，一国通讯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较低，另一国棉花生产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较低，那么两国也会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国际贸易。因为服务贸易中的许多特性与商品贸易不同，一些研究学者从要素禀赋差异方向对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例如，在建筑工程方面主要是劳动资本要素；在通讯服务方面主要是信息技术资源资本要素，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其中服务产品比较优势主要包括技术、知识等要素[45]。在服务贸易中，各个国家仍然会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出口拥有最大相对优势的服务产品，进口最大相对劣势的服务产品，实现国际间的服务贸易，而现代服务产品比较优势的要素差异主要为技术和知识，此理论为本文研究各类知识型服务产品出口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
3.1 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规模现状 .......................... 12
3.1.1 进出口总体规模 ................. 12
3.1.2 出口规模 .......................... 13
4 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分析 ....................... 23
4.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23
4.1.1 研究方法 ..................... 23
4.1.2 数据来源 ........................ 23
5 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31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31
5.1.1 变量选取 ........................ 31
5.1.2 数据来源 ...................... 32
5 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5.1.1 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重点是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中国知识型服务出口质量，在模型中我们选取 80 个样本国家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影响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各项因素，其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从而中国可以借鉴得出的结果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本国贸易发展的对策。 结合第一章文献综述，本文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知识型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货物贸易出口额、国家人口规模、基础设施等常规性指标放入到影响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变量中，之后又进一步加入了制度变量这个指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对选取的变量说明如下：
（1）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KEXPY）：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用来表示国家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是指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在很多经济学研究中被认为是反应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实际收入会增加，此时自主消费会增加，即人们购买商品的欲望增加从而进行更多的商品消费，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至某一数值时，人们会更倾向于消费无形的服务产品，其中包括具备高知识、高技术的知识型服务产品。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知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
........................
7 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相关数据对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现状与中国各类知识型服务贸易产品出口和进口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且进行了国家间比较分析，随后构建面板模型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参考文献（略）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是指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在很多经济学研究中被认为是反应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实际收入会增加，此时自主消费会增加，即人们购买商品的欲望增加从而进行更多的商品消费，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至某一数值时，人们会更倾向于消费无形的服务产品，其中包括具备高知识、高技术的知识型服务产品。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知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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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相关数据对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现状与中国各类知识型服务贸易产品出口和进口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且进行了国家间比较分析，随后构建面板模型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参考文献（略）